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利娜

　　不如相濡以沫（外一题）

　　钱利娜

　　初冬，在黄泥岭村躬耕书院寂静的山顶，零乱的残荷，把池塘的水映黄了，老之将至，一半是混浊，一半是惨淡，还成日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中，被时刻提醒着，衰败的事实正迎面扑来，这是荷的晚境。

　　这垂暮之物，徒留枯黄的细脚站在水中，是在回忆几个月前，她们曾用争先恐后的绿，上生绿烟，下荡红云，填满了整片水域？

　　那时，她们开得正好，“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仿佛并不妖。现在大势已去，满目枯黄，留得残荷听雨声，“妖”似乎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了。

　　若无雨，就听书声。似乎天下的书院身后都要有一座荷塘来相配，古今的名士都要和德艺双馨的花花草草拉拉关系，攀上亲戚。在荷的面前，扪虱而谈的魏晋名士锻炼了想象力，更加落拓不羁，“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如朱熹、周敦颐找到了统治人民的理论依据，更加严谨有度。而躬耕书院的商人受了古人的“蛊惑”，建造中国江南的瓦尔登湖时，似乎也需要荷来搭台唱戏。

　　或许是荷香的阶级与书香最接近，淡而有味，似无用蹈虚，却在土地的黑暗沉默与天空的明媚高远之间，慢慢蕴积着大用的空间。人入世太深时，便想着出世。太匆忙有为时，便终于想起无为的种种好处。据说，书院的主人是生意场上的忙人，在都市森林里倦了，要择一处偏僻地方，就渡过乌溪江，来到黄泥村，找一个养植物养心的地方。地方不是自己的，可以用合同解决。与村民签了七十年的土地租赁合同后，就在山顶的土地规划出一个养心殿和后花园的模样。站在黄泥岭山顶，他喊了它一声“桃源”。这一喊，他偏爱的花鸟虫鱼来了，他沉醉的书声琴语也来了。迎春、柳叶、桂芽、兰花、紫玉兰、茶树、山茶花、南五味子，有些是原住民，有些是外来户，也挤成了左邻和右舍。它们像各种脾性的少女，在黄泥岭的书院里，顺着时令，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在每一种天赋的颜色中，享受着她们最大的自由。每一朵花，每一颗种子，都是对自身的最大遐想，若寒霜降临，又逢大雨，大朵大朵的山茶也可以突然掉下来，回归于黄土。

　　山茶花是好花，到了深秋，黄泥村每家每户的竹篾箩筐里都盛满了采摘下来的山茶籽。书院的主人在上海有个加工厂，山茶籽会在流水线上，变成走进千家万户的山茶油。黄泥村每家每户的黄泥墙外，都是被映得白灿灿的土地。每一户人家，都等着她结出更多的籽。作为经济作物，她才是这里真正的女主人。

　　荷开在山顶一隅，更像是客居他乡。若嫌荷塘占地方，也可拿泥把荷塘填了。可有可无的她盛开时隔着水，站得远远的，与你并不亲近。有人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也有人读懂了摇曳于怀的小妖。在故纸堆里，妖不是一个好词。只有落魄书生蒲松龄，才会在寂寞的夜晚，邀对面林中的几只狐妖，摇身一变，脱下画皮，来听一听他杜撰的故事。屡试不第的秀才，就像无人临幸的宫女，有无数个难以打发的夜晚。除了一妖一灯扑闪于清冷的笔端，还有什么更好的侍读呢？

　　说荷不妖的，是周敦颐，他一向警醒世人远离妖声艳辞，他的理想是让每个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如此，才能到达至诚至善的境界。所以，他爱上的荷，来不得半点妖。梅傲，兰幽，杏娇，菊花隐逸，牡丹富贵，芙蓉冷艳，水仙自怜，古代的士子们各有所爱，造了诗句拿有营养的墨水养着，说起来在赞美花儿，其实是自我标榜，说起来在养花，其实在养自己。每一朵花附加上的德行，都为了成就念念有词的君子们的公众形象。那些被反复吟咏的花好像是受了朝廷的牌坊，想妖也妖不起来了。也有例外，比如村子里那满树的石榴，嘟哝着红嘴，穿着人类的裙子，妖冶了千百年。

