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村事五章

　　方向明

祠堂

我家在晒场边上，而晒场的北端，便是祠堂，翁氏宗祠。

　　我家姓方，是翁家的外来户。原来是河对面里宅村方家人，到祖父一辈时，家里还算殷实，有好几间楼房，其中一部分租给人家。那家是做棉花生意的，不小心油灯火星溅到了棉花上，一场大火将整排房子烧成了一堆焦炭。那时祖母娘家几个兄弟谋生上海，在翁家村里的几间房子空着。全家只好借住在这里了。结果一住便住下了，成了翁家人了。房屋着火烧了，一场台风过后，在海边的土地被大水冲得稀里哗啦的，还算富裕的家庭一下子成了赤贫。就这样，在历史性的1949年前后，国家大变革，我们的小家也发生了大变故，原本可能是富农家庭，一下成了贫农，是老天护佑，还是历史捉弄？是祸，是福？几十年后的今天，年逾古稀的父亲说到这些，只是淡然一笑。就这样，方家，一个小姓，融合在遍地翁姓的村庄里，后来我爸和四伯居然还分别当过村里的支书和生产大队长。有人问起我，我会介绍说我是翁家人。

　　我小时候常在晒场玩，对祠堂最熟悉不过了。我的印象里，祠堂一直是一副破落相。老辈人说起祠堂，流露出百感交集的情愫。祠堂是清乾隆年间建起来的，原挂有祖上莆田翁姓大宗祠赐来的唐太宗御笔“东南钜宗”匾，两边楹联“六桂家声，百梅世宅”。老者越说声量越大，那时祭祖可是头等大事。春夏秋冬四时大祭，还有清明、上元、中元、重阳、除夕等节祭。祭前沐浴、斋戒，禁房事，全族梳洗整齐，齐集祠堂大厅。祭祀后分年糕，16岁谓大丁，分正股。16岁以下谓小丁，分一半。60岁退丁，年糕加一寿，以后加10岁即增一寿。我听他们讲着，心里想着，要是后来还兴这个，我家是分不到年糕的。祖父祖母领着五六个孩子来到翁村的时候，翁氏宗祠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祠堂了，原本有的祭祖等各项礼仪也被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打得落花流水不知所终了，再后来连屋顶的瓦片都缺了不少，许多横条、椽子也被蛀得不成样了。我只记得在里面偶尔有过几场说书，说书人在台子上坐着，旁边一个拉胡琴的瞎子，天窗落下的光落在稀稀拉拉的听众的头上或肩上，间或有灰尘随着胡琴声落下，蜘蛛在空中荡来荡去也来凑热闹。祠堂前面靠东的厢房给了一户无房户，一个儿子在部队当兵。

　　祠堂早已名不副实，虽然还一直叫祠堂。但祠堂门口倒是值得一书。这儿差不多就是村庄的一个中心，只要天不落雨落雪，祠堂门口的长条石凳上，横的两条依墙排开，再一条依着祠堂面前一排屋的西山墙，三条长凳上天天有人坐在上面，聊天聊地，大事小情在这里发布交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三条长石凳，看它的厚度，不知道当年人们是怎么把它弄到这儿的。不像现在有些公园的凳子，不管木头的还是石头的，总有人会损坏它。这三条长凳，谁想毁坏也有点难，实在太重了。许多人天天来这里，成了一个习惯。女人是不来凑热闹的，都是男人。一些人自然而然是这里的主角，发言人。比如阿船，人长得白皙，不同于大多数做农活的，虽然一条腿残了，丝毫不影响他嘴的功夫。女人男人间的事情是这里一个永恒的话题，常说着说着爆出一阵哄笑。有几个人的嗓门特别大，比如杀猪的阿祥，胆大，人称“祥憨大”，几里路外都听得见他的声音，不带脏字不开口，却是个大好人，心肠热，一口气生了三个光头，负担有点重。村里人的绰号估计多数是从这里诞生的，互相取笑着，抓住一个特点，给你安上一个绰号，在场的不在场的第二天见了你都叫绰号，这个绰号便叫开了。有的人是专门来做听众的，几乎不出声，坐着，或倚墙站在长石条上，可笑处随着笑几声，笑起来也几乎不出声的。这里还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据于村庄路口，进出村子的人都要经过这儿。谁家来了客人，谁家买了什么，谁家新女婿今儿上门，谁家夫妻吵嘴妻子一气之下回娘家了，谁家进了几把新的铁耙刮子，都在人们的视线里。而前面的晒场，则是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在那里玩“抓强盗”，跑得满脸通红，汗爬如淋。女孩子们跳着橡皮筋，清脆地喊着“玫瑰，香蕉，老牌针线雪花膏，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也不知道是谁编的。许多人来这里，就像一日三餐，必需的程序，来过了，坐过了，看过了，听过了，笑过了，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了，便四散回巢了。

