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达

　　薛亚土是我母校前黄中学“文革”结束初期承上启下的老校长,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了解他的人,称他为铁壳子热水瓶,不甚了解他的人,背后说他整天板着一副冷冷的脸。

　　薛亚土外表冷峻,不苟言笑。他绝不会和老师、朋友坐在一起搓搓麻将或谈笑半天。据说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镜下压着一条座右铭:“闲谈莫过十分钟”。他找老师谈工作、交流思想干脆、利落,往往不超过半小时。开教师会、给学生作报告,句句说到点子上,没有一句废话。然而他也会在不经意处说一、二句风趣幽默的玩笑话。

　　薛校长的这些性格特点,是我从外地调回武进去前黄中学报到前一位熟人转告我的。他是怕我见了薛校长,因校长的“冷”而产生不必要的想法。果然我和薛校长的第一次见面,薛校长的态度很“冷”。前后不超过10分钟,完全是公事公办式的。我把教育局开的介绍信交给他,他指指身旁的凳子,让我坐下来,说:“回家乡工作,我们欢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家庭安排好没有,还有什么事需要学校帮忙?”

　　我赶忙回答:“家安排好了,谢谢薛校长的关心。暂时不需要帮忙。”

　　我是学期中途调回来的,所以薛校长接下来就说:“学校课务都安排好了。暂时不安排你的课务。”

　　我说:“那我干什么?”

　　薛校长说:“你是本地人,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对这所学校的历史比较熟悉,你到周围群众中调查调查,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写一篇校史。”

　　我答:“可以。多少字数?几天完成?”

　　薛校长说:“字数不论,只要把学校的历史写清楚,自然精练一点好,时间也不急。”

　　薛校长不再说话,低下头看书,我赶紧问:

　　“我坐在哪个办公室?”

　　薛校长没有抬头,回答我说:“你是语文教师,自然坐在语文组,你去语文组吧。”

　　我来到语文组办公室,想不到在靠窗的位置早已放了一套崭新的办公桌椅,桌上整整齐齐地放了一套办公用品,包括一套教材、备课本和红绿圆珠笔。显然是薛校长预先安排的。语文组的教师热情地欢迎我。此时此刻,我深刻感受到薛校长冷峻外表下的似火样的感情。

　　我对薛校长布置的任务没有当回事。我是从小就生活在学校周围,对学校的历史原本是清楚的,我只用半天时间走访了学校周围三、四位村民,也同学校的几位老教师聊聊,了解“文革”中一些破坏情况,便草草写了一篇600字的学校简史,写完后看了两遍,在稿子上改了几处,在办公桌抽屉里放了三天,便交给薛校长,交前在题目下用括包写上“草稿”二字。薛校长看了一遍,不置可否,放进抽屉里,便给我布置另外的任务:

　　“你会针灸,能看看常见病?”

　　我在外地任教自学了针灸,无偿地为学生及周围的群众看病,聊以打发“文革”时无聊的日子。现在“文革”结束了,我想一门心思教书,故回来后,从未操旧业,周围人也无人知道,现在薛校长突然问起,我很惊讶。

　　“薛校长,你怎么知道的?”

　　“你的档案上写着呢。跟你商量个事,医务室的吴圣君老师是苏州人,夫妻分居二十多年,也应该让她结束牛郎织女的生活了,你去医务室暂时做兼职校医,等教育局分来了校医,再专门教书,可以吗?”

　　吴圣君早在我在校读书时就做了校医了,也曾为我看过几次病,毫无疑问应该帮助她。我答允了薛校长,便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只会针灸,包扎、注射、配药都是外行,能否给县医院联系一下,临时抱佛脚学一学?”

　　“不用去县医院,师傅早给你物色好了,吴圣君老师医疗技术很全面,我已给她下了一道死命令,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徒弟教会,带上路,什么时候她离开学校。”

　　离开校长室,我直奔医务室,吴圣君老师非常高兴,她告诉我说,调回苏州是她多年的愿望,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一般医学院的毕业生属卫生局分配,直接分到医院工作,不可能分配到教育系统。我不好意思给校领导打调动报告,薛校长却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前几年就和卫生局商量调一位医生过来,也曾和县医院商量,请县医院在学校开一个门诊室,但都行不通。上月薛校长从教育局看了我的档案回来,对她说,这回可以放她回苏州了。薛校长主动与苏州教育局联系,为她突击办调动手续。吴圣君老师的话很多,一面教我常见病的用药常识,一面唠唠叨叨给我介绍学校里的情况,说得最多的还是薛校长的为人,说薛校长心细,说薛校长对老师好,处处关心人。我想这大概源于她的感恩心理吧。就这样,我一面教语文,一面在医务室当兼职校医,一兼就兼了八年。

　　薛校长确实是管理学校的行家里手,他向师生提出要求后,总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感召。譬如,他要求全校师生早晨7点钟到校,他便天天早晨7点前站在校门口迎接师生进校门;他要求班主任在学生就寝后深入宿舍检查纪律,他天天熄灯钟响过后,便来到宿舍区转悠;他要求教师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他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他的课堂堂都是公开课,欢迎教师随时来听课;他要求教师每周至少听同学科教师一节课,他每周至少听5节;他提倡教师每堂课后写教后记,对每堂课进行反思总结,他率先把自己的“教后记”整理成文发表在《江苏教育》等教育杂志上。在薛校长的带领下,学校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医治了“文革”十年的创伤,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前黄中学1980年重新被江苏省人民政府确认为省属重点中学。

