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

　　我的乡愁的名字叫痛

　　石华鹏

空村

我故乡的村子如今宛如一座“空村”。从村东走到村西，遇不到几个人，偶尔遇到，不是老人就是小孩。村子近两百人，留在家的不足二十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说“空村”也不准确，有热闹的狗跑来跑去。陌生人进村，一群狗围着他，狗们仰着头朝他吠，吠声此起彼伏，胆子小的，夹着双腿，身子哆哆嗦嗦，吓得不轻；胆子大的，弯腰假装捡拾砖头，狗们以为要砸自己，叫着迅速散开，如荡漾开的波浪……此刻是村子少有的热闹时光。无论狗们还是人们，在白天，只要有陌生人进村，他们都异乎寻常地热情，像见了亲人，是不是因为村子太冷清，人太寂寞了？

　　狗如今是我们村子的主角，它的数量超过人的数量，它的生机超过人的生机。原来村子里没这么多狗。有段时间，小偷喜欢光顾村子，几户常年“铁将军”把守的人家，接二连三被偷得精光，电器一件不留，衣服被子、锅碗瓢盆都偷走。村人说盗贼肯定是开着汽车来的，如搬家一般，要不偷不了那么干净。怎么办呢？老的老小的小，自身难保，防贼抓贼的重担难以担当——我母亲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一天凌晨，禾青家进贼了，禾青老父亲发现后，大喝一声，贼吓一跳，跑出了门，禾青老父亲抄起一把铁锨去追，追了一会儿，中年汉子的贼回头发现只有一老头，停下来瞪圆了双眼，说：“枯老东西！你还追，我打死你！”一面说一面返身追打禾青老父亲，禾青老父亲吓着跑回来了——本来人是最好的防御力，但村里没人，只有找忠诚的卫士——狗了。于是家家都养起了狗，慢慢地，狗比人多了。贼的心总是虚的，加上狗爱虚张声势，又多，村子倒真还平安无事了许多。

　　村子里狗少的年月，是人多的年月。人们靠几亩薄地过日子，好一点的做点手艺：木匠、砖匠、篾匠、桶匠等等，来补贴家用，人都吃不好，哪有给狗吃的，所以那时狗很少。尽管不富裕，但人多，人情味儿足，亲情都在。村子里人来人往，家家都是大家族，三代同堂，四代同堂，还有五代同堂的。那时村子里还有许多规矩，古雅的那一套还在，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繁复的结婚仪式，喝这酒喝那酒的，怎么坐席位，甚至小孩子怎么拿筷子都有讲究。那时家族长辈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维系着村子里的道德秩序，伦理秩序，村子太平无事，融洽平和。夏天天热，各家都把饭菜端到禾场上吃，我们小孩子端着碗粥，走一家夹点菜，各家的菜都能尝吃，觉得比自家的好吃，走一圈下来，粥也吃完了。逢年过节，互相走动，少的小的给长辈问候拜年……那时的村子被热闹的亲情笼罩，是我记忆中的人间桃源。

　　当然，物质生活是贫乏的。如果不外出打工，人们至今都是贫乏的。就在去年，我家八口人，分到八亩多田，亩产稻谷1000公斤，每斤一块五，八亩地收入两万四千元，扣除一半的成本，人均一千五百元，按这个收入日子是没法过下去的。但过去不时兴外出打工时，大家收入都一样，生活都一样，没差距，没比较，也感觉不到贫乏，相反，如果没有后来的进城打工潮，我的村人们或许会满足于这种宁静平和的贫乏日子。“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是流传在我故乡的俗语，村人们对家的留恋、对儿女绕膝前的渴念藏在这字句的后面。