　　最热闹的是晒场成了篮球场的日子。晒场四围下午太阳老高时便排满了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凳子椅子。灯光点得赛过白天，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看球的人。说起篮球，当年村里的篮球队可谓威风，都打到县城了。我爸那时是篮球队的小头目，常忙着到别地比赛，祖母埋怨他，打篮球打篮球，米吃光，鞋跑破。祖母性子急，说一不二，不给你鞋穿，看你怎么打篮球。听爸说，有几场他是赤着脚上场的。说起这些，老爸脸上泛着光。祠堂门口有时候还是“政治中心”，某日广播里冷不丁喊话说，“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到祠堂门口集中，一歇歇工夫，便见几个瑟瑟哆嗦的人整齐地站在了祠堂门前，等待着造反派训话，或者是等待分配劳动改造的“任务”。

　　年前，一次回老屋，见祠堂门口三三两两坐着几个老人，见了我一脸茫然，漠然。等我介绍了好一阵，才长“哦”了一声。在祠堂大门口，多了一块石碑，以前或许被遮蔽了。石碑上刻“勒石永遵”四个大字，小字斑驳不清，依稀有“清乾隆十七年”字样。村里人说，刻的是族规。他指着上面的字读给我听：“少有所育，老有赡养，敬老爱幼，勤耕苦读”，“官者奉公守法，民者安分守己”，等等。一旁一位老人正闭目养神，日头照着他脸上深深浅浅的沟坎。

泽山庵

泽山庵不是一座尼姑庵。它是村里人生活的味道。

　　小时候不知道“庵”是什么。母亲说，到泽山庵去一趟，是让我买酱油或盐。从我记事起，泽山庵就是个小店。当时村庄里一前一后有两家小店，后面的叫“后头商店”，前面的就是这个“泽山庵”。

　　泽山是一座很小的山。称之为山，有点抬举它了。实际就是个隆起的土丘。村里人从未将它与南宋大儒黄震联系起来，知道观海卫旧志里有“旧传黄文洁公读书处，后人感其德泽故名曰泽山”这样的记载，我已过“不惑”了。但在幼时的我看来，它是一座不小的山。从后山的一条小路上去，站在山脊，可以看到全村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我家的房子呢，被遮住了，旁边的晒场变小了，人也变小了。往北，望得见不远处观海卫城外的银山。往东看，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地。有一片小树林遮着的，我们称之“海地屋”，是白沙人的居住地，屋子旁边有属于他们的地。再往东是啥呢？大孩子说，是大海。望不到。只见天地一片茫茫，一片虚空。这泽山也是让我害怕的地方，黑夜里是绝对不敢上去的。村里的人死后，几乎都住在上面。一个个圆顶的坟头，曾让上海来的小客人生出疑惑：这都是啥？还没等我回答，他自己猜着说：是粮仓吗？因为坟的缘故，这座山在童年的我的心里，成了一个让人惧怕的神秘的所在。每家都有先人住在上面，想了，抬头看得到他们的“房子”。这样也挺好。祖先一直就在身边，一直看着我们呢。清明节，天未大亮，山上便有哭声飘下来，是哪个守寡的妇人在哭他死去的丈夫。也哭自己。

　　