　　荷的清丽与她的俏皮不在一个季节。

　　荷喜光，又喜水，像少女一样，她最不能忍受的是阴影，总是想方设法往有光的地方长，直到荷叶占领大半个池塘，直到荷花粉红的眼眶无所遮挡，俯视着接天莲叶。而沿着那片叶背微红的终止叶的方向，就能找到淤泥中长出的新藕。它们兀自肥硕着，洁白着，像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泥淖中修成了正果。

　　夏夜儿时玩过一个游戏。一个女孩蹲在玩伴手臂圈成的池塘里，扮荷花。其他的女孩子联臂挽手，把手按在“荷花”头上，扮锁。她们齐声问：“荷花荷花几月开？一月荷花开不开？”荷花答道：“不开。”便又问：“一月不开二月开，二月荷花开不开？”回答还是“不开”。一路追问，时光流转，问三月，问四月，问五月，一直追到六月：“六月荷花开不开？”

　　荷花站起来，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最后一瞬：“六月荷花朵朵开。”然后，对着每一个挽的手臂，推敲着：这是什么锁？

　　“正正式式中国锁！”

　　“德国老牌锁！”

　　“生铁绞老豆腐锁！”

　　“抗美援朝英雄锁！”

　　“荷花”双腿离地，拿身体的全部重量放在那一把把锁上，咬着牙，撑开它。

　　对十岁的女孩来说，最期待的角色，不是锁，而是荷花，迷恋着一直说“不开”“不开”，千呼万唤始出来。那荷花的隐喻扎在身体里，身体就醒了，微微膨胀的乳房刺痛着，拿身体去开锁时，要避开两座小丘。这一点疼，少女们个个心知肚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孩子们不再挺着胸膛走路了，夏天的薄衫下，弓着背，担心身体的不耻为人所见，好女孩突然变坏了，变坏的原因是第一次觉得身体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藏着掖着，而在这之前，夏天傍晚的河上，女孩们的身体和男孩子一样，裸露着上半身，纵身跳入河中，暴露于天光，并无所顾忌地享受着目光的公有制。

　　午夜的河埠头，十八岁的少年做完夜班回来，在河边搓澡，月光下的身体，一半亮着，一半在阴影里，像一条鱼浮出水面。哗哗哗，水落在少年身上，飞溅着水花，就变成了叹息和赞美。他不会写爱莲说，但他有鱼一样的身体。连跳动的月光都沦为了他身体的花边。

　　就这样，荷花说开就开了。荷花开的时候，人们受了启发，开始吟诵“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天涯，与海角。

　　有鱼在，荷如何不妖呢？妖在李清照的记忆里，是站在少年经过的闺阁前，“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或误入无人的荷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杜拉斯的少女时代，是在异国的湄公河畔，遇到一个中国男人，多年后，他对年老的她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妖甚至是十七岁的苏珊·桑塔格拥抱瘦削、臀部肥大的老丈夫时产生的恐慌——“当时我年轻，有点儿油性芳香的朝气掩饰了他瘦削的脸。”她在日记中自我倾诉：“当我双手搂着你时，我都在发抖。就像是在拥抱地板。”

　　妖是自然生物体身上散发的超越自然的力量。它不按常理出牌，充满蛊惑和迷路，也注定遭遇危险和不安。若它会说话，它或许会这样说：“我对这世界有着自己的期待和欲望，在我的真实和你们的真理之间，我选择站在真实这边。”毫无疑问，妖是加入他者目光注视的一种化学反应，它的负能量微妙而精致，不足以威胁任何一个时代的秩序与规则，但它足以让一个人、一只狐、一朵荷花获得个体生命的摇曳。世上每一种摇曳都是出格，出了格，代价和命运自然会找到她们。唐代女诗人李冶五六岁时写下“经时未架却（谐音嫁却），心绪乱纵横”，其父看她未嫁时就乱了心绪，失了阵脚，预言她“恐失行妇人也”，后来果不负众望，成了名扬四方的浪荡女道士，“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那自是她浪荡了一生的心得体会；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晚年有改嫁“污点”却又遇人不淑，有人就这样评价她的词作：“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阿赫玛托娃美得让世界不安，无数个艺术家为这枚“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作素描、彩绘、铸像、雕塑、摄影和诗歌，但苏联文学界红人却用最刻薄的判词来形容她——“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似乎不妖了，才能成就荷的千秋万世名。似乎心如死水了，才能让一个女人在集体目光中获得尊严。但让历史有了波痕的，恰恰是那一颗颗不死的心，一缕缕不放弃的眼神。

