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大学时曾是个诗人，写的诗常在校报上发表。他的同学们记得，毕业时大家都喝得吐了，吐得睡了，只有他还在精力充沛地敲着啤酒瓶朗诵自己写的诗：“爱玲，你一定要看看我黑暗的内心。”爱玲就是我妈，她不嫌弃他的一口黄牙。他们后来去了同一个镇上的中学教书，那个中学就是我念的中学。不过毕业后，爸爸就没有再写过诗了，不管是黑暗的内心还是苍黄的门牙。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的牙虽然跟他的一样歪歪扭扭，但好歹是白的。某一次大型校园活动后——这次活动是如此直接地改变了爸爸，或者说改变了他的门牙，这一点我下面会慢慢讲。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的牙套，说：“丫头，下次陪你去正畸科，我自己也把牙漂白一下。”他露出一个不自觉的笑容，好像在模仿高露洁的广告。我及时地拆穿了他。这样的心血来潮你能信吗？比如某天他说 “我要跟女儿学画”之后，家里就都多出了一大箱积满灰尘的颜料，相比之下 “我要重新写诗”或者 “我要跟你妈学瑜伽”算是无害的。我经常悲哀地发现遗传在我身上的威力，比方说我高中那阵子就想考师范，跟他一样做个高中语文教师。我妈有个贴切的形容：“新漆马桶三日香。”
这样的心血来潮总会让命运的轨迹不知不觉地偏离。八年前爸爸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然后就把这茬事忘得干干净净。四年后，他被转正了，而且一下被调到了教科处。做了二十几年一线教师，忽然成了官了，他笑起来时门牙显得有些无处放。“门牙可是面子。”他早上照镜子，又跟我妈说了一遍，“我要把牙给漂白喽。”因为当官了，一忙起来这事儿就被无止境地搁置起来；还是因为当官了，这事儿最后竟用一种哭笑不得的方式完成了。
跟我上同一个初中的同学，有几个被分配在我爸班上。苑杰就是其中之一。他隔三岔五跑过来找我说，今天你爸给我们听写，我又作弊了。我本来想说呸，这你还好意思讲，话出口却是“你是怎么不被发现的？”他就哈哈笑：全班都提前把答案抄在桌面上，你爸根本不会抬头看。我又气又笑，回家吃饭时就给爸爸普及了一下作弊的几种方法，爸爸什么也没说显得挺忧伤的，把番茄炒鸡蛋里面的鸡蛋挑出来夹进我碗里。
下一次苑杰又跑来找我了。你又作弊了？我不等他回答，代我爸劈头盖脸地把他骂了一顿。嘿嘿嘿嘿……他很不要脸地笑了，神气活现地说：你爸能把所有翘舌音读成平舌音，我们现在都学着他讲话，“纵字层层（众志成城）的层层两个字都会换错？！”他学着我爸把眼睛一瞪。我本来想发怒，想到爸爸努力卷却卷不起来的舌头和门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禁不住笑成一团。
据说事情是由爸爸班上的男女同学早恋开始的。
学校那一阵在申请省二级重点中学，往平时不用的图书馆里塞了一卡车的世界名著，叫了几个学生过去摆摆造型。食堂里也一大早打出招牌，“供应红烧排骨、鱼香茄子”。教室走廊，厕所瓷砖，角角落落都清扫得纤尘不染。一切就绪。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全校正在操场上卖力地做着广播体操，跟迎风招展的韭菜苗似的。谁也不曾想到，领导会心血来潮去教室里走一走，这一走就看到空教室里两个学生嘴对嘴贴在一块儿。
校长气炸了。这一天日头毒辣，蓝天一碧万顷，我们在操场上沐浴着紫外线，听大喇叭广播那两个同学的通报批评，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初中同桌，长得可爱被称为小蔡依林，被抓上主席台时像一只毛茸茸的惊慌失措的小鸡。我曾一度嫉妒她，因为她把我身边所有的男同学都变成了她的追求者，包括苑杰。她上台时尽管是罪犯的姿态，却仍然——或者越发——惹起男生的窃窃私语。然而我知道，她是铁定要被开除了。
她没有被开除。就我所知，爸爸在校长室求了半天的情，就差把门牙磕他的办公桌上了。“门牙就是用来磕的。”他说。他的门牙虽然黄了点儿，可毕竟是门牙，就像他二十多年来虽然是个穷教书匠，可毕竟还是学生的老师啊。校长没扯破刚升官的爸爸的面子，爸爸记着，不仅记着，还要大大地挣回来。
