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勤方

　　垒砖筑城

　　陆勤方

　　《魏塘镇志·大事记》云：明朝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四日，为防倭寇侵犯，兴工筑城。翌年三月四日竣工，历时5个月。城高3丈，厚2丈，濠6丈，周长9里多，占地353亩。使用徒工万余，征发民户740余人督工，花银35856.9两。

　　窗外飞雪如絮。

　　想象着灯下独坐，对一只红火炭炉，捧一卷线装古书，如老学究样故作艰深去研究、去探索一个自知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而且，也不一定有多少价值的问题。

　　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嘉善县城筑成，至今已有456年。翻阅现存的全部志书记载，县城筑成以后，虽屡经战乱，因历代均有修缮，一直到1954年拆城之前有400年之久完好如初。时至今日，我们只能看到以文物的名义保留下来的西南城墙一角，除了感叹，或许也只有感叹了。真是沧桑巨变哪！

　　魏塘本无城。明正德五年(1510年)建东西两门，名宾阳、平成。此前的魏塘已经是一个集商成市的大市镇了。如果从三国时建的慈云寺、阿育王塔算起，魏塘镇上先后建设了神仙宫、景德寺、大胜寺、泗洲塔和洞虚道院，千余年来竟然是佛、道寺院胜地。或许，我们可以从元季大画家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中看到些魏塘镇当年的风貌：吉祥大圣寺、景德教寺、幽澜泉。明宣德五年（1430年）嘉善置县时，魏塘镇被定为县治。从此，魏塘镇便成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彻底改变了原来宗教胜地的面貌。

　　魏塘建城，缘于倭寇海盗侵扰。

　　如果依传说中魏武帝窥江南时驻跸于此，并建五凤楼算起，或者依北宋初署巡检司算起，又或者从元朝至正年间设酒务、税务等官署，并升为镇算起，一直到明宣德五年（1430年）嘉善建县，定治魏塘。又而后一百二十余年，魏塘镇始终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镇。而且，应该一向是商贸繁荣、生活富庶之地。有诗为证：“沽酒人家柳岸旁，棠梨花白菜花黄。少年游览今陈迹，暮雨潇潇洒夕阳。”(瞿佑《过武塘诗》)

　　大明王朝三百年，演绎了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都呈现过的所有正剧、喜剧、悲剧，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阴暗、最惨烈、最坚贞的一幕幕大戏。所以，有人说：阅读明朝的历史，需要胆量，因为那里处处充满着阴谋与杀戮。明朝作为封建帝国王朝的典型样本，关于它的话题值得读史之人细细品味，并细细为它的种种病症开出自己的药方。

　　嘉善置县是在大明开国六十二年以后的公元1430年。期间，大明朝已经历了朱元璋的开国和朱棣的二次创业，国力兴盛，国泰民安。而且，在随后的百余年中，即使朝中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大明帝国的兴盛之势依然。从永乐到宣德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无疑是大明开国后百年历史上最为后人称颂的壮举。依照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制颁的《大明律》，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品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禁止私人制造两桅以上出海大船。然而，郑和的下西洋，无疑是突破了海禁。或许，这正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也正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神秘魅力之所在。

　　历史事件本身往往都存在无解与有解的矛盾。《明史·郑和传》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据此，可以解读明成祖朱棣使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有二：一是怀疑被赶下台的建文帝逃亡海外，所以，要循其踪迹而除患；二是耀武异域，显示国力。此其一，便留下了一个关于建文帝的千古之谜。此其二，实际上是彰显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也正因此，才会有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近三十年间，郑和受命七下西洋。

　　对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今天无论怎样去评价，都是应该的。问题是，历史的真实肯定是远比这些评说生动、活泼。在蓝色的海岸线上，大明王朝给我们展示了更为沉重和残酷的现实。