　　泽山庵就依着泽山的西山脚。从我家过去，走过一个小池塘，再走过一片矮房子，西山脚下，有一个砖砌的门头。门头里面，右手边是一排小屋。左手边的房子开间很大，有几级台阶，都用很长的石条砌成。有很高的木门槛，已经很旧了。小店的柜台有点高，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一个年老的店员，很和蔼的一个老头，终日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袖罩。当时物资紧缺，店里也只有几样必需的生活用品而已。酱油装在圆口的瓫里，一个竹制的量具，好像叫“提子”。提上一提子酱油，顺着一个铁皮的漏斗灌入瓶内。等到提子里的沥尽，才开始第二提。我去店里，基本是买酱油和盐，极少买酒。唯一一次过年前，分过一次带鱼，白亮的带鱼在门前的石台阶上排着，于是我家的竹篮里有了两条带鱼。老人每次会与我说话。有时在路上遇见，也会热情地招呼，与老老小小都很和气。我们当时是怎么称呼他的，我现在忘了。但他走路的样子，至今还记得，两手撒开，腆着圆肚子。他如果在世的话，有九十多岁了吧。

　　刚才说了，门头进去右手边是排小屋，头一间小屋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两人都很胖，走起路来有点像企鹅。他们是专做“酒酿”的，人称“酒酿大毛”，女的就是“大毛嫂”。做酒酿跟自酿米酒的工序差不多，也是让米饭发酵，酒劲很小，味甜，不善饮酒的人喝多了也会醉。我现在还觉得奇怪，在物质如此匮乏的年代，怎么就出现了一家专卖酒酿的奢侈品店呢？会有那么多人家去买酒酿吗？它也不是必需品啊，但确实是稀有的美味。它让整个村子的人们心里多了一个念想。在我心里，它比现在的意大利比萨日本料理不知美味多少倍呢。哪位母亲要表示对孩子的奖励，哪位孝子要表达对老人的孝敬，哪个坐月子的妇女想解解馋，去泽山庵酒酿大毛家买一碗甜酒酿，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一碗甜酒酿，与面粉搓成的小丸子做成一锅“酒酿滴溜溜”，那甜味，是可以回味很久的，因为可能要隔半年一年才能再次吃到。

　　泽山庵还是有点年头的。村志记载，清光绪年间由翁姓捐款建造，翁氏宗祠还拨地二十亩给泽山庵。后来泽山庵被一次次冲击，再后来成了卖盐卖酱油的小店。泽山庵回归为尼姑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但它是否一直就是信佛的老年人的精神寄托之地，我也不知道。记得庵里一直有一个尼姑住着。做了小店以后，尼姑住在了后面的小屋里。那儿我们小孩是不去的。有时会看到尼姑从石阶上走下来，悄无声息的。光头，一身灰色袍服，布鞋。村庄里很多老妇人跟尼姑很熟，到后来政策放宽了，也常去那儿念佛。平时也有不少是在家念佛的，或约了到某家念，还要自带椅子的。附近有一个伯母，不太识字，常拿着经书来问我字。好多字我也不认识。有些字，老师教我们这么念，但佛经里其实有另外的读音，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位老伯母耳朵有点背，两个儿媳妇都觉得婆婆偏袒了另一户，对婆婆没好脸色，让我领教了农村婆媳妯娌间的某些真相。

　　泽山庵的围墙外面山脚下有一口井。井水是山泉水流下来形成的，四季不涸，味道有点甜。遇大旱天，家家水缸都朝天了，人们便到这里来挑几桶回家。我也曾问邻居借了水桶，挑水回家，靠这井水度过旱日。不知这口井的水，如今还甜否？

　　泽山庵现在已经人去屋空一片冷寂。几年前，在山的东面，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建起来了，名“泽山禅寺”。从村子里望向山，看得见禅寺金光闪闪的屋顶和飞扬的翘檐。

翁山麓大屋

大屋是名副其实的。幼时我的眼里，翁山麓大屋的山墙，跟真的山差不多，高大，威严，神秘。

　　大屋都说是地主翁山麓留下来的。简直是一座城堡，里面有多少间房，我没数清过。房子中间是很大的天井，常有小孩跑来跑去玩。记得大屋是两层楼房，上楼有两部楼梯，楼梯很宽大，扶手是上好的木扶手。楼上的走廊是光滑的磨石子地面。进出大屋，有好几个大门，南门上有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东门和西门，也有着精美的雕饰。进东门，有一段长长的屋面，据说原是下人们住的。出西门，就可见河水，与外面的大河连着的，可能是专为翁山麓大屋建的码头，村人称“山麓漕头”。试想，当年翁山麓造大屋的时候，需要多少木材、石材和砖瓦，做一个专用的码头也在情理之中。父亲说，大屋的范围原来还要大，大屋前面原有围墙，还包括东面后来做了生产队仓库的两排房子。站在大屋宽大的石板地面，可以感觉到大屋的地基明显比旁边的高出几十公分。解放初泽山乡乡公所就设在翁山麓大屋里。

