周红莉

　　写《生态文学与中国当代散文》书稿时，我把周荣池散文放在“人地关系”的空间结构中讨论，并提了几个问题：周荣池“恋地”的本质是恋里下河平原还是恋自我？作为“行为环境”，那个永远叫作南角墩的地方，与他的理念、他的体验、他的文化“合一”在何处？这个离家十几里还念叨乡愁的人，是如何“跳到地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的？他到底是乡村的“隔岸观火者”还是“忠实的记录者”？

　　从“人地关系”讨论周荣池乡土散文，其实是对周荣池与“环境存在”美学反应的某种追问。作为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周荣池希望“在乡土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更希望为里下河文学找到“新的生长点”。这些价值预设，决定了他接受与选择的文化景观、体验与感知的真实环境、因袭或批判的俗成理念。也是因为这种显在因素，周荣池乡土散文有了两个相对明晰的叙述路径，一个指向“文化地理”，由文獻与地理景观抵达;一个指向“地方色”，由地方的特色包括风土人情及乡村细节构成。前者寄予着文化精神的厚重，汪氏遗风较为凸显，偏于人情人性的复杂与抒情性;后者与茅盾的乡土写实相似，像是记录当代中国村落的物理标本。

　　具体来说，文化基因上，周荣池受汪曾祺的文化地理影响较大。他在《美文》杂志发表系列长篇散文，从汪曾祺生活的乡土世界、笔下的乡土世界、寻访汪曾祺生活的乡土景观、解读他笔下的乡土景观四个维度切入乡土叙述，把文化与地理两条线索交织发展，把“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搁在“乡土气”里活色生香。周荣池说：“作为汪曾祺的小乡党，我在地理和区域文化上对他笔下的乡土世界的寻找和探索有现实优势和自然责任……大淖河、上河塘、澄子河、庵赵庄、马棚湾、子婴河、泰山庙等这些被文学经典化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城市的民生、文脉、底蕴、风度和情怀。我虔诚地希望在寻找和表达过程中找到一种现实又有效的精神力量，而不仅仅是同乡后学的感性深情。”一定程度上，周荣池寻找和表达的过程，也是他主观性情与里下河地理景观丰富勾连的过程，更是周荣池凝精神聚文气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周荣池的“恋土”本质，还是恋自我本质，他与地的“合一”关系，有自然属性，但最终形成了他的情感性世界观，“地”在被赋予他的情感、他的价值后，乡土成了他表达情感世界观的物理场所。鲁枢元将这种社会性的人与环境之间构成的关系性存在，称作“社会生态系统”，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散文，称作“社会生态散文”。

　　关于“地方色”，周荣池的态度有些复杂。其一，身份定位上，他把自己判断为“隔岸观火者”。一个日常生活的离乡者站在乡村的不远处眺望乡村，在过节的日子譬如中秋，忙不迭地“从熟悉的乡道回到自己的村落”。在他这里，回家是种“顽固的私情”，是回到“根”的来处，即便那里有些幽暗。其二，情绪节奏上，“怀乡”与“怨乡”相互纠缠。作为旁观者，周荣池对村庄中冷漠的人情和蛮横的运行方式有诸多驳斥;但作为村庄人，他又始终在收集“人的温暖”，也始终盘旋在“古怪情绪”中，很像钱理群早年编写《乡风市声》散文集时流露的：“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理性历史与人文精神移步换形的情感，周荣池大概是有的，所以他写善与美也写丑与恶，写温暖明媚也写忧郁感伤。其三，时间之流，“忠于地”的乡村记录者。从散文集《村庄的真相》到《一个人的平原》再到“向上生长的村庄”系列散文，周荣池把自己浸泡在泥土的气息与乡间的死生里，也泡在“乡土最中国”的过往、现实和未来里。他说，纯粹的过去是无能的，孤立的现实是无知的，而回避未来的写作是无助的。他写《一个村庄的节日》《土地的权力》这样的文章，像在乡村大地上实施人与地的行为艺术，记录土地的暴躁、人的暴躁包括诡秘的声音，记录族亲的自然权力、公义的权力、乡愁的权力等村庄权力意识，记录节日、仪式、酒、读书人（无作用的学问）、渔民、养殖、河水、鸭、藕等丰富的存在，“体验和实验着自己的纠结、探索甚至打破”。他说，如果面对依旧生生不息的乡土，我们还是沉湎在过去，歌颂着当下而拒绝向往未来的话，那这种写作只是重复或者毫无野心和责任可言，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一场游戏。这是智者的声音。

　　只是有些忧虑。当村庄新儿女们一拨拨长大一拨拨奔向城市并在城市化中丢弃了村庄的“根”，当资本牵制的“人地关系”渐次破损或是断裂，生活偏枯了，文学会偏枯吗？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中国散文艺术范式研究”（20ZWB004）阶段性成果。F618D453-F6AD-4A44-B3E4-0C943731C6CE

　　文学港 2022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