　　那不放弃的眼神透露着她们唯一的野心——越于荷叶之中，尽情开出自己的袅娜来。

　　“平静而绝望，是许多人的生活”。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身未死，心先灭，这是人类从古至今的困惑。妖不平静，不绝望，是蝴蝶扑花的激情和喜悦，是卓文君私奔后当垆卖酒，是西施与范蠡隐居后东湖荡舟。妖不是婆婆撒了一地的豆子，媳妇一颗颗捡起来，消磨生命挣得荣誉；不是官太太和官丈夫苟且着物质富裕、貌合神离的生活，“熬着熬着一生便过去了”。妖是不服从，是自己做自己的主，是张爱玲面对心猿意马的胡兰成试图挽回婚姻时的决绝：“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你是早不爱我了……”然后，照样美丽，照样哀伤，照样衣着华丽，令人侧目。

　　妖是内在的开放获得的旋律和芬芳，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只是因为有了他者的觊觎，变换了颜色。

　　此刻，躬耕书院的园子里，妖过的荷，与夏天相濡以沫过的荷，举着粉色的肉身往远处眺望却寸步难移的荷花，旋律尽失，芬芳全无，不再牵挂鱼，也不再惦记绿了。

　　到这时，或许有人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书院里有练古琴的少女，正在弹奏《忆故人》，未谙世事的指尖如何能说尽空山幽谷思念故人的落寞呢？她们能尝尽莲动下渔船的欢快，摘下莲蓬，扣在头上，当做擎雨盖满山遍野地跑，但在这初冬乌溪江畔的山顶，十二个从遂昌城里挑选的耳聪目明的少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凋零，如何能与一池历经日月流转、生死荣枯的残荷互诉空山忆故人的种种往事呢？眼角的风韵才刚刚开始萌出嫩芽，宛若独自一个人住在月亮上，等落入锅碗瓢盆的人间，这人间的路还长着呢。

　　过了江，上了岸，在远离书院的遂昌城里，也有和她们一般大的女孩们为了纪念遂昌几百年前的县令汤显祖和他百回千转的柔肠，学唱昆曲《牡丹亭》的片段：“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她们像李冶一样开悟“至亲至疏夫妻”，该是红颜老去，在一粒沙里经历了整个世界之后。

　　荷花的妖是自若的，在水中长成的花，至少不用记挂浇水灌溉，任凭她自生自灭地开着，说她妖也罢，说她可远观不可亵玩也罢。自会有懂得她的鸳鸯相与、迷恋她的蝴蝶蹁跹、与他朝夕相处的鱼戏蛙鸣。为了这些，她满目摇碧，蔚蓝生香，她好好地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藕。

　　很快，一季就过去了。别拿她多看了几眼的云来告慰她的灵魂，也不要用相忘于江湖的论调来涂抹她简单的颜色。她旁若无人的美，只有最近的人才能看清，懂得，抚摸，伤害，并收拾残局。

　　残局过后，若对相濡与沫的生活感到乏了，你或许也希望能像这个书院的主人一样，渡过一条叫乌溪江的江，登上一座叫黄泥岭的山，去的地方若不是寺院，那应该是一个书院。你只需要一把椅子，一个房间和一场雨飘落的声音，让不会说话的植物和自说自话的动物陪着你。让那些有别离之心的人和事，回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去。

　　躬耕书院的主人，既然是个商人，他在世外桃源做的事情，或许与你的有所不同。他做的事大约可以分为这样几件：盖房、会友、耕种、教书、听琴。

　　书院的房子起于垒土，造了大半，择一个良辰吉日，举行上梁典礼。那良辰常是“涨潮”之时，那吉日就是“月圆”之日，涨潮涨来钱财之潮，月圆团圆了一家人。“上梁有如人之加冠”，为了安装屋顶最高一根中梁，安抚好住在梁中的“梁神”，祭拜好传说中的鲁班祖师，给房子举行的“加冠仪式”，得特别隆重。鞭炮响彻在半空，村人们奔走相告，这几乎是除了婚嫁，村子里能听到最喜气的鞭炮了。