　　当年华荣兄弟俩离开村子时，并没有引起村人的在意，是有风的早晨还是阳光的午后离开的，没有人知道。兄弟俩父母早亡，日子过得无天管无地收，“布衣疏食，常至断炊”，他们决定到城里去闯闯。兄弟俩年底“荣归”村里时所有人都记住了当时的场景：兄弟俩从冰天雪地的东北吉林回来，脚蹬黑亮长筒皮靴、皮裤，上身新潮棉袄，见面递上过滤嘴香烟，兄弟俩满脸笑容，精气神十足。随着他们的回来，村子里还流传着惊人的说法：兄弟俩乘火车怕钱被偷，用针线缝在衬衣里，整件衬衣密密麻麻缝满了钱，地地道道一件钱衣……村子的平静被打破，那些年轻人的心也荡漾了，年刚过完，一批人跟着华荣兄弟俩走了，一年，两年，村子里慢慢走光了。

　　几时回来的？再几时走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人之间礼节性的招呼由原来“吃了没”变成了这两句。几时回来的？再几时走呢？这两句招呼背后是有“潜台词”的，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还是要出去的；一层是在家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村人除了少数在广东工厂流水线上外，多数在做装修，做木工，做油漆，有的在装修公司干，大多自己接活自己干。如果吃得苦，工资收入还可观，村人在外也是聚居在一起，喜欢打麻将和赌博，有人辛苦一年，输个干净，过年回来的路费都没有。

　　在外做装修活儿，灰蒙蒙地、汗渍渍地从早干到晚，很是辛苦，租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地方，大多在城乡结合部，从工地下来，还得奔波或长或短的路程，这些还都能忍受，最煎熬的是孩子不在身边，挂念他们，想他们。我两个弟弟在新疆做装修活儿，三个孩子在村子里，一年忙到头，过年回到家里，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春节过完，弟弟弟媳要走了，四岁的儿子抱着妈妈，说：“妈妈，你能留下来吗？”他妈妈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能留下来吗？不能，要活得好一点，只有出去。村子空荡荡的，但无论走多远，他们的寄托都还这里，把这里填得满满的。

　　我的空荡荡的村子，有一天会热闹起来吗？

伯父的丧事

据说，脑中风是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我国每12秒钟就有一位中风新发患者，每21秒钟就有1人死于中风。此类说法众多，且来历不明，如果此“据说”属实，那我的伯父就是属于这21秒中的人之一。

　　准确地说，伯父并不死于中风，而是死于因中风导致的多脏器衰竭。伯父家隔壁是村里的医疗站，几十年来的许多个清早，伯父打开大门见到的第一个人有可能就是长庚医生。但那个年关之前的寒冷深夜，伯父中风后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是给长庚医生的，睡梦中的长庚医生并没有接听这个陌生号码——伯父总喜欢更换他的手机号码，等长庚医生破门而入看到赤身趴在冰冷地上不省人事的伯父时，已经离那个电话过去了四个小时。长庚医生的电话打不通，伯父艰难地拨通了他大女儿的电话，伯父已经不能言语，听筒里啊啊了几声，他女儿知道坏事了——女儿嫁在几十里外的镇上，两个儿子以及小女儿在几千里外的吉林打工，伯父一人独居——急忙给长庚医生打电话，长庚医生才知道那个没有接听的陌生电话就来自几步之遥的伯父。长庚医生事后说起这个细节，总是很懊恼。有时候，最近的距离也相距遥远。

　　长庚医生说，伯父的中风不算特别重，要不了命，不治疗，不给他吃，当然就要死了。长庚医生还赌气地说，肺烂完了，肺没炎症啊，如果让我给治，他会活下来，能不能重新站起来，不敢保证，但不会死。长庚医生说这些话时，言语中多有不满，有愤怒，这既是出于一个行医几十年的乡村医生的职业本能，也是出于一个与伯父做了几十年邻居的晚辈的情感流露。当然，长庚医生的这番话是背着伯父的儿子女儿，对着伯父的弟弟、我的父亲说的。