　　倭寇之患始于元末，倭寇之害甚于明朝嘉靖年间。如果说，元末明初之倭患真是日本人闹的。那么，到了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依《明史·日本志》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史之所谓“嘉靖大倭寇”，其主力则是中国人了。

　　有史料记载，郑和在七下西洋之前的永乐二年（1404年），曾受命“下东洋”，代表明王朝向日本国交涉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之患。而且，以日本国政府下令逮捕倭寇首领，并保证不再出现类似情况的结局，出色完成了使命。

　　问题是，从永乐初到嘉靖年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明朝虽具有很强的航海能力，但却没有坚固海防。百余年的“禁海”，即使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但沿海地区的居民依然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条件，阻断了赖以生存的活路。“海者，闽人之田也。”不准下海，将其“田”剥夺了；“潮漳以番船为利”，不许贸易，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于是乎，浙闽沿海地区渐渐地涌现出了“动计数万”的倭寇。

　　“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筹海图编》）

　　明人郑晓曾对假倭寇的身份作过这样的总结：“小民迫于贫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乃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真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也正因此，这些所谓的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持和帮助。难怪有人会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明人谢杰语）民寇一家，全民皆寇，虽有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也没有让倭寇之患真正彻底得以解决。倭寇，就如一个不断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大明王朝走向衰落。

　　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在官衙府第还是在民间乡村，几百年来对于抗击倭寇，对于抗倭英雄，都是褒奖有加的。嘉善历史上抗倭的英雄就有职为“百户”的赖恩。赖恩是福建汀州人，奉调嘉善抗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二月，侵扰到湖州的倭寇折回海上途中，突然再袭嘉善，赖恩率部迎击，杀敌及俘虏众多。后因赖部疏于防范，被倭寇纵火偷袭得手，溃不成军，死伤惨重。赖恩也中炮殉职。

　　依《明史》记载，以中国人王直为带头大哥的倭寇对浙江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始于嘉靖三十二年。

　　“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

　　倭寇来势之浩大，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为御倭寇之祸患，从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始，嘉善垒砖筑城，并于次年四月完竣。

　　“嘉靖三十二年倭警……议请筑城，嘉善与焉，命通判邓迁董其事。三十三年十月兴工，至三十四年三月竣事。水门五。陆门四，东曰大胜、西曰太平、南曰庆丰、北曰熙宁，各因其坊名而名其门。城楼如之。月城一百一十四丈。望楼四座，水门旁台五座，墩台一十二座，窝铺三十六间。周围一千四百八十八丈，高二丈三尺五寸，厚二丈二尺。为雉二千六百六十四。濠周于城，阔六丈。公占地三百五十三亩。通县包补粮一百二十七石七斗，用银三万五千八百五十六两九钱。其二万两出自公币，其余照丁田派征诸民以助役。”（清·光绪《嘉善县志·卷二城池》）

　　为御倭寇而兴建城池，举巨资，劳民役，嘉善县城拔地而起。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就在县城筑成的当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倭寇先后三次入侵嘉善，城内狼烟滚滚，庐舍尽焚，连同知县等在内的一等官吏和城内百姓纷纷逃遁。据《县志》记载，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隆庆二年（1568年），倭寇侵扰嘉善达19次之多，“县治荡然，庐舍为墟，生灵涂炭，无法尽述”。

　　垒砖筑城，能御敌乎？否也。

　　明朝的“禁海”，催生了东南沿海地区祸害百年之久的真假倭寇。为御倭患，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均举巨资修筑城垒。从长远的角度看，城市经济由此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也由此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是自大明之“禁海”，到而后的满清之“迁界”，数百年里，偌大之中国躲进了“蜗牛壳”内，闭关自守，禁锢了整个国家的眼界和民族的思维活力，远离了海洋，远离了世界浩浩荡荡之风云、日新月异之巨变。

　　几百年以后，倭寇之患早已绝迹，就连经风沐雨的古城旧垒也大多如过眼烟云一般消逝于无形之中。站在以历史文物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古城脚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东城门外