　　工匠文理兼通，理能造船搭屋，理能吟诗扮巫。他站在梁旁，天降大神般，对着地面上的孩童念起上梁文：“抛梁抛到东，东方日出满堂红；抛梁抛到西，麒麟送子挂双喜；抛梁抛到南，子孙代代做状元；抛梁抛到北，囤囤白米年年满”。童年的我也曾站在红绸下，手臂伸向蓝天，如祈雨，又似天问，接过从天而降的馒头或者包子。在神赐的礼物中，我最渴望得到的是包子。因为它是肉做的，需要母亲拿有限的肉票去换。八十年代的肉包子，在地上打几个滚，沾满灰尘和砂土，也是难得的美味。此中的欢喜，不亚于杜甫看见表弟“携钱过野桥”，来帮助修他的茅屋吧。三十年后，上梁的馒头、包子落下来，纷纷扬扬，撒下来的不是粮食和肉味，而是追忆。

　　书院上了梁，落成就指日可待。落成后的书院，前有假山，内有琴房画室，后有良田。搬到这样的房子里，除了梅妻鹤子，似乎并没有别的道路。但书院的主人虽爱静修，却没有忘记接近人群的欢愉。农历十二月初八，一大早准备了满满两大锅腊八粥，推到山下，放在村口，拿了不锈钢碗盛着，一碗碗送到来赶集的山民手上。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八种粮食熬在一起开会，合聚万物，调和千灵，和梯田田埂旁层层排列的稻草人一起加入庆祝丰收的气氛中。

　　走远了，说是要相忘于江湖，结果还是扎到人堆里。让早晨的愉悦从一碗粥开始，粥油赛参汤，一个人喝得冷清，一家人暖胃暖心，一群人几成盛宴。若有冬日的暖阳落到盆盏里，粮食蘸着阳光，粥油变得明亮通透，那便更不错。书院的施粥包含的庆祝成分少一些，社交情调更浓些。若没有吃过一家饭，怎么成一家人？喝着粥，从村东头刚娶的新媳妇说起，一直说到西边独居多年的老头。一年的光景，外出打工的打工，在家耕种的耕种，不过到了腊八，就应该乘着航船，让船尾的浪花推着乌溪江带着自己回家。相见时，就着一碗粥的时间，聊回儿一年的好事吧。孩子考上了一本名校，老板付清了拖欠半年的工资，农家女孩采茶养猪的手指在书院里学会了弹拨《高山流水》。主妇叫村里的先生写了一幅“紫微星高照”挂在堂屋里，是为了家里的孩子能沐浴紫微星的祝福，山沟沟里飞出金凤凰。古代，学而优则仕，现代，也没多大变化，黄泥墙里飞出一颗紫微星局长，整个家庭的裙带跟着紫微星都扬眉吐气起来了。

　　诸此种种，哪一样不是俗事呢？那刚刚如荷花花骨朵般撑开骨架的女孩，十根手指亦是妖的。她洗净了指缝间的泥土，坐下来，琴瑟起，弹拨相忘于江湖的梦，一天天让自己在凡俗的舞台上开出花来。

　　过完腊八，年就来了。院长提着礼物，到家家户户去拜年，感谢黄泥村的村民们在春天赶着耕牛耕种、在秋天准备好满箩筐的山茶籽，一年四季都有土鸡满山追逐，为进入城里的餐馆做着准备。书院的院长在省城有另一个身份——饭店的老板。

　　一个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是他们手中的土地帮一个商人实现了重回农耕文明的梦，让他的餐馆有了“有机”招牌。

　　这个年过得照例是甜的。鸡蛋甜酒羹、豆苗汁拌野生蜂蜜、糖年糕，妇孺喜欢甜食，吃了一年的苦，过年的甜似乎是安慰和奖赏。几十年前，老年丧夫独居的张爱玲餐桌上是不会有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人太孤独清冷，连餐桌也会跟着变冷变瘦。

　　年后，节气一个挨着一个来了，清明将至时，院长翻开了《齐民要术》，对黄泥村说：忘了机器和农药，向一千五百年前的人学习耕作吧。

　　村里的农民也不管有没有听懂，就开工了。谁也不觉得回到一千年前是一件疯狂的事情，而院长玩的也不会是行为艺术。院长又说，田园有真乐，不潇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趣，不玩味终为鄙夫；山水有真赏，不领会终为漫游；吟咏有真得，不解脱终为套语。