爸爸不会让校长失望，他曾经可是一位诗人。为了对付那些领导，校长用了镇上的著名小吃活杀狗肉，酒，和爸爸。爸爸不会说漂亮话，却能把一句句实在话说得漂亮。他干掉一杯说：“我们校长的教育理念跟治国相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又干掉一杯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教育学生也是一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会有耻且格。”校长是教物理的，虽听不懂意思但听到了雅；领导们什么也不教，他们也听不懂意思，却觉得爸爸能喝。于是省二级重点匾额有惊无险地背回来了，爸爸也因为酒精中毒被送去了人民医院。
我们整个县的教育，都是重理不重文的，高考理综300分，是语文和英语的总和。“背一百句美文佳句，禁不起数理化错一题填空。”老师们喜欢这样说。还有那句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天，我们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军事化的管理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在学习，连午休都要“枕着英语单词入眠”——陈明古老的嗓音唱道。在课间，我们会私下里流通《读者》《青年文摘》这样的杂志，跟文革时的手抄本似的，尽量不触犯数理化老师们的高压线。哪怕这样，我们的消遣读物还是越来越少。物理老师是个个头小小的女人，她穿着高跟鞋跳到讲台前，手里攥着一本没收来的《读者》尖叫道：“罪过啊，你们的时间！”——莎士比亚式的呐喊。
通常爸爸会把没收来的杂志还给学生，让他们藏好一些。有一次，当一个同学的《情人》被当做黄书没收后，爸爸再也按捺不住，冲进校长室——这是他自己的描述，据我看来带有爸爸一贯的夸张——拍着他的办公桌喊道：“怎么能这样，这可是杜拉斯的名著！”
“谁？”校长吓了一跳，瞪大了眼睛。
“玛格丽特·杜拉斯，法国女作家，写《广岛之恋》的那个！”
校长的大手一挥，好像松了一口气。“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那电影一开头就是一对狗男女什么都没穿抱在一块儿，学生能看这种东西？”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储备上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名著名著，语文书上的名著节选还不够你上的？”
爸爸苦涩地一笑，露出苍黄的门牙。
“校长，我正想问你为什么周六日的语文课全换成物理课了。”
“帮我拿一下桌上的剪刀。”校长对着镜子抠下巴上的一个疖子，抠完了又用爸爸递给他的剪刀修了修鼻毛，露出一个商量式的微笑，慢悠悠地说，“上次月考物理的平均分比二中低0.5分。有好几个物理老师跟我讲了，学生要再讲一次洛伦兹效应。”校长拿着剪刀又哼了一声，“你说现在的学生怎么了，洛伦兹效应这么简单的内容都接受不了，还不用上麦克斯韦方程呢——”
“学生更应该读《论语》！……接受美育！……”爸爸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想，爸爸老是拿我作为对抗应试教育的武器其实并不公平，尽管我后来确实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托爸爸的福，没有老师敢没收我的张爱玲全集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不愿意学习，打架，闯祸，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读个书考个大学充充面子……他们应该被唤醒！”爸爸动用了全部的肢体语言，讲得十分动情，好像用胳膊就能唤醒他们似的，“什么能唤醒他们，文学，文学能照亮他们的理想……校长，我建议请几个作家来，给学生们办讲座。”爸爸最后终于收尾了。
这个建议是爸爸的高明之处，也见证了爸爸的天真可笑。他的门牙一抖一抖的，像只兔子。
