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桔子
奶奶打来电话，她惋惜地说，地里的最后一批桔子昨夜被人摘走了，今年桔子价格还行，卖掉了一大半，这些晚熟的，皮厚，便于储存，想留到这个周末，摘来送到城里给我吃。我一听说本来属于我的桔子不翼而飞了，心里有点失落，但一想到，这样一来，省却了老人家采摘、搬运、坐车、进城的劳顿之苦，又有点感谢那个适时出现的小偷。我安慰奶奶:桔子种起来就是吃的，谁吃了都一样。县城里水果摊、超市里、网络上到处都是桔子，两元五毛钱一斤，买买也方便的。
奶奶听了又将往年的老皇历强调了一遍，桔子散卖价钱这么贵？我这里收购价一元一斤。有时候叠起来小山堆一样，倒掉也没人要，收购的人来不及运走放在路边好几天，一个都不会少。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不管你告诉她城里什么东西的价格，她就会说自己也种了，成本很低的。我又开始给她摆道理，人家各个环节都要赚点，收购商赚点油费辛苦费，小贩站街不容易也指望这个吃饭。每当听到这些，奶奶就说，这细小的桔子还养活了这么多人。但下次说起任何她家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她还是会再质疑一遍。
就像奶奶质疑城里的事一样，我很好奇到底是谁悄无声息摘走了地里的桔子。会是谁呢？老家没有工厂，也没有外来者，就排除了外地人作案的可能。那么本村谁最有嫌疑呢？都没有。全村其他三百户人，都有桔子地，别人家的桔子品质更上乘，而奶奶70多岁了，施肥、修剪枝条都是重力活，她又种了其它瓜果蔬菜和稻粟麦豆需要打理，没这么多心力花在桔子地里，自然自生结出来的果实上布满了黑芝麻一样的铜皮疣，个头还不均匀，成熟得也比别人晚。风调雨顺还好，遇到干旱，那桔子结出来的果子又硬又涩，扔在人身上能砸出一片淤青来。
口感真不好说，往年奶奶说桔子肚脐突出来的甜，我尝一口，并不是；奶奶又说皮薄个小的甜，我又尝一口，还是寡淡。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忽然比别的小孩子看得更透了。我突发奇想地告诉奶奶事实：每一个桔子，只有剥开吃了，你才知道酸甜。你告诉别人任何经验都是下了过早的定论。但唯一可以弥补的是，你觉得最甜的桔子，可以一瓣一瓣分享给别人佐证它的甜蜜。奶奶也许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理论，她理解进去了，她最宠爱聪明伶俐、喜欢类比和将心比心的孩子。
仗着无尽的疼爱，我就生出许多任性的怪癖来。拿我吃桔子来说吧，有个坏习惯，就是只吃桔子汁和果肉，会把渣吐掉。或者个头特别大的桔子，用吃柚子的方法，将一大瓣掰开来像一朵盛开的花，放在舌尖上吮吸，果肉的薄膜一甩手扔掉。隔壁阿明的爷爷是个种植高手，阿明到了我奶奶家，奶奶从酒瓮里掏出来储藏了一个冬天的桔子，这娃就不知好歹，嫌弃这桔子口感糙，他说自己家的桔子都是吃桔子带皮，还不吐渣，因为没渣。
这时的我又出来维护了，虽然觉得自家桔子确实上不了招待贵客或者选去比赛的台面，但奶奶的辛勤劳动我看在眼里，用汗水浇灌结出来的果实，却希望别人能珍惜和肯定。每当这个时候，用各种阿明他没听过的词汇和成语，狠狠夸赞了自己家的桔子。什么酸爽适口、回味无穷等，夸得阿明词穷，无力反驳，夸得一旁的奶奶不好意思了。她说，没这么厉害吧，我吃一口看看！一边吃一边笑，看来这桔子地不能丢，不能荒，以后，不管亚亚到了哪里，奶奶都能给你送到。而这十几年来，金秋时节来城里送桔子，成了我和奶奶之间的约定。
那天，奶奶在电话那头不停地自问自答，是谁摘走了桔子？是桔林隔壁那一家错摘了吗？可她家没有踩过露水的脚印，应该不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处理方式。我说，奶奶去派出所告诉民警吧！
傻话，几个桔子值什么钱？宝贝疙瘩吗？传出去被别人知道闹笑话。农村的老人就是这样，除非现金或者存折或者金银首饰不见了，才会觉得是遭贼和失窃了，一般地里的东西不见了，是不会去报警的。他们永远奉行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唯一一个安慰自己的念头就是那个摘桔子的人可会良心不安一辈子。
不久后的一天，我在一个广场上看到和奶奶年龄相仿的人正在卖桔子。脑海里忽然闪现一幅场景，雨夜里，年迈的奶奶没有撑伞，站在半山腰的桔林里，望着空荡荡的枝头叹气。于是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奶奶，告诉她，电视上说吃太多桔子很上火的，本来每年这个时候我牙痛会发作，今年桔子吃得少，牙口一直很好。