　　我父亲提前从外地打工的工地赶回，伯父在县中医院住了四五天后回到了家里。伯父回到了婴儿状态，睡在床上，时而迷糊时而清醒，心里明白说不出来，只能啊啊咿咿。伯父的病情还没稳定便着急出了院，他儿女给出的答案是：医生说他的肺烂完了，治疗没多大意义了。这是个为了脸面而找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个中缘由旁人看得清楚：伯父儿女虽多，但谁都不舍得拿钱出来治疗，理由是自己也是艰难度日，伯父有所谓的新农合医保，但与张着血盆大嘴的治疗费相比是杯水车薪；关键是，如果治疗稳定了瘫痪在床，谁来照料呢？儿女几个各说各的难处，都不愿意呆在家照料，尽管几个儿女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从未一致过，但唯一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他们心有灵犀、秘而不宣：让伯父等死，不给他治疗，不给他吃——说给伯父吃了但伯父咽不下去——仅往伯父喉咙里灌一点白糖水。我父亲很生气，对长庚医生说：伯父养了一群虎狼子，一辈子不值得。

　　我父亲脾气直，又是前辈，对着伯父的两个儿子说，你们要给他治啊！两个儿子与我父亲差点吵起来。大儿子说，不是不给他治，治疗有意义吗？小儿子说，瘫在床上了，我付给您工资，您在家照料……

　　在所有人等待了十六天后，伯父在春节前六天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虎狼子女们，终年79岁。父亲说伯父是饿死的，十六天不挂瓶、不吃东西，年轻人也会饿死。伯父去世后我父亲坐到他的床前，把他弯曲的手指，用自己的手温一个一个揉搓直。我的伯父姓吴，名早阳，我的父亲姓石，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从那一天开始，伯父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早晨的太阳升起。

　　伯父从医院回家五六天后，我从外地赶回，我和父亲立刻去看他。伯父本来很高大的，身形瘦削，几床黑旧棉被盖着，露出一颗小脑袋，眼睛黑亮。我喊了一声：伯。那颗小脑袋转过来，看了我一眼，他头脑清晰，认得出我，啊啊啊了几声。伯父半边身子不能动，要翻身时就敲打床板，床板发出的声音代替了他的呼喊。父亲问他，要不要打针？伯父点着头，啊啊。父亲说，要打针。我感觉此时的伯父求生欲还是很强的。过了好多天后，父亲回到家，说伯父找村里与他关系最好的人来交代了后事，死了躺在哪儿？埋在哪儿？有没有欠别人的钱？别人有没有欠他的钱等等，一一作了交代，所谓的交代，只是别人问，他点头或摇头罢了，因为伯父不能言语好久了。我知道，伯父准备上路了，他放弃了求生的欲望，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女们已经不再希望他活得太久了。

　　伯父是一个木匠，死时还是一个木匠，长庚医生说伯父中风的前一天晚上还加班到23点钟。伯父大半辈子都是一个人过，年轻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独自长大学了木匠手艺，婚后生下两儿两女后妻子去世，伯父没再娶，拉扯两儿一女，将小女儿送人。儿孙满堂后，伯父独自过活，年迈时娶过一位老伴，老伴前几年过世，伯父复归一个人，在村路边盖了间房子，开木工作坊，做农村离不了的木门木窗、方桌板凳等家具，卖给村人，维持生计。伯父的手艺很棒，为人慷慨、热情，生意很好，但因为年纪大了，视力、精力均下降，出活的效率也下降，免不了要加班加点赶工。伯父作坊的隔壁，就是长庚医生的村医疗站。

　　我家和伯父家不在一个村，隔着大概五六里路。我父亲是在夜里三点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的，一大清早就赶去了。我起床时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对母亲说，难怪我昨晚梦见了伯父。母亲说，伯父走时一定来我们家转了转，做了告别，要不你不会做这个梦。母亲说，这个时候死了好，都回来了，热热闹闹地送他，活着一辈子苦，死了好。

　　与他的绝情的儿女们相比，伯父对自己的一生的交代可称作完美，他还存下了一万元钱，他没有拖儿孙的后腿一天，还为自己的后事留了钱，这是他从自己凑合着吃一顿穿一身的不讲究的生活中节省下来的。儿女们商定，丧事钱从这一万元里开支，剩余的兄弟二人分掉。矛盾似乎不可避免，办丧事是个无底洞，如果大操大办，一万元还不够，大儿子主张节约，小儿子主张办好一点，为买什么不买什么，两兄弟总是说不到一起去，搞得帮忙的亲戚都为难。