　　一头牛似乎听懂了，捡起祖辈的记忆，开始重新学习耕种。其实，它们最多只回到三十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牛耕还很普遍。我曾看见祖父驾着牛，驰骋于田野，年复一年，直到它老死。

　　它死后，肉不是用来吃的。祖父像对待一个忠诚的老伙计的死亡一样，挖了一个坑，埋了它。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土地可以喂养每一粒粮食，只要有天光、水、肥料和抵抗病虫的法子。夏天缺水时，农民们又想起了荷塘。那里的水可以暂缓燃眉之急。荷花再妖，也不能当粮食吃。就放了荷塘的水，舍了荷花，来救耕田里的水稻。荷花在天光里旁若无人地开，终究只生产作为佐餐的藕，她不像细小密集的稻花，生来只为了填饱人类的胃，在秋天奉上满目金黄，脱了壳，晶莹粉白，浓浓的妻性，有无数种好处。它陪伴江南几千年，低眉顺眼，进入皮囊之中，温柔乡般讨人喜欢，获得人们对它的依赖。

　　书院外的耕种，从春到秋，不能有懈怠。村里的孩子们在书院读古文、画画和弹琴，一粒粒稻子般走向成熟。吟诵的袅袅童音慢慢翻着日历，窗外的荷花再怎么妖，也谢了。这村子在水一方，书院在山顶，似云深不知处。但围绕书院的事情，都不过是现代的凡尘生活而已。一家书院，本是一个相忘于江湖的居所，会在园子里种荷花的人，大都是凡心不死的。

　　荷的妖，人的妖，都不过是一颗少女心。独居的张爱玲躺在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时，遗容很安详，眼和嘴都闭着，手脚自然地平放。身边的黑包里放着她的遗嘱，其中一条是，马上焚毁遗体，她不愿意别人见到她死后的样子。她站在荷塘中央，看着自己的满目晚境，已经看够了。

　　世上有那么多人读过她的作品，但在死亡来临时，没有一个人陪着她。

　　她早早选择了相忘于江湖，末了，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人，爱人，或者孩子守在身边，代表人间的温暖，与她举行告别的仪式。

　　或许有人会因此感慨，清冷一世，孤独终生，还不如折磨一世，相濡以沫。

　　在躬耕书院的七月，站在山顶，能看到民房前的地香，密密麻麻，像从人间往生的精灵。在黑夜里，一点一点，渐次灭了。一根香不能陪着另一根香去投生，谁也不能陪着谁去死。

　　若曾有如荷般妖过的少女心，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遭。

孤独，是一座花园

1934年初北京的冬天，下了几场雪，一场比一场更冷。但金韵梅的红泥小炭炉是热的。上面坐着菊花汤，屋子里飘浮着淡淡的菊花香，仿佛秋天逗留不去。菊花汤，其实是一味中药，用于解毒散热，却是她的招牌菜。金黄的雏菊盛开在瓷碗里，澄澈芳香，宛如少女，用于招待每个来看她的朋友。走到哪里，她都要留心寻找那里最地道的菜肴。有一次，她甚至从天津带回来一些咸鱼咸虾，让厨师烧了一盘菜——杏仁葡萄干炖咸鱼咸虾。咸鱼咸虾用糖色、杏仁、葡萄干炖。家常菜，就有了繁华的格调。这是故乡鄞县的口味。她永远记得那个出生地，街巷里常常飘浮着海货的味道，像一条隐形的海洋。咸腥之味，在记忆里不息地流动，成为她挥之不去的乡愁的味道。

　　那么多菜只为了招待来看她的朋友们和一些“付钱的客人”——她的房客，有中国人，也有洋人。她把宅子的一部分用来出租。她说：“这永远是为了交际，而不是为了钱。如果我不喜欢谁，也可以随时把他轰走。”所以，她总是让她喜欢的年轻人住下来，哪怕暂时没钱付房租。