　　一日堂兄来坐，聊起大屋，他比我有发言权，他的童年便是在大屋里度过的。他说天井中央有口井，他六七岁时夏日晚上乘凉，曾迷糊中掉入井里，幸好被及时发现救了上来。我说这也能掉进去？他说井没盖住，又没砌石栏。堂兄奇怪我怎么对这些陈年往事有兴趣，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可还是不停跟我叙说，说小时候听说，翁山麓有好多小老婆。

　　大屋是与翁山麓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翁山麓”是村人常挂在嘴边的词。说到大屋，就要说到这个词。小时候不知是人名，觉得就是大屋的代名词。后来听说这是翁村曾经最富有的人的名字。都说他是地主。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地主是最可恨的人。这个名字也便成了罪恶的代名词。虽然没见过其人，但当然地认为那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坏人。多少次从大屋东门走向西门，从西门走向河埠头，总觉得会有个身穿绸衫的胖子摇着蒲扇自远处走来。不过，让我纳闷的是，听村人们说起翁山麓，总感觉似乎混杂着某种复杂的情感。表面上是恨他的，他是敌人，阶级敌人，可时不时会有某种敬意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说他是如何能干，如何仗义。有时，在祠堂门口的海聊中，会露出些关于他的零零碎碎的信息。有说他是在香港发的财，先是开饭店，三北吃轮船饭的人大多吃住在他的饭店里。有说他是靠鸦片暴富的。当时香港贩运鸦片需通过轮船运往大陆，翁山麓开的饭店一度成了鸦片走私的窝点，山麓也大发横财。有说他与上海滩大亨关系很近，通过三北同乡虞洽卿介绍，认识了杜月笙，鸦片生意越做越大，竟然发展到挂有翁山麓名号竹签的行李，警方都一律免检。也有说他乐善好施，为人大方，在香港解决过一些“三北帮”的困难，介绍职业，发给回大陆的盘缠，留贫苦人免费吃住，等等。翁家村通往观城的那座石桥“化仁桥”，也是他募捐建造的。后来我查村志，确有翁山麓发起造“化仁桥”的记录，时间在民国22年。“化仁桥”的名字用翁村方言念起来很好听，也写作“花仁桥”。翁家邻村“花桥村”或因这座桥而得名，也未可知。坊间的描述，部分改变了幼小的我对于这个老地主的印象，但阶级敌人的概念却一直无法抹去。这些概念早已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新近收到爱好搜罗旧碑的朋友发来一张翁山麓的墓志铭。此铭写于民国27年。墓志铭对于墓主往往多有溢美，但读此铭，还是有不少可信之处。比如上面记述翁君讳恩尧字山麓，二十四岁只身走港。有元配，还有多房庶室，子女多。比如说他“善货殖”，“天性豪侠”，“能散能聚”，“尤以福利桑梓为己怀”，与坊间的传说也大体相吻合。说到善商贾，确是翁村一大传统。翁村先祖乃福建莆田谪戍观海卫一带煮盐的“灶民”，后海水北退，盐灶渐废，上迁泽山，亦农亦商。村民观念中经商成功者有所谓“出山”之说。能否“出山”，这就与各人的秉性有关了。而翁山麓的“出山”也与他的天性禀赋有关。他的嗓门一定很大，走路生风，敢作敢当，心肠热，发起脾气来也一定很吓人。忽然想，他的后人呢？杳无音信。