奶奶又被我说宽心了，仿佛桔子被偷走了是天意，她最后不忘记补充一句，等黄豆熟了，给你捎点去。我娇嗔，奶奶啥记性，黄豆不是六月豆吗？还得等明年。奶奶说自己种了十月豆。我放在心里想，豆子真好，有两季，想到夏季的黄豆炖猪蹄，想到冬季黄豆现磨成热豆浆当早餐，一股豆香味涌了上来。
桔子被谁摘走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奶奶还在，明年地里还会再长出来许多许多的桔子来。
妹 妹
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我的梦里却疾风狂雨，家里老房子的一根要紧的椽木垮掉了。那些依附在椽上的瓦片像鱼鳞纷纷脱落，砸在熟睡的家人的脸上。瓦片从梁上脱落的时候是轻盈的，弧形的；但砸到脸上，却化成尖锐的三角利器，割得人辣辣生疼。梦是先兆，事实紧跟其后。不过这次并非栋梁倒了，而是民警白纸黑字寄达的探视书到了。有时候人出了祸事，比房子的半边栋梁倒了的后果严重多了，房屋垮了可以修复，而将一个偏离主流的人扶正，却漫长无望，持续的时间会很久。
通知单的原文是寄给户口所在地，那里仅住着我不识字的奶奶。老人家以为只是普通的黄皮信件，从小店取来后，拆开，叫人代看。之前，她只对村里人说她这娃出去打工去了，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
而这封毫无防备的信，却将极力隐瞒的秘事昭告天下。老人家因为几十年没有自己撒谎打自己的脸，全脸肌肉松动，上面一排牙齿全部脱落，面颊凹陷。看着老人遭遇这突来的变故，善心的邻居加我微信，她用手机将探视书拍成照片，转给我。
邻居的手机像素不高，发过来的字迹有点模糊，但上面最清晰的这一行，用加粗的宋体写着：要求于本月19号探视，地点：省城某戒毒中心。我打电话安慰了因羞愧而得病的奶奶，答应她每个月按时探视那个不懂事的人，她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我有隔几天清空微信的习惯，但因为有了这照片版本的探视通知，我再也不敢轻易清理手机上的垃圾文件，我怕错过了这一个月规定的仅有一次的探视，我怕我的记忆会模糊，我怕记不住这一月一次的约定。
而此后，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妹妹深切的期盼，假如那每月唯一的一天，没有到场，那么等探视的人群都走散，妹妹浮肿的眼皮必定是红肿，她会在冰冷的斗室四壁，是用头撞墙呢，还是就此放弃改造，继续沉沦？不，我奶奶说，那不叫改造，不叫坐牢，也不是犯罪，只是戒毒所。
有什么区别呢！我在心里想，她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她对那种罂粟花上了瘾。让任何关于她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家的无数次震动。可是，谁都又不能放弃这唯一的一根摇摇欲坠的椽木。
在从小县城的公交车、到动车、搭乘省城地铁、出租车的兜兜转转下，我终于到了一个像军事管制区一样荒凉的所在。我俯身递上了自己的身份证，两个面善的民警安详地坐在柜台里，做探视证，对我低声说了一句工本费五元。
我摸遍身上所有东西，手机、卡、包包都存在那个寄物箱里，正踌躇着回去拿，才发现刚才那扇门已经锁上。这时，一双干瘦的手，朝我挥了挥，他告诉我他也是来探视他的弟弟，他从裤兜里摸出五元钱。我看了他的身份证，和自己同岁，他身后跟着白发丛生的老母亲。我还想跟他说，下次来探视，我们一起结伴来。他却告诉我，家里事情忙，一年才会来看一次。他弟弟已经是第三次，第五年在这里生活了。
我向他道了谢，又看了看他身后的老母亲，她的眼珠子里有很多白色的块状物凝结着，和她雪白的头发辉映，她不停地叹气又深深吸气，让人猜不透是失望还是期待着什么。我的母亲没有来，这些离别的、伤感的场面，我绝不想让她参与进来。我会转述探视的结果，当然是挑好的告诉她，宽慰她。让她的头发再乌黑几年，眸子再清澈几许。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伤口是已经存在的，是撕裂了愈合得快，还是静等结疤重生得快，谁也不知道。在付完五元钱后，我拿到了一张墨绿色的探视卡。那上面印着一群穿白色衣服正在打太极的人，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在这里通过专业的护理，练就了一身武术和顽强的意志，重新走进社会。我又很仔细地阅读着这背面上的条条款款，深怕哪一项不符合，就被拒之门外，见不到此刻正在热切期盼着我的亲人。所幸，遵守规则的人一切顺利。