　　在我的记忆中,薛校长很少批评老师,他却在全校教师的面前把我狠狠地批评一通,弄得我十分尴尬、狼狈,至今难忘。1977年恢复高考,每年有一大批农民子弟通过高考跳出农门进入工薪阶层的队伍。高考录取大学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喜事,往往一人考取,全家、全村都高兴,少不得要设宴庆贺,现在每年高考结束后,所谓“谢师宴”,就是从那时嬗变而来的,办酒少不得要请任课老师。因此每年高考发榜,必定刮起一股宴请老师的风,而且越刮越烈,这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增加了不少压力。薛校长看到了这点,便在学校党支部会议上要求全体党员一律不去学生家吃请,并且形成支部的决议。作出决议的第三天,我班一位考取南大的学生家请客,一定要我们老师去,学生陪同父亲来邀请,我一再说明情况不能去,他们就是不听,坚持要我们去,我安排不是党员的任课教师去做代表,任课老师也坚持说我班主任不去,他们也一个不去,弄得我很为难。逼得没有法子,我只能勉为其难,陪着一班任课老师去了。谁想返回学校,薛校长临时召开全体教师大会,我们迟到了10分钟。薛校长见我从侧门悄悄溜进会场,突然中断会议,向我责问:“你身为共产党,党支部的决议要不要遵守?你的党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全体教职工的眼睛都盯着我,我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缝。薛校长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一点不给我留面子。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不就是一顿吃请吗?用得到这样大惊小怪吗?过后我想想,薛校长的批评还是对的,这种吃喝风在学校蔓延开来确实是有害无益。

　　第二天上午我路过校长室,薛校长把我叫了去,他对我说:

　　“昨天的事想通没有?还有怨气?”

　　薛校长说:“你又推向客观,”薛校长停了停又说:“你让我怎么说你?你很有点不拘小节。你刚来时写的那篇校史,还在我抽屉里放着,字迹潦草,涂涂改改,我当时着实怀疑你的语文水平,要不是你医务室工作认真,险些把你归入后勤工作。记着,小节不可不注意,但也不能刻意。”薛校长的话,就是这么简洁深刻,不由得我不佩服。

　　薛校长耿直,对社会上一些不顺眼的事敢说,对来自上级的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也敢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据说他不讨上级的好。一次我去校长室,薛校长正在打电话,只听他对着电话筒一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能开这个先例,……你另想办法吧……”说着说着,薛校长把电话筒一撂,很生气地坐下。我不想讨没趣,急忙转身离开,不想被薛校长叫住了,他指指桌上的杯子,说:“请你到隔壁给我倒杯水。”我吃了一惊,因为薛校长从来不要老师做那怕是小到递书倒水那样的私人事。我从隔壁办公室倒了水来,薛校长的情绪平静了,他赶紧站起来接我的水,连声说谢谢。

　　不久学校就有了传闻,说薛校长要调到××学校去。一天,我和薛校长交谈完工作,我顺便问他传闻是否空穴来风。薛校长笑笑说:“传闻不十分可靠,但也不是无事生非。”我看出,薛校长笑得不很自然。

　　“那,你准备调走?”

　　薛校长没有回答我,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说:“我们学校离不开你,“文革”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各方面工作都需要加强,这种局面,你怎么能丢手走呢。”

　　薛校长说:“话不能这样说,离了谁,地球照样转;死了张屠夫,不是还有李屠夫嘛。”

　　临近暑假时薛校长要调离的传闻又在校内外传开来,放暑假的前二天,校长室又传出惊人的消息,说薛校长要病退。薛校长皮肤上确实有病,曾连续开了两刀,但他多次说没有什么问题,完全愈痊了。我去校长室看他,劝他留下来,他告诉我他不想干下去了。我说:“你真舍得离开这所学校,舍得离开我们?”

　　薛校长没有回答我,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报告已交了十多天,他们没有挽留的意思,我何必强留下来呢。”

　　我说:“你不是和某领导很要好吗?他没有挽留你?”

　　薛校长笑笑,说:“官场上的事情很微妙。你、我都不适宜涉足官场,当年同意当校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当官要有得心应手玩得转的方法,许多时候不能率性,更不能直言。”薛校长很感慨,内心也很痛苦。

　　我说:“你干得很有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抹煞不了。”

　　“成绩是全体老师的,我有什么能耐?现在的成绩不是由大家来评定的,往往是个别人说了算。”薛校长沉默了一下,忽然对我说:“你以后要争当一名好教师,扎扎实实教几个好学生,不要步我的后尘当什么校长,到老了,一无所有。你看我干校长二十多年,除了一捆计划、总结、讲话稿外还有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薛校长说的话最多,远远超过“10分钟”,我们不知不觉竟谈了两个多钟头。临了,我问薛校长,病退了干什么?

　　他说:“还能干什么?读点书,做点学问,我购了一部《清史稿》,想弄弄清史。”

　　薛校长的病退报告,暑假中批下来了。新学期薛校长就没有来学校上班。后来我曾多次到他家里看望他,他真的一门心思钻研清史,做了几大本扎记。他告诉我,他十分崇敬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想写一本《林则徐评传》。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林则徐评传》没有写成,只留下部分手稿,薛校长过早地谢世了。

　　我常常怀念薛校长,平心而论,他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干部,也是一位受师生尊敬的好校长。但他是一介书生。好意气用事,在官场竞争中当不了赢家。

　　【责编 谢志强】

　　文学港 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