　　不管翁山麓是不是善人，他造的大屋给我们村许多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我记事时，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十多户人家。那时候，我对于住在大屋里的人家是有点羡慕的。能住到里面去，也是光荣的，因为贫穷。贫穷，在政治上是先进的，越穷越先进。大屋里有三家姓方的，都与我家有关系。一家是我堂兄家。另两家是兄弟，解放前都是地主家的雇工，也叫“长年”，属于赤贫阶层。解放了，兄弟俩都成了村里的干部，弟弟还是村小学“贫管会”的负责人。对于他们兄弟的称呼有点乱，我爸喊他们“哥”，他们中的老大，我喊“伯伯”，而老二，我却喊“爷爷”，因为我幼小时爸妈把我托给他家照管过。他们家帮手多，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模样都俊朗干净。据说我小时候长得圆头圆脸，有几分可爱，他们家人都很喜欢我。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两家的“成分”都是贫下中农，所以走得近。我读小学时，“爷爷”到我们学校做过“忆苦思甜”的报告。但说句没良心的话，要我回忆幼小时他们照管我的情景，我却一点也想不起来。这些事情都是我大些了父母说给我听的。现在他们家老一辈的人已经故去，我也很久没有踏入他们家门了。大屋里住的还有两个“光棍”，都上了年纪。一个高个子，退伍军人，耳聋，说是炮弹震聋的，路上遇见，他和别人都得喊着说话，像吵架。还有一个矮个子，敦实，黝黑，人称“黄鳝阿康”，当然我们小孩是不敢这么叫他的。他虽独居，却乐观幽默，喜欢逗小孩玩。

　　听说现在翁山麓大屋一副破败相。好多人家都在别处造了新房子，搬出去住了。又听说镇里修路，大屋也在拆迁范围。看来，以后只有在记忆深处翻检这曾经神秘、高大的翁山麓大屋了。

杀人犯阿通

说起阿通，就想到“杀人犯”三个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通”，或许是“统”。

　　

　　村庄里就出过这么一个杀人犯。至今也没有第二个。他的事情我都是听说的。父亲说起过。母亲说起过。别的大人也说起过。

　　阿通犯事的时候，我可能只有五六岁。后来知道他杀了人。杀的是个老太婆。老太婆家的钥匙被他丢在了一座桥下。他家就在我家后面的一长排楼屋里，一个生产队的。他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样貌有些模糊了。他母亲，虽说不上悲苦，却没见她笑过。倒是他妹妹，还是大声说笑，泼泼辣辣的。村里人关注最多的还是阿通的老婆，在他坐了牢之后，他老婆改嫁了。嫁得远一点可能议论一阵也过去了，她改嫁的人家，离原来的婆家不到一纤绳路，这给村里人增添了一个长长的话题。后来的老公，是村庄里穷得出名的，爹没了，娘眼睛看不见东西，两兄弟，后来弟弟当兵去了，大队里照顾军属，让他们住进了祠堂前面的东厢房。改嫁后，女儿留在婆家了，与后来的丈夫又生了个儿子。

　　杀人犯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具体也说不清楚。长大后的不同年龄段，我在某个夜晚，这个记不清面孔的杀人犯会走进我的梦里，梦里的场景有时很清晰，被杀的老太婆的家在一条河的旁边，他杀人后将老太婆安顿在床上，放下蚊帐，而将钥匙扔在了桥下的河水里，桥上刻有“花仁桥”三个字。梦总是错乱的，“花仁桥”的实际位置在观城，而阿通杀人的地方却是在裘市。

　　父亲说，阿通本来是要被枪毙的，之所以留了条性命，判了死缓，是因为他杀死的老太婆也不是好人。老太婆某种程度上说，比阿通还坏。阿通嗜赌，常到老太婆家搓麻将。阿通输的多，赢的少。老太婆不管谁输谁赢，她永远是赢的，当地人称之“拾头钱的”。阿通又一次输了，输得精光，又不甘心，就试着向老太婆借钱。借了几回，还是输，她不肯借了。一个输急了想翻本的人，你却不借给他本钱，这结果大家都知道的。阿通把老太婆掐死了。现在看，阿通真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犯了命案，居然不逃，还把老太婆放到床上，摆出熟睡的样子，还放下蚊帐，然后把桌上的饭菜吃完，抹抹嘴，锁上门，过桥时顺手将钥匙扔到了河水里。