校长若有所思地听着，证明他是个为政以德的校长，最后一句话点亮了他的眼睛。“好，”他突然说，令爸爸猛然惊喜了一下，“我给你找个比作家更厉害的人。下个月，我们在操场上召集全校办讲座。”
这个 “比作家更厉害的人”是谁，爸爸到了最后一刻才知道。他提前订了镇上最好的酒店，备好了专车，派人给学校大操场修剪了草坪，并在学生中间预热。我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曹文轩啊王安忆啊这样的人物，再不济韩寒也行啊。有这样的盼头，最近的几堂语文课他上得更挥洒自如了。我听说，他教到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把教材重重一扔，皱着眉头说：“真糟糕，还让你们读这样的现代诗歌。”于是后半节课，他开始用他蹩脚的普通话朗诵一首叫《亚洲铜》的诗：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爸爸的眼睛闪闪发光，“同学们，这样的比喻多么奇特，多么生动，你们可以感受到海子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吗？”他把手臂扑腾得像一只大鸟。
好像只有爸爸能感受到。据苑杰汇报，他们不知道亚洲铜是什么，他们猜测也许是某一种铜类化合物，就像硫酸铜那样。后来，两个礼拜之后的月考，爸爸班上的语文又拿了倒数第一，因为全班没有人能默写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诗句填空。他因此被扣了一半的奖金，但依然改变不了他一个月来莫名的亢奋状态，爸爸坚信这一切将会有所改变，因为曹文轩或者王安忆就要来讲座了啊。
“人生的心灵导师许博士——从此告别坏孩子，曾在全国巡回演讲200余场，震撼了无数所谓的 ‘坏孩子’的心……”爸爸皱着眉头读着印出来的海报，犹豫了半天才贴上布告栏，竟然还贴歪了，撕下来时又扯掉了一半，变成了 “坏孩子，曾在全国巡回演讲200余场”。最后只好重印了一张。作为具体持办人，他把许博士接到学校，又给他调试好话筒，然后默默退到一边。我们这些韭菜苗到了操场，一抬头就能看见他忧心忡忡的神色。
这场大型校园活动载入了学校的史册。我从记事起就在这个学校少得可怜的活动中晃悠，如此火爆的场面前所未见。全校3000多名师生没有一人中途离开，20余名问题学生争相上主席台忏悔自己的斑斑劣迹，声泪俱下发誓要重新做人，现场无不唏嘘哽咽。爸爸班上一个叫贾勇的同学，曾三次半夜翻墙去网吧打通宵的Dota，此时握着我爸爸的手，尖声哭泣像个五岁的孩子，差点跪在爸爸面前。爸爸笑了，用力拍着贾勇的背，像个憨厚的农村慈父，苍黄的门牙在阳光下铺成了金光大道。校长站在台下，背着两手，腰杆挺得笔直。
——这一场活动给了多少钱？
校长没说话，微笑浮上了嘴角，竖起了一根手指。
——太值当了。
从此，我们学校里不再有问题学生。
打住，打住。这不是在写小说。我为许博士一人镇住3000人的气场感到无比惊讶，因为哭着自愿上台忏悔的学生里也有我。事后我感到困惑、羞耻，我为什么要跟着跑上台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都从一场大梦中醒了过来，只记得最开始，许博士一直在让我们和着一首劲曲齐声呐喊。
他，至少是个好人。活动结束之后，爸爸干巴巴地说。他好像一下子憔悴了几岁，把他的门牙紧紧地包在嘴巴里。之后他很少笑，据说让他们班上的学生重背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还抓了几个作弊的学生站墙角，其中当然有苑杰。最近，连 “我要跟女儿学画”这样的话都听得少了，妈妈有点不习惯，但他班上的语文成绩提高了，年终奖金加倍了，这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吧。
我上了大学以后，选了一门心理学的课。有一天我在2003年版的《心理学导论》第273页看到一段话，令我心神荡漾：“集体无意识，可以看作是人的一种催眠状态。在人多集会的场合，个人会受气氛感染作出许多疯狂的举动……有一种融入这种集体的陶醉，得到承认的快感。比如文革集会、希特勒的集会，通常使用整齐划一的节奏和振奋人心的呼喊达到这种效果……”