嘉善原本无城。

　　如果从三国时建的慈云寺、阿育王塔算起，嘉善县城之所在先后建起了神仙宫、景德寺、大胜寺、泗洲塔和洞虚道院，可以说千余年来始终是佛、道寺院胜地。

　　明宣德五年（1430年），嘉善置县定治，魏塘镇遂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为防倭寇侵犯，兴工筑城。翌年三月竣工。

　　嘉善县城共有水门五座，陆门四座，“东曰大胜、西曰太平、南曰庆丰、北曰熙宁，各因其坊名而名其门”。（清·光绪《嘉善县志·卷二城池》）

　　翻阅明、清两朝的县志，无论是筑城之前，还是筑城之后，东城门里门外始终是魏塘镇上最繁华的地方。

　　从元季大画家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中》，我们看得到当时的魏塘风景，主要就是吉祥大圣寺、景德教寺、幽澜泉。清代邑人孙燕昌《魏塘竹枝词120首》有云：“无著天亲弟与兄，分门总有雁行情。要知觉路终归一，仍对禅床听两声。”所写的就是俗称大寺小寺的大圣寺、景德寺。相传在唐朝的天宝（742～755）初年,有兄弟二人一曰昭一曰鉴，在东城门外半里左右的地方结庐，后各入禅，舍宅为寺，昭建于左曰大圣，鉴建于右曰景德。从唐朝的天宝年间，到元朝吴镇（1280～1354）生活的时期,五六百年间，无论战乱与太平，大圣寺、景德寺始终是魏塘镇的标志性建筑，相信也是镇上的主要商贸集散地。也正因此，明朝筑城之时，将东城门名之曰大圣（胜）。

　　魏塘镇依华亭塘而呈现东西长街，与河塘并行。明、清时期，东城门外的称东市大街，西城门外的为西市大街，城中的是县前大街。因魏塘镇是先成市，再筑城的。所以，东、西两城门外在筑城之前就已经是繁华集市，且因前述之大寺、小寺就坐落在东市大街，故尤以东市大街为盛。因地处江南水乡，稠密的河道水网，使魏塘镇城区所有街道都建有众多的桥梁。从东市大街经县前大街，再到西市大街，自东而西的14座主要桥梁名称，被民间编成顺口溜：“孙罗日谈小金江，亭鱼费太吊安塘。”这14座桥梁分别是孙家桥、罗星桥、日晖桥、谈公桥、小寺桥、金家桥、江家桥、亭桥、卖鱼桥、费家桥、太平桥、吊桥、安桥、跨塘桥，其中孙、罗、日、谈、小、金、江都在东城门外，亭、鱼、费、太在城内，吊、安、塘在西城门外，由此也可见得东门大街该是怎样的繁盛了。

　　从东城门往东，过小寺桥港、日晖桥港，便到了宾阳门，再往东就是罗星湾，转南跨过罗星桥是罗星台、文昌阁。

　　《魏塘镇志》载：宾阳门位于日晖桥东，罗星街与日晖街交界处，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建造，当时县治尚未建城。故有“先有宾阳门，后有嘉善城”一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袭扰，百户赖恩率众在此抗击，不幸壮烈牺牲。事后，为纪念赖恩，人们在宾阳门楼亭塑有其像。宾阳门及其楼亭几经修圮，1969年因筑路而被全部拆除。

　　宾阳门一带，原先是教场，附近聚集有青龙庄庙、地王庙、地藏庵和神仙宫等，应该就是民间信众的礼祀膜拜和集市贸易的地方。也正因此，日晖桥头的集市一直是东门大街最繁最闹的。人们常说，一个市集的形成，肯是是有其历史的原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晖桥头的市集如果不是强制性的“剿杀”，应该会直至今日也仍在延续着繁荣的。