　　

　　对伯父的丧事，我母亲很不满意，她说太冷清，太简单了，车一来，把伯父往纸棺材里一放就拉走了，一点都不热闹，两个女儿哭也不哭，道士先生也没请，也没敲锣打鼓，很不像样子。母亲愤愤不平地说，就是盯着老头子的那点钱，不想花。

　　我也觉得甚是悲凉，倒不是说这丧事要办得多体面，多热闹，为四个儿女操持一生，儿女们都不愿为老人付出点什么，如此草草了结此生，真是让人慨叹。难道真的要怪几个儿女吗？那也不见得，伯父的两个儿子跟我说得来，老大说他在东北打工，日子过得也难，妻子瘫痪在床，还要带两个孙子。老二的日子好一点，也是过得去而已，他说要真是我伯父瘫在床，活着的人也都快活不下去。

　　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我也无法像我的父亲那般责骂他们。我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活着的人，艰难度日；老去的人，无所依靠；死去的人，草草了结。这是我故乡的亲人的现实。想起来，我就痛。

逼婚

好奇心总是与每一个乡村少年如影随形，不可理喻的世界与他简单的认知之间隔着一条堆满问号的河流，如何渡过去？时而容易，时而难。对我来说，来自年少时期的那些事关家族、亲戚间的问号，一直在这条河里奔流，直到我人到中年，有些似乎才有了答案。

　　小时候我会纳闷：家里怎么那么多亲戚？你看，一场筹备多日的乡村宴席上，人来人往，五大叔六大伯、七大姑八大姨换上崭新的衣服抵达了，一些平常偶有听说、从没见过面的陌生远亲也风尘仆仆来了，他们互相招呼，好不亲热。不论远近还是亲疏，每次来参加宴席的都有二三百人。婚丧嫁娶、添丁满月、盖房上梁、金榜题名，是我们乡村古老土地上盛大的“派对”项目。

　　热闹、庞大的乡间世界是由一张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编织起来的，这网的经线是家族，纬线是亲戚，以聚族而居的家族为中心，以嫁出去或者娶进来的亲戚为外延，形成蛛网一般的人情世界。比如说，我祖父有三兄弟，他们三兄弟养育的下一代共有十一人，往下走，到我们这一辈共有二十人，再加上各门娶进来的人，现在四代同堂，共有五十人，这五十人构成了我们家族在村子里的基本规模。到第三代的我们身上，家族这张大网开始新的编织，分支开始形成，我父亲养育了我们三兄弟，不同于上两辈人丁兴旺的情状，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以及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生存方式的变化，我们现在一大家只有十四人，到我们下一代更少，现在只有四人，毫无疑问，这张家族的网已经萎缩、变小。

　　我小时纳闷的“亲戚那么多”的疑问现在变得一目了然：1920年代出生的祖父那一辈人，没什么医疗，得了病了熬点中草药，病熬不过去就早死了，我祖父娶过两任妻子，都因病过早去世，两任妻子娘家那边的亲戚都一直在来往；我岳母的母亲曾是大家闺秀，因战事，也离过两次婚，嫁的都是文化水平低下的小军官，至今两边的舅舅、伯伯都有来往；另外，加上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家家都跟兔子似的，生好几个娃儿，这样下来，七弯八绕的内亲外戚便多起来。逢年过节、家中大事宴请，都会相邀走动，乡村庞大的人情体系如今还维持着，只是随着我们这一辈人逐步离开乡村，无可避免地有着日薄西山的衰败的迹象了。