　　在没有外来客人的夜晚，她就把自己交给一件大衣，坐在壁炉前，讲关于自己的故事。身边，坐着她的房客。

　　她的叙述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总是先从1904年讲起。对金韵梅来说，这是难以忘记的一年。患乳腺癌三年的她与达·斯尔瓦离了婚。达·斯尔瓦来自澳门，是一个有西班牙籍的葡萄牙人，一个为美国服务的海关人员，同时也是一个语言学家、音乐家。而她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女医生，第一个女留学生。与他相遇时，是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国大龄剩女。

　　当她向房客回顾一生中唯一一次婚姻时，说：“他满口奉承话，却让人忍受饥饿。我的职位很低，靠在美国各个城市间讲课维持生计。”这样的故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已经写过。一开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到后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贫贱夫妻百事哀、等闲变故故人心。这是诸多情事中的一种可能性。爱情没有了，日子还得过。一个中国女人，在异国，要靠自己养家糊口，竟还食不果腹。任尔风吹雨打，那该是怎样的伤心欲绝？

　　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明白在美国饥饿的后果。

　　二十一岁，她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纽约妇女儿童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毕业。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报纸上。她来自中国，又在日本长期生活，纽约的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同时出席了她的毕业典礼，她被认为是两国共同的财富和骄傲。但她对四年求学经历的另一种叙述是这样的——“那时，美国兴起了反对黄祸热潮。我永远记得，走在街头时，工人们会骂我；一起就学的女学生们，对我没有起码的尊重，我亲眼目睹了同室少女的死亡”。

　　她来自印度。和金韵梅一起住在一间简陋的客栈里。像所有印度女子一样，她保留着东西方混血的容貌，美得特别醒目。她每天的食物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筐压缩食品。她信奉的佛教让她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不能吃肉。但她面临的问题很快出现：带来的食品吃完，又没钱再买特殊的食品，贫困和信仰让她只能靠米饭和一点水果来维持生命，再加上对异国气候的不适应，她很快生病了。医生嘱咐她要吃些有利于健康的饭食，但是她不能，在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下，她也得遵循自己的宗教戒律。

　　她最终死于营养不良。她的死，让金韵梅终生难忘。她紧闭的大眼睛深陷如坑洞，似乎一只埋着理想，另一只填进穷困。她的死，是金韵梅的另一种可能。金韵梅活了下来，来到威尔家山的中国救济院——蒙菲南中国普济院工作。在那里，她和西方女同事有一样的学历，却只拿她们一半的工资。

　　

　　“我那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包括对基督教的爱来说，中国人也只相当于半个人”。寒冷的往事，在半世纪后的炉火旁，也不能让她释怀。

　　她的基督教信仰来自于她的两位父亲。生父是浙江宁波最早的一批教士之一，可是全能的耶稣并没有让他活得更久。她三岁时，父母双双死于斑疹伤寒。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平民的死亡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每一种疾病都可能爆发群体性的死亡。三岁的她活了下来，被父亲的教友收养。

　　他叫麦嘉谛。1844年，24岁的麦嘉谛医生从英国来到宁波，一边施医，一边传教。他是北美长老会最早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宁波最初二十年的努力，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只有二十四位，而金韵梅的亲生父亲金定远，一个来自鄞县梅墟宝桥金的穷人，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基督缔结的缘分，让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男人成为至交。也让她沦成孤儿后，又重新得到了一个美国男人的父爱。

　　从她能记事的那一天起，父亲的形象就是一个金发碧眼，却会讲一口地道宁波方言的洋人。他在学堂里传教、教授医学，用的也是宁波话。但他其实拥有很多个身份——物理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学者、作家。在他那高耸而光洁的额头深处，蕴藏着大海般迷人的宗教语言和古井般幽深的对科学的痴迷。即使在吃饭时，他也会拿起吃剩的几根鸡骨头进行分析。细胞、血液、结构、血管，像一座美丽奇幻的原始森林，时时引诱童年的金韵梅靠近。

　　每当她回忆起他，总忍不住说：“他待我如同亲生女儿。”当别的中国女孩正缠着小脚，疼得无法下地时，她的大脚跟随麦嘉谛辗转于美国、宁波、上海、日本，去完成她的学业。1888年底，二十五的她得到了美国妇女传教局的援助，以妇女传教士的身份，被派遣回到祖国。

　　她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投书政府要求开办女子医药看护学校。上医医国，其次医人，但对她来说，医人，就是医国。请求未获批准，但已为后来创办北洋妇科医院起了个好头。