一扇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无数的栅栏将球场大的接待中心，围成水泄不通的密闭空间，我试图在一行行绿色马甲的等待探视学员中，发现那张面孔，但都不是。直到透过窗外玻璃的反光，看到操场上一群人排成整齐的一列，向这座建筑物跑来。奔跑的人群隔得远了，但我仍然一眼就认出了精神饱满的妹妹，她的头发剪短了，像个上小学的班干部在用心地喊着口号。
又等了十分钟，妹妹这一组才气喘吁吁地小跑到探视区的三楼。两双眼睛一对上，就不约而同地哭出了声。哭了几声，两人拿起电话的话筒，妹妹先开口了。姐，这里的人都有一种枯萎的气息，姐，你一进来，我闻到了新鲜的味道。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事实也是她过早学会了打牌和赌博，学会了找各种理由从父母这里套钱，然后再继续结交那些深陷在陷阱里的人，被带进正常的人都不愿意来的灰暗地带。
尽管身陷一种无限悲凉的氛围中，妹妹从没像此刻这样健谈。我也恨不得将最近发生的外面的事情一股脑儿告知。从她的孩子聊到她的老子，从家里的房子租出去了，聊到这个月我该给她存多少伙食费，哭哭笑笑。三十分钟的时间对她是短暂，于我来说却是漫长的。
谈话进行到倒数最后十秒的时候，应该有从话筒里传出 “嘀嘀嘀”的提示音，妹妹挂掉电话，把她那双和我形态都一模一样的手，放在玻璃窗上。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这是要和自己掌心相对。然而，我并不打算这样做，快速把手插在了裤袋。妹妹也不怎么失望，又流泪了，她说了一声再见，就排着队消失在铁门的一侧。
我擦干了残存在眼角的复杂情绪，决定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县城去了。从寄存室拿来包包和手机，想在门口等下那对母子，还他五元钱，却没有等到。看看时间不早了，我打上了出租车，要往回赶动车。
出租车司机很健谈，他看我从戒毒所出来，就非常关切地问长问短。我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密闭的办公室里，很少出远门，对今天这样的经历，非常需要诉说给不认识的人听。因此，我向他讲述了一部漫长的家族史诗。司机听得入迷，并不时结合自己的类似经历发表看法。
对别人的事情太关切就容易分心，在一个分叉路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变换车道没有开启转向灯，和后面一辆载木料的的车辆撞上了。我连忙打开车门到外面查看情况，刚立定，一根椽木从高处滚下来，好在只是擦破了点皮，并无大碍。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先去动车站，接下来，自己找保险公司解决。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摩擦，我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对司机该说对不起还是谢谢，在两分钟后又上了另外一辆出租车，准时到了动车站。第一次来省城探视，就这么多意外，我决定要无限拉长探视的间隔时间。
又风平浪静、悄无声息地过了三个月，我接到一个时长是五分钟的电话，妹妹的语气很淡定，这个月轻松了，不用干重活了，就做做统计。大队长说我表现好，学历高，按规定减少了一个月。十个月，这正好是一个新生命孕育的时间，子宫的暖孕育出一颗冰冷的种子，冰冷的囚室能不能重新焐热一颗本该朝气蓬勃的心？
挂断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又想起了宠溺两个字。父母生育了两个，怕养不大，给男孩子起女孩子的名，并要求我改口喊他妹妹。因此，我口中的妹妹其实是唯一的弟弟。用祖父生前的话来说，男娃娃是做种子的，是一根可以用来做栋梁的椽木。可我亲眼看见，因为有一年村里的山林放开砍伐，家家户户造房子都用水泥连体浇筑，家里的椽木多到作了其它用途，做成了猪圈的顶棚。
远道而来的阿金