　　说到日晖桥头市集历史上的繁荣，务必要说到的便是“春牛会”。

　　嘉善是典型的江南粮仓，历来是粮赋重地。明朝宣德年间之所以析置为县，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粮赋。1995年版《嘉善县志》载：明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巡抚、大理寺卿胡概巡视江南后，以地广赋繁奏请划增县。翌年三月敕分嘉兴东北境之迁善、永安、奉贤三个完整乡和胥山、思贤、麟瑞三乡之部分置嘉善县，隶嘉兴府。江南粮赋奇重，历史久远。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明末文史大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嘉善赋额视各县独重。盖全浙之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故明清时期有“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天下”之说。

　　之所以会使小小嘉善粮赋之重“甲于天下”，源起于宋元两朝的官田。嘉善县析置之时，官田多于民田，后又因“扒平田则”而形成嵌田，使全县缺田达26000亩之多，而其赋粮仍需全邑摊赔，重赋及额外加派，使民入不敷出，无以为生而纷纷逃亡。也正因此，明清两朝从万历十二年（1584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历时282年，嘉善县上演了一幕亘古仅有的围绕嵌田的诉讼公案。上自工部尚书，下至知县、百姓，前后近百人共26次为归还嵌田、清丈田地、厘正疆界，求得合理负担而向府、省、户部，直至宫中逐级控诉。其中明朝70多人16次、清朝30多人10次，告御状前后共有8次。清朝同治五年，巡抚马新贻专为嘉善县重粮赔亏上奏：《请豁嘉善县丈缺田地摊赔银米疏》。经户部允准，豁除嘉善县丈缺田地239顷每年所赔银3960余两、米3250石。

　　嵌田赔亏一案，充分展现了嘉善一邑“少犯宪辟”的性格和“俗尚敦庞”的风气。

　　历史悠久的粮食生产，积淀了丰厚而又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乡风民俗。“春牛会”盛行于百年之前，是清末时期嘉善地方上自县衙、下至乡里共同参与的一个民俗盛会，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娱活动。《嘉善县志》《魏塘镇志》和由唐彩生编著的《嘉善风俗小志》都有“春牛会”的记述——

　　清末时期，每年农历正月半前，由县衙门公布春牛会日期，后来固定在清明节（一说为立春）。是日，四邻八乡农民挑选健壮耕牛，洗刷干净，披彩绸缎带，在两只牛角之间扎上大红球，妆扮一新，一早就牵至县衙门前。门前还集中了县衙排列的全副硬牌执事、三班衙役、六科司吏和地方上的士农工商代表，以及“打莲湘”、“麒麟送子”、“八仙过海”、“三戏白牡丹”等民间杂耍。卯时，知县手拈干香，率领着一众人等簇拥在耕牛后面，准备出发。顷刻，鸣炮三响，顿时鼓乐喧天，鞭炮震耳，队伍依次向东行进。县城内的官绅眷属，都在东城门上“迎春楼”观看。四乡农民则云集于道两侧观赏。队伍出东城门后，向罗星湾进发。东门外各店铺有以花核瓦屑抛掷牛身上，谓之“打春”。至罗星湾教场，牛倌将全身披挂的耕牛牵至教场中央，摆开香案，由知县带领众绅士向耕牛行礼。礼毕，又一阵鞭炮轰鸣，春牛会活动结束。

　　可见春牛会仪式隆重，热闹非凡。在传统的扫墓祭祖的清明时节，弄这样一场官民共同参与的闹春活动，或许是嘉善县独有的一种习俗，折射出的是农耕文化熏陶累积的尚礼耕牛的特殊心理。

　　时至今日，东城门早已和整个城墙一起被拆除、被湮灭，成为历史和记忆。东城门外的大街小巷，只保留了小寺桥港以东的几个段落，大圣寺没了，景德寺没了，宾阳门也没了，教场一带的所有寺庙宫堂都没了，日晖桥头的集市也消逝了……“大胜寺前水路遥，嬉春游女态堪描。杏花衫子莲花步，可惜今无盛子昭”。（清·曹竹君《魏塘竹枝词100首》）破败的东门大街上，已经不再有嬉春的游女，也无法再看杏花衣衫女子美似莲花的脚步了。