　　“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养父麦嘉谛生前对每一个他认识的中国人所说的话，也包括她。

　　她从没有忘记。1904年发生在她身上的另一件事情记载在10月16日和11月13的《纽约时报》上。她以中国女演说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对她的报道占据了报纸的重要版面。报上说：一位叫金韵梅的中国小女人前来纽约参加和平代表大会，她的讲座吸引并征服了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美国人，场场爆满，一时传为佳话。

　　第一天，她头戴小雏菊，身穿丝绸长裙上台时，台下的人们以为她是一个中国戏子，要唱一段京戏，或者跳一段艺妓舞蹈。没想到，她的真正身份是一个中国女医生。每一次演讲，她的头发都戴着不同的花——大丽花、小雏菊和其他能摘到的花。美国的十月，缺少花朵。她是为了新鲜的花朵，才穿相配的裙子。

　　她爱美，有很多这样的裙子。她说：“在中国，我们被教育，如果一件事件可以做得富有艺术性，我们就必须努力这样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装饰我的裙子。我们在艺术上的成功基于这样的事实，工匠和农民在社会阶层上仅次于文人。他们把自己的灵魂整个儿用在了工作上。”

　　记者这样写道——“身材瘦小的金医生身上带着根深蒂固的东方式和谐和地道的美国腔，这与她本人非常相称。”

　　但她此行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宣扬东方艺术，更在于宣讲和平，她说：“我要和你们说起和平，因为我的祖国遵循了这样的教义。鸦片贸易和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表明已经表明所谓‘黄祸’比不上‘白色人种的灾难’”。

　　她是锐利而清醒的，你买了我的票，来听讲座，照例要唱你爱听的戏，我却揭开画皮，说你们的祸害。即便这样，讲堂依然挤满了人。一个英国议会会员，前前后后听了她六次讲座，说：“每一次，她都会用那讨人喜欢的方式说出一些新的东西。”

　　1904年，美国人一年人均收入四百美元。她的讲座入场券价格是两美元。

　　纽约媒体这样评价她——不到一米五十的她，精通美、日、中、法四国语言，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取得了奇迹，是本民族进步运动的一位领袖，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当然，媒体不知道的，这位杰出女性刚刚结束她的十年婚姻，正是折戟沉沙战败时，似一道屏风，正面春色满园，背后杜鹃啼血。从始至终，在公众视野里，她的脸上都看不出一丝疼痛，也没有人洞悉她残缺的身体里包裹的秘密。

　　七十岁的她坐在1934年初的这个冬天，说起往事：1904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我，忍下了疼痛。从三岁起，我的生命就是不断见证亲人离去的过程。1900年，养父去世。1904年，离异。再后来，1920年，养母和兄长相继离世。但那些疼痛，都不如1918年9月的那一天更为强烈。

　　一封电报，一行字，带来的是儿子的死讯。他死在法国的索姆战场。他参战只是因为所有的伙伴都去参战。当伙伴们回来时，他却没有回来。两个月后，一战结束。她把他的尸体运回美国。

　　他葬在美国，成为国家的骄傲。二十二岁的生命，像一颗彗星一闪而过，身死魂散，他的光亮成为母亲后半生持久的怀念和伤口。

　　他变成一块冰冷的石头，在他的左边，是一块石头，右边也是。他们都是美国的英雄。她总是对每一个前来倾听的朋友说：“他为什么而死？我们同那场该死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她不是美国人，儿子也应该不是，但他却死于一场由美国派遣的战争。

　　她告别儿子的墓碑，回到中国。之后几十年，和她住在一起的，是体内连绵不绝的疾病——乳腺癌、宫颈癌、静脉疝、肺结核、肺气肿、动脉硬化。这些疾病，是一颗颗长满尖角的小石头，悄然落入体内，铺成她后半生的病房。她的身体被切开，又合上。每一块“石头”都有可能要了她的命。