　　古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常年在外，一年到头只有过年回乡待上十天半月，这十天半月得计划周密，一圈亲戚才走得下来。那些舅舅舅妈、姑妈姑父年纪都不小了，生存的压力、子女的不顺、浑身的病痛让他们未老先衰，去看看他们，与他们说说话，他们便感到满足和高兴。谈论最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们在外“混”的情形，在外过得好的，他们说起来眉飞色舞，我为他们开心；在外不如意的，他们说得满脸愁云，我安慰他们，会好起来的。

　　甲午年正月初五，我和妻子去看望妻子的舅舅、舅妈。舅舅、舅妈在镇上开一间水暖器材店，销售、安装热水器、水暖配件等，一人守店，一人外出安装、维修，风里雨里，辛劳奔波，自是不待言说，喜人的是近两年来生意不错。生意不错对在乡镇上做点小本买卖的舅舅、舅妈来说，实在是一种大幸运，因为在开这爿小店面之前，舅妈在镇上街角摆摊卖水果多年，也苦，但还收入平平，就不公平了。现在他们倍感幸运。可观的收入积攒下来，要办的首要大事是盖房。去年一间三层小楼在镇上一个小区建成，全家搬进，喜滋滋过了个年。

　　盖敞亮、现代的楼是舅舅、舅妈的大事，但盖楼是为了更大的事：为两个儿子娶媳妇。楼盖成了，舅舅、舅妈喜滋滋，但在娶媳妇这件更大的事上，舅舅、舅妈不但没有喜出来，还愁云密布，不安和焦急笼罩这个小家庭。多年的乡村小生意把舅妈打造得精明能干、巧言善辩，而舅舅实诚，低头干活，不善言说，除了有点贪酒以外一切都好。一进屋，舅妈就笑着说：“这年过得不叫他姆妈的年，隔壁的，湾子里的，跟我们一样大的都抱上了孙子，我们连影子都没有。”我安慰说：“舅妈，不急，不急，一切都会有的。”舅妈说：“不急，都急死了。”舅舅、舅妈有两个儿子，老大30岁，老二25岁，在乡下人看来这的确是着急的年纪了，但皇帝不急太监急，舅妈急，两个儿子都不急。两个都从武汉不甚出名的大学毕业，大的在厦门做事，换过不少工作，工资也只能糊口，小的在广州的电子厂上班，都是所谓的“屌丝”吧。舅妈说：“城里的姑娘不好找，要这要那，但在乡里，我们条件还是不错的，跟老大在乡里介绍一个，他不答应，不见面，说要见面要叫我去见面？”舅妈还说：“现在乡里的女孩子少，女孩子一过18岁，说亲的把门槛都踏破，再不急，这附近几个好女孩都被说走了。”

　　听到我们说话声，两兄弟从楼上的房间出来，下来跟我们打招呼。两个儿子出来，舅妈还在跟我们“诉苦”，舅妈说：“我都怕到乡里去喝酒，都抱着孙子孙女转来转去，我是那个欠啦，欠孙子抱；就是我们隔壁，那女人经常在我面前孙子孙子的，好像在炫耀似的……”老大忍不住打断了他妈的话：“妈，你别说了，能不能说点别的。”“我不说别的，你们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抓紧点！”“你再这样逼，我明年不回来过年了！”“你们都不回来，大年三十那天，我跟你爸爸盖着被子睡一天……”两个儿子赌气，上楼进到房间，房门“砰砰”两声关上了。

　　看来，这样的争论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饭后，我和妻子与两兄弟单独说话，老大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老二瘦高，脸上长着粉刺。老大说：“我不想在乡下找一个，结婚、生子庸常过一辈子，我要混出点事业来，再考虑个人问题。”老二跟父亲一样，不善言辞，只是说他并不着急。老大表示，他理解父母，但他不会像父母那样在这镇上过一辈子。

　　我知道，两代人之间的观念裂缝已经无法弥合，这或许也就是乡村庞大的人情世界开始瓦解的根源所在，也许再过若干年，乡村不会再有盛大、热闹的家宴开席，也不会再有小孩子纳闷：“家里怎么那么多亲戚？”

　　不知道这是乡村大地的幸，还是不幸。

　　文学港 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