镇上本来没几个陌生面孔，一切人和事都是相对固定的。东家娶的媳妇是西家的表妹，打南边来的表嫂是隔不了几代的远亲。好比，路边种的大樟树不会无缘无故变成阔叶梧桐，不管是出于观赏，还是保持风水的平衡，人们已经习惯它一直存在的模样。而几个外国人媳妇的加入，给小镇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话题，就连路旁千年不变的大樟树也披上了闪闪的霓虹，装扮得像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致。小洋媳妇们倒是不洋，她们不是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她们来自不远不近的东南亚国家，越南、柬埔寨。没人尊呼她们一句 “老外”，也不会用 “hello”等有限的英语词汇表示友好，镇上的人们更愿意说她们是有点路途的 “外路人”。用那个嘴巴蜜甜的介绍人的话来讲：她们是来这里享福的。
你看，这里也确实挺便利的！中学、小学、幼儿园就是几步远的路途，医院、超市、菜场应有尽有，海鲜是吃不完的。人们在没有完全了解对方底细的情况下，总是用地域差异来表达自己的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至少在气势上压倒了别人。
刚来的时候，阿金她们十八九岁的模样，这个年纪本地的姑娘应该是粉嫩嘟嘟的，但她们嘴唇的色素沉淀深，唇线也是酱紫色外扩着。额前没有刘海，一抬头川字纹明显，她们不需要遮掩什么，索性全部往后面扎起来，不高也不低，再扭成丸子头，显老。镇上的人甚至怀疑她们的年龄，但十几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她们没有像本地的新媳妇那样进门就金耳环、金手镯的透着锃光瓦亮。日常的衣着比较黯淡和朴素，冬天就是一件土黄色的棉服，领子上有点土黄色的毛领翻起来，这件厚外套还是她小姑子穿着嫌不时髦转赠给她的。
我奶奶家和阿金的家就隔着一条马路，阿金家的院子都是敞开式的。在我奶奶家门口坐着的时候，或者在屋里洗菜做饭的时候，都能透过窗外的框框里，近距离地观察她们在此地的饮食起居。一年、两年、三年、近十年间，只要我留宿乡村，就会在阿金洗衣服的板刷声和棒槌的敲打声中醒来，她们是普遍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勤快，是从那一带原始森林带来的，她们起得比我早，睡得也比我早。每天晚上五点，她们家二楼的灯就亮了。等到七点，我摁灭一楼的灯光上楼时，她们的家就已经熄灯了。
充足的睡眠时间，让阿金两夫妻保持了高产的节奏，结婚三年，就育有两个女儿。不知道有没有优待的政策，我奶奶说，这样好，生女儿没啥心事，以后推出门就是了。我不知道阿金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她的肚子再也不见隆起。
阿金家所在的区块不是主街，不过人群聚集。她家隔壁就是敬老院，还有一个服装厂。过年那段时间，服装厂生产的冲锋衣比较畅销，会比较繁忙。阿金理所当然入厂当了流水线工人，但大半年过去了，阿金就是不会使用缝纫机，更不会裁剪。阿金这么个正劳力，只能打打下手，剪剪线头。
干不了工厂的活，她也参与种菜。繁重的庄稼地里的活，都是她公婆和男人在干，种菜稍微轻松点，归她。
无论严寒酷暑，她家的门口总挂着一个躺篮。是那种用网织起来，网眼特别大、特别方、非常休闲的式样，应该是在这里买的网线，按照她们家乡的模样编制起来。这些躺篮的作用大着呢，一头挂在墙壁的铁钉上，另一头攀附在门前的那棵枣树上。刚断奶的孩子就放在躺篮里，晒晒太阳，摇啊摇。躺篮边有一口水井。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照看孩子，她后门就是一大片菜地，忙活的时候，躺篮成了她唯一的帮手。
在这个小镇上，大龄男青年们本来有很多，有些是身体轻微残疾的，有些是从高山村移民下来，刚住上新房，娶新媳妇发愁。也应该是没花多少钱，就是给媒人一些介绍费，再给些女方父母的彩礼钱。
她们刚来的时候不怎么开口发音，听不懂中国话，从她们嘴巴里面冒出来的词汇都是单个的。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口说话，当然不是普通话，而是小镇的方言。菜多少钞票一斤？贱点卖不卖？买什么呢？买玉米，不说苞米，不说绿谷，要说买苞箩，逢年过节，这里的小吃大馄饨，叫汤包。
人们总是喜欢老实本分的女人，田野上因为有了年轻的她们，增添了一抹亮色和动感。另外，人们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小镇秩序的维护和安全氛围的巩固。
文学港 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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