　　但众多的苦难并没有让她的脚步停下来。白天，她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养蜂夹道。绕过北海公园的西头，就到了。一个育婴堂，一百多个孩子，十七个保育员。孩子们常常患病，眼疾、皮肤病、肠胃病，甚至恶疾。这是孤儿唯一的家，也是他们的病房。每年两万元的经费中，是她和保育员们向社会各界募捐所得，没有政府的固定拨款。孩子稍大一点，饭量一增，就吃不饱，更奢谈药品。在孤儿院，她遇到的是自己的童年。她给孩子们带来医术、药品和食品，带来一群义工，他们都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护士学校。她是这家医院的委员。堂里的保育员，主要也来自这家学校。靠社会各界支持下的运转总是艰难的，却在战争中一日日坚持下来。点点滴滴，呼告奔走，她的孩子死了，却有更多的孩子等待着她的看护和医治。中国少了这一百多个孩子，也照样奔向未来，她却舍不得丢下任何一个。

　　有时，她会去清河实验中心，是燕京大学办的一个基地。五年前，她为之捐了三千元。基地有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她担任管理纺织厂的职务。一个作坊，摆着几家老式织布机，用女人和孩子们的剪纸作样本，用于刺绣。金医生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们渴望在这几台简单的织布机上和女人们祖传的描鸾绘凤的手里，复兴中国的花边织造和刺绣业，创造出一个中国的工业。

　　过了清河镇，不远就是她的农庄，她偶尔去看看。她没有亲人，但要像每一个中国人那样，把自己安置在一片青山绿水之中，让死后的自己能看夏花绚烂、秋叶静美，能听山涧鸟鸣、松林风吟。住在农庄的那家农民，将照顾她的坟墓。

　　下午，有人上门到她书房，给她读中国小说，她一边听一边打字，把句子翻译成英文。她只会说汉语，却不识汉字。房间里只有阅读的声音与打字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像一首双声部的曲子。她把《西游记》的最后一页翻译完了。她希望，它能被出版，英语世界的人们会像中国人一样，记住这本书，把它变成戏剧、童谣、艺术品和世世代代的梦境。

　　但就在这个时时洋溢欢乐、客来客往的冬天，她出了意外。在一次女界社团吃饭时，她受了凉。第二天，发高烧，她让仆人叫了一辆人力车。她拒绝坐汽车，解释说：只是小病，无须浪费。她总觉得她的钱应该放在更有用的地方，给孤儿、学校，或者医院。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她住了下来。她不愿去更好的医院，这里正按照她的愿望，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医生和护士，很多是女性。多年前，她担任北洋妇科医院总教习，办医院附属的护士训练班，因经费问题去美国宣讲、化缘，希望这个先进的国家也派先进的医生和资金，帮助中国培养医生。这些事情，从未有人做过，她不知不觉做了第一人。如今，这家英国人支持的医院正按她梦想的那样，走上轨道。她必须用病中的自己，去支持这些孩子的事业。

　　直到昏迷前，她仍一次次对守候她的房客们说：“你们要趁着年轻，去玩，去做事情。把朋友们叫到家里来。”这已然有了“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意思了。

　　一定是往事的情节又在记忆中转过来。她爱听戏，戏里总是才子佳人，我轻依粉黛，浅画眉弯，你横戟赋诗、青梅煮酒。但幸福总如惊鸿掠影，结局总是悲欣交集。“他满口都是奉承话，却让我忍饥挨饿。”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她爱的人，除了带给她对饥饿刻骨的回忆，什么都没有。这是她身体里最深刻的疤痕，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细节，她用一席丝袍，遮住了繁琐的爱恨情仇，只剩一句总结。

　　来看她的人很多，来自北平社会各界。她戴着氧气罩，已然失去知觉。看她的人，挤满了房间，他们关心她死后的归宿，也关心她巨额财产的归宿。

　　就在那些夜晚的炉火旁，她曾和一个住在她家中的房客说起过她的遗嘱——价值一万五千元之房屋、地基及现金捐给燕金大学，用于建家政学校，洋文书籍一百五十卷，捐给天津木斋学校。剩下的钱分给远在上海的养女、她的仆人、将照看她坟墓的农民。

　　她死于1934年3月4日。她的遗嘱得以完成，但她的遗愿显然没有。实验中心没有培植出一个纺织企业，翻译的《西游记》没有出版，一年后的坟墓杂草丛生。

　　“她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乎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因而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英籍医生的一篇悼念词。

　　而一年前，她这样眺望自己死后的场景：“当我死后，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当那覆盖我的那堆泥土也瓦解，我将成为大地本身。”

　　文学港 201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