我本想把这段话拍下来发给爸爸看，忽然想到爸爸还不会用微信。他从某一时刻开始抗拒学习，妈妈担心他会提前患上老年痴呆。
写到这里，我本打算收笔了，但忽然有人提醒我，这不是一个关于门牙的故事么！那，爸爸苍黄的门牙怎么样了？
别急。大家还记得爸爸班上那个叫贾勇的学生吧。那次大型校园活动后半年的某一天半夜，爸爸打着手电在校园里巡逻——当官了不容易，真的。他说他当时正在费劲地想一个女作家的名字，她写过《广岛之恋》还被阿伦雷乃拍成了电影，可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的手电像一根拐杖点着前进的小路，突然用余光瞥见墙头上闪过一道人影。
爸爸心想，又是哪个学生在爬墙了！
那个小土堆是爸爸熟悉的，容易翻墙，但最近墙头上新安了碎玻璃，墙外面还被刨了一个大坑，翻墙出去的学生不被玻璃扎到也一定会落入坑中，搞不好就会摔成骨折。爸爸三步并作两步，用手电筒往墙头上一照，只照见了一个后脑勺。但这个后脑勺太熟悉了，爸爸一眼就认出是贾勇。他大叫一声：站住！不许动！
贾勇的一条腿已经架在了墙上，另一条还垂着，被手电筒一照他就慌了。爸爸一把抓住他垂着的那条腿，想把他稳住；贾勇一想到自己被逮过三次，这次再被逮住是肯定要被开除了，胆战心惊中下意识地把腿一蹬。这一蹬，把爸爸的手蹬开了；爸爸着了急，跟着贾勇蹿上了墙头，揪住了他一条胳膊。贾勇才不管逮他的是谁，他若此时有心理活动只能是：敢捉我？受死吧！他一胳膊肘就把爸爸捅下了墙——正好把爸爸摔在了那个坑中。贾勇因为反作用力，重心不稳，也跟着栽了下去，直直地摔趴在了爸爸身上。
这就是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发生的事。我的爸爸第一次在教学活动中挂了彩，成了英雄。我在医院见到他时，他身上其它地方除了淤青并无大碍，就是他那门牙在一块石头上被齐根磕掉了，露出一个黑黑的洞，爸爸顿时成了个老头，跟他英雄的形象不太符合。他这时念诗，不仅彻底没有翘舌音了，还漏气。
医生给他塑了假的门牙，种在了他无所依傍的牙床上。但那门牙太新了，太白了，跟周围苍黄的牙齿完全不匹配，于是他又做了个好久之前就想做的漂白。这样，爸爸终于有了一口白牙。
贾勇被开除了，听说他妈气得上吊，被人救了下来。这一次，爸爸没有替他求情。他的门牙磕够了，再没有什么门牙可以磕了。再磕，也不值当了。贾勇成了一个小混混，把头发染得苍黄苍黄的，偷了几次手机被抓了，放出来以后不知道去了哪里。
没过多久，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出了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令校长扬眉吐气了好几年。填志愿的时候，我想起以前要读师范的执着，觉得自己幼稚极了。我虽然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了，但校长早就帮我决定了去北大，他喜气洋洋地往我们家送了两万块奖金，准确来讲应该是广告费：我戴着牙套的笑脸年年出现在招生传单上。这一度让我觉得惶恐，我是条学校管理的漏网之鱼呀！我连爸爸的课堂福利都没沾上，以至于我读到《亚洲铜》这首诗时都上大学了，但就是从那时我开始写诗，跟爸爸当年一样；不一样的是，我永远不会去做一名教师了。
我的牙矫正完成了，我把以前歪歪扭扭的牙齿模型放在了电视机上作摆设。没几天，当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我的牙齿模型上多了一颗门牙，宽宽的，尖尖的，像纪念碑一样高高竖着。它有着一片荒芜的土地那样苍黄的颜色，没错，就像亚洲铜——那是爸爸从坑里捡回来的。他说那是个纪念，磕了之后，老是怪想的。但，没有关系，他已经有了新的、雪白的门牙。他有我，没人会说他是个失败者。
喔，对了，爸爸后来看到了许博士的新闻，特意打电话来告诉我。他说，许博士因为传销被抓了，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咱们国家人才可真多啊，爸爸感叹道。
文学港 201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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