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浙杭

　　1969年初,我在陆军某步兵团特务连工兵排服役,2月珍宝岛事件后,全军处于戒备状态,10月中央军委下达一号通令,我所在某野战军成建制从福建东南沿海前线开赴北方。到北方什么地方,那是军事机密,连一般营连干部都不知道。临调动前,团、营、连各级层层动员发动,因为是从南方调至北方,干部战士又大部分是南方人,除了政治教育外,还得进行防寒防冻防煤气中毒教育。尽管不知道具体去什么地方,但在教育中各级首长反复强调,我们担负的是“五保卫”任务,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北京、保卫华北、保卫祖国。听说是担负“五保卫”任务,部队士气高涨,战士们斗志昂扬,纷纷表决心、表忠心,有的甚至写血书。

　　11月中旬部队陆续开始机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每天徒步70—80华里路程。我当时16岁,也俨然像个老兵,背上背包、挎包、水壶、武器弹药,还有一把小洋锹、一袋干粮,全副武装56斤重,意气风发地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走了三天,我所在团在闽南一小火车站陆续登上闷罐车向北行驶,火车到达湖南株洲后进入京广线,过长江、跨黄河,沿途停停靠靠,五天后到达河北石家庄又一次作短暂停靠,待火车再次启动竟然向西行驶,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这“五保卫”怎么少了一个“保卫北京”了呢?火车继续行驶一天就到了军委指定的位置山西临汾、运城一带驻扎。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支部队北上是作为军委的战略预备队,遂行机动作战任务,按照总部首长的要求是:“一旦战争爆发,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

　　当时条件还是蛮艰苦的,从南到北气候变化大,饮食也不习惯,加之部队没营房,先是住在当地中、小学校教室,后因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又搬到农村村民家住,没有床铺只能在砖地上放些麦秸,铺上薄褥子,盖上自己携带的4斤重棉被,上面再压一件大衣,在零下十几度的条件下凑合宿营,那些日子战士们几乎天天晚上当“团长”。

　　晚上当“团长”,白天还要出操、训练、施工,当时为了应对苏联军队进犯我国,部队要搞地下化,在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每天都在挖窑洞。与其说体能消耗大,不如说是在透支体力,有时甚至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

　　记得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从运城县芦子沟村迁移至辛曹村,我们班借宿在老乡欧阳家一间北屋。白天挖窑洞,晚上还得为团部、连队安全轮流站岗。有一次轮到我站岗,恰巧班里一名战士生病发烧,当时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是代理班长的我,便毫不犹豫地站了两个岗(每岗2小时)。白天施工晚上站岗,这真是累上加累,困上加困,累了伸伸懒腰,困了揉揉眼睛,多走动几步,但饿了怎么办?身边没有备吃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小卖部,只卖盐、醋和几支牙刷、信封之类,根本没有饼干、点心等食物。

　　站岗站到第三个小时,肚子饿得心发慌,那真是到了前心贴后心的时候,就在这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我鬼使神差地巡逻到了连队伙房前面。伙房是借生产队旧仓库改造的,门上上了一把锁,一看上面有一个气窗开着,加之炊事班弟兄们又在前院睡觉,听不到动静,就先脱下大衣,背着冲锋枪,悄悄地爬进伙房。当时村里不通电,没有照明,只能摸黑“搜索”,摸着、摸着,突然摸到了笼屉,一一掀开了四个笼屉,真是天助我也,一共还剩下两只冻得硬梆梆的二米(小麦、玉米)馒头,当时也顾不得斯文(本身爬气窗已失大雅),抓起一个馒头就啃,当时年轻牙齿好,叫现在怎么也啃不动了。一边啃一边陶醉,啊!这世界上我是最幸福的人,我终于啃上了馒头。一个馒头(约有二两重)啃完后,心情略显平静,腿也有劲了,腰杆也直了,拿起第二个馒头时,又想到这下能否“奢侈”一下,来点咸菜什么的。于是继续摸黑寻找咸菜缸,摸啊摸,总算摸到一个咸菜缸,可手一伸进去,却是一缸没腌透的萝卜缨子。心想再继续摸,最好能摸到几块萝卜干就好了。再摸,又摸到一个缸,下意识的使劲把手往里伸,伸进去才知道事情不妙,原来是满满一缸棉籽油,可惜我右手棉衣、衬衣、棉毛衫已被棉籽油浸透了。

　　回到宿舍立马从深井中提水洗袖子,然后再到火炉上烘烤,一直折腾到东方鱼肚白。早上起床号一响又若无其事地出操、做队列,生怕被连长发现挨批评,生怕在战士们面前献丑。早餐后又继续挖窑洞,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两只冷馒头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2007年夏天,我出差去山西,还特意去了一趟辛曹村,会了会老房东,看了看自己曾亲手修筑的道路和挖成的窑洞。站在村头,站在窑洞边,我感慨、我自豪,我们也曾年轻过,我们也曾为共和国的安宁出过力,流过泪。

　　文学港 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