　　但是，在东门大街信步之时，谁人不想探究这破败之中的文化记忆，谁人不想了解这破败背后隐藏着的传统历史。

西城门外：粮与仓

清·光绪《嘉善县志》载：嘉善旧无城。东有宾阳门，西有平成门，正德五年知县胡洁建此，以备启闭。

　　明·正德五年，即公元1515年。

　　嘉善县城是为抗倭而筑的，时间在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十月至三十四年三月。

　　从明·宣德五年（1430年）建县，到正德五年，再到嘉靖三十三年，长达123年时间，嘉善无城。期间，有85年之久，竟连象征意义的城门都没有，完全是个不设防的市镇。

　　望楼四起夜乌栖，万室炊烟鸡乱啼。东有罗星台降水，福星庵镇市梢西。

　　生活在魏塘的嘉善人都知道，从罗星台到福星庵，由东门大街到中山路接西门大街，东西横贯，绵延十华里。这首清代人曹竹君写的竹枝词，寥寥数语，写尽了傍晚时分整个魏塘的安宜、富足。

　　魏塘镇作为嘉善县境内最早建置的镇，查遍手头所有的志史资料，没有发现具体的设置时间。

　　镇，最初是以纯军事性据点形式出现的，广泛设置于南北朝时期。宋王朝建立以后，有鉴于唐末五代将领势大、拥兵割据的历史教训，大力收回地方兵权，众多军事性质的镇戍被罢撤，部分居民较多、并有一定工商业基础的镇得以保留。同时，又通过农村集市升格、部分税务、驿站改置等设立了许多非军事性质的镇。由此，镇便由军事戍守单元蜕变成了农村新兴工商业中心。

　　按陈国灿《浙江城镇发展史》分析，浙江地区镇的嬗变过程大致与全国一致，魏塘镇作为居民商业聚集地的确立，应该在北宋中期。南宋时期，市镇经济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向和特色，魏塘镇发展成了最典型的农业市镇。

　　杭嘉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粮仓，嘉禾熟，天下足。魏塘地处产粮区，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承担起了相应的粮食产品外销和流通职能。宋末元初人方回在《古今考续考》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侬之野，茅屋烟炊，无穷无极，皆佃户也。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庄斡量石五以上，且曰纳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醋、浆粉、麦曲、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祟钱，复买物货归售。（引文中之“秀”，为秀州，即嘉兴。时嘉善尚未置县。）

　　明清时期，又基于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市镇类型分化更为精细和成熟。魏塘发展成为了手工业市镇中的棉织业市镇代表之一。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明朝中晚期，从魏塘到枫泾再到松江，沿华亭塘一线纱庄布局众多，土布纺织业兴盛。

　　如果，我们相信魏武帝曾在慈云寺西建有五凤楼，寺前的阿育王塔真的建于三国时。如果，我们相信吴镇《嘉禾八景图》中的景德讲寺，是鉴禅法师建于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的。那么，魏塘作为地区的集市中心，起码始于三国。而且，一直就是个粮食市镇。明·宣德五年嘉善析置为县的主要理由就是“地广赋繁”。赋，即粮赋。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嘉善赋额视各县独重，盖全浙说税莫重于嘉郡，而嘉郡之税莫重于嘉善”。故有“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天下”之说。

　　既然是粮食重镇，那就必然会有众多粮仓、米行和漕运码头。

　　清·光绪《县志》有云：军国所需在便民仓，养民之义在预备仓。

　　嘉善自明·宣德五年置县时就建有征集漕粮的官仓——便民仓，正统六年（1441年）迁建在西城门内华亭塘南岸，并筑仓桥南北沟通。后经嘉靖倭患，又几度修葺，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重建，编廒房20号共438间，供全县20区储存漕粮。清朝历代，改建、扩建无数。