　　父亲讲起这个案子，还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是大队的支书。有一日，半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好像是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开门一看，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是县公安局的。也没说什么事，就问阿通家在哪里，陪他们一下。父亲也不知道阿通出了什么事，穿了衣服，敲开后排楼屋阿通家的门。阿通在家。公安给他上了手铐。还在阿通家窗户凹槽里提取了一个香烟屁股，与案发现场丢的烟屁股做了比对。不知那时有没有DNA检测。两个同牌子的烟屁股能说明什么呢？当然不只是这样一个证据。那时也有那时的办法，那时的套路。

　　父亲讲起这些，没有惧怕。可母亲有点怕。这事出了以后，母亲一直有些害怕。阿通在牢里表现不错，几次减刑，由死缓改无期，无期又减到了有期，坐了二十年牢后，出来了。他刚出来那年，我已经在县城工作了。一次回家，看到一个剃着光头的人，别人告诉我，他就是阿通。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张很凶的脸。可是，看了一下眼前的人，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杀人犯。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我梦里见到的杀人犯也完全对不上。村里的女人们又关心起他已经改嫁的老婆了。我母亲不关心这个。母亲担心的是阿通会不会对我们家怀恨在心，起了报复心。

　　母亲的担心也不是无来由的。阿通被抓，是父亲陪去敲门的。这完全可以让一个坐了二十年牢的人记恨一辈子。况且，父亲还有比这更让阿通尊严扫地无比难堪的行为。那时，县里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犯罪分子的面目，在把杀人犯投入大牢前，还在县城召开了万人大会，批斗杀人犯，控诉杀人犯的罪恶。这样的事情本来不一定由大队支部书记亲自来做。可上级领导一定要他上台揭发、控诉这个万恶的杀人犯。他忘了是怎么控诉的，没有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但一定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父亲后来从不碰麻将牌，也让我们弟兄不要碰，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母亲说，你把公安领到他家门，还在台上当着上万人批斗他，他心里不知多恨你。母亲每次在路上碰到阿通，就觉得他的眼睛里露着凶光。母亲为此提心吊胆了好些年。

　　阿通回来好多年了。阿通原来的老婆已经做了别人的老婆好多年了。开始还有人议论，后来也没人提起了。阿通也没再娶。母亲开始害怕，后来也不觉得怕了。母亲说，最近几次路上遇见了，阿通好像还跟自己笑了一下。

记忆里的死亡

对于生命的逝去，童年的印象是模糊的，甚至有一种不确定，觉得还会回来。生死稀松平常，并不锥心刻骨。那时，村里还有一种说法，叫“喜丧”，那时八十来岁或更老，寿终正寝，邻居之间传播这个消息的时候，语调是平静的，轻松的，甚至带了点喜气，还都要问丧家讨一碗“老年羹饭”，是另一种讨吉利，能沾上死去的老人的福气延年益寿。但许多人的死，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过很浓重的阴影。大多是突遭厄运，意外而亡的，且带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比如在河水里死的。或是大雷雨时死的。河水淹死小孩的事，基本是听说的。人们说起来都是带着神秘感和畏惧的。邻居家的一个好伙伴，他的哥哥很小的时候被“河水鬼”拖去了。跟平常玩水一样的，突然不见了，后来在对岸的水面上浮了起来，全身鼓胀。都说是“河水鬼”缠了他的身体，而且还有人说得出“鬼”的样子，矮矮的，全身光滑，在岸上没什么力气，在水里力大无穷，一旦谁被缠上了，就只有死了。自小听这样的说法，所以小时候对河水有一种莫名的惧怕，走夜路在河边，听到水的声音便起了鸡皮疙瘩，怕得很。那时似乎河面很大，村河水下似乎是一个无底的世界，通着外面的大河，与更遥远的海也是连着的。待长大后，觉得村河何时变得这么窄、这么浅了，似乎一脚跨得过对岸去。雷雨天被雷公劈死的说法更让人恐惧，每逢雷雨天气，会想到六塘头那条无尽头的泥路，一个霹雳，天穹和海地被照得通体雪亮，茫茫雨幕下，一个身体倒下，再也没能起来。于是，有时父母不在家，下起大雷雨来，两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也变得十分安静，脑子里又会出现天幕下那条无尽头的泥路。