　　在西城门内与便民仓一起建造的还有预备仓，有廒房9间，后又几经增建，到清·雍正八年（1730年）共建有仓房42间。建预备仓是明洪武初年的法令，意在丰年收储，歉年放贷赈济。清·雍正十年，便、预两仓旧址被改建为驻防署，明清两朝历三百多年的仓储旧制随之而废弃。

　　明清时期，全县还建有常平仓4座，分别在枫泾镇、干家窑镇（今干窑镇）、王带镇（今属惠民街道）、斜塘镇（今西塘镇）。另外，曾在斜塘镇建有广济仓，在城内建有社仓、积谷义仓等。

　　众多粮仓建设，其主要功能便是为朝廷征粮。也正因此，西城门外的华亭塘（即上官塘）与下官塘交集的水面，俗称冬瓜湖，便成了漕运船只结集停泊的地方。有竹枝词为证：

　　粮舟邪许出通津，笋党排行正仲春。转瞬冬瓜湖畔过，趁凉又见送瓜人。

　　需要注解一下，“邪许”是指众人扛举重物时共同发出的声音。“笋党”指贩笋之邑人。“送（冬）瓜”，南宋禁食田鸡，捕者剖冬瓜塞实，故谓之。

　　想象一下，每到粮食成熟时节，一面是各镇各乡所征粮食纷纷汇集至便、预两仓收储，一面是粮船又在西城门外码头将皇粮白米装载着，或漕运经大运河直达京城，或转运至江苏淮安再兑运到京。按1995年版《嘉善县志》载：清·顺治二年（1645年），嘉善漕粮由官仓征收，官船直接运京。漕粮船只108只，每船载米400石。在嘉兴府汇集后，从王江泾经运河抵京都，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清·康熙十年（1671年）便民仓重建时，知县莫大勋在厅柱上刻有一联甚好，云：“一粒悉属民膏，观千仓万箱当惜辛勤物力。五斗漫叨国俸，念三农九府敢谕清白臣心。”只是历朝历代为臣之心真能以“清白”自谕吗？还真不能说。民谚有云：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连“清”的知府、知县人等，只要为官“三年”，就能拥有白花花的银子“十万”两。那么，那些个不“清”的知府、知县大人们呢？没人说得清。

　　不过，有一个人，在明清历代的《县志》中都入“人物·名宦”列传。他叫汪贵，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到任嘉善县令，在任9年，至弘治四年（1491年）调任他处。志云：“人谓析县来，清白有惠政，贵为首焉。”

　　西城门外上官塘边原有一座“留衣亭”。传说就是汪贵去任之日，数千百姓扶老携幼相送，至“西接官亭”。因汪贵在任时，为官清廉，办案公正，抑强扶弱，勤政爱民，且重教尚学，又抚农助桑。所以，深得民心。当汪贵身穿绿袍，手提小竹箱，来到“西接官亭”，准备下船与众人拱手告别之时，有民众高呼：

　　“恳请汪大人，人不能留，请留一物，使嘉善小民永记父母官的恩德。”

　　汪贵感动万分，泪流纵横，哽咽着说：“我实在无物可留啊！”

　　汪贵想了想，就脱下绿袍放在亭上，上船挥泪而去。

　　从此，西接官亭就被更名为“留衣亭”，成了人们纪念汪贵这一清廉正直父母官的标志。

　　“留衣亭”几经修葺，最终毁于清咸丰年间的战乱之中。几百年来，“留衣亭”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直到现在。

　　倘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将城墙拆毁，倘使西城墙门依然还在。当我们步出城门，在西门大街漫行，还能找得到当年停泊在漕运码头上“送瓜人”的影子吗？还能闻得到风雨缥缈之中“留衣亭”上的气息吗？

　　华亭塘水依旧潮来汐去，西城门外的旧事陈迹还有多少？不知道。

　　文学港 201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