　　十来岁的时候，或者更小，亲眼见到一个小孩从河里被捞起来，然后俯卧在牛背上，两个大人不停地摇晃小孩的身体，是要让小孩肚子里的水吐出来。那是在山麓埠头，我站在埠头对面，一头水牛身上是小孩的身体，四周围了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只有这样一个场景记忆犹新，至于小孩是否被救过来了，他或她究竟是谁，却全然空白。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这也是一种“分别心”吧？当我蹲在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墓碑前，为脱了漆的字上新漆的时候，我是实实在在感到他们与我的联系的，点上香，跪地叩拜，我甚至会感觉得到他们的感应。而那个伏在牛背上的小孩，似乎与我远了，或者根本就无关了，就全然不记得了。

　　小时候实实地感到生命无常，是村里一个青年的逝去。有一日，村里人见面都有一种异样，脚步匆匆，神色紧张。一个说，昨天还见他上谁家装电灯呢。一个说，前天一起到哪里运电杆呢。一个说，那么壮实的身体，怎么说走就走。并非事故，第二天一大早发现时，他已僵硬。后来医生说是心肌梗死。他是村里大大小小都很欢迎的人，因为他是电工，还因为他很和气。他长得很高，走路身体微倾，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形象。他称得上英俊，肤色也好，他弟弟就要黑一些。他是刚结的婚，新娘长得虽算不上特别漂亮，却十分端正，娇小却不瘦弱。而且看来是一个十分贤惠的女人，性情温和。梳着短而粗的辫子，衣服也十分得体，走起路来看不出她在扭腰或者扭脖子，但又感觉有些扭动的。他怎么就舍弃新娘走了呢？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样一个高大的身躯就这样没来由地倒下了。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平和的人，他母亲一脸清瘦，在她那个年龄的女人中算是高挑的。母亲将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活生生的大儿子，家里的顶梁柱，刚给他娶了妻，本该好好过日子，来年给小儿子也娶上媳妇，日子有些紧巴巴却也平平和和，老太婆也算心满意足了，怎么老天就这样对待这个与世无争的普普通通的家庭？这个青年电工跟我家也不是走得特别近，就是路上遇见了打个招呼，可就是他的死让幼小的我感到了生命的脆弱，人生的诡异。我一直无法想象一个高大的身躯就这样倒下而不再醒来。我无法相信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会突然死去。难以接受，难以相信。我还想着，那个娇小的新娘如何接受如此严酷的事实？她会哭得死去活来，或者根本哭不动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我没有走进过他们的家，这一回也没有想着要去他们家。我的父母也没去他们家，以前我们之间没有来往的。可我的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场景：门板上躺着一个巨大的身躯，旁边是哭昏了过去的女子。别人家的痛苦，再痛再苦终究是别人家的。这件事在村人们中间也就渐渐淡去了。可后来的事情比一个生命的突然离去更具爆炸性。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村里人又见到了更加清瘦的婆婆，也见到了一身素衣的新寡的女子。人们的目光是充满了同情的。可是，突然有一天，不知是谁先得知了消息，新寡的女子将要与死去的丈夫的弟弟成婚，也就是要做小叔子的媳妇了。得知这样的消息，起先人们似乎并不相信，时间长了说的人更多了，可人们还是不相信，或者叫难以接受。怎么可以这样呢？这……这不是……？我毕竟还小，不会参与这样的讨论。不过，我小小的心里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青年电工死后，我想着，以后那个娇小的新媳妇很快就会在翁村消失，真的成为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人，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生活。现在，她不走了，她还在我们翁村，我还可以经常见到她，不特别漂亮却端正的脸，温和的眼神，微微有些扭动的身材。她或者也喜欢这个平和的家。或者是婆婆舍不得她走，这样好的儿媳妇难找。或者就是婆婆在某一日握着儿媳妇的小手，要她不再哭了，用手绢擦去她凌乱头发下没有血色的脸上的泪水，轻轻问了句：继续做我的儿媳妇好吗？如果她觉得这家人不错，如果她觉得小叔子人也实诚，为何一定要顾忌旁人的眼光？人生无常，但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把握的。

　　回到老家，餐桌上常会有村里谁又“走了”的消息。管治保的“老牌”，后排楼屋的“老顽固”，打篮球的“草鞋袜”，或生病，或经不住大的变故，走了。生命因为各种原因而谢幕。

　　文学港 2015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