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在梭罗传统下写作的自然文学作家，玛丽·奥斯汀在有生之年被誉为领先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美国土著文化专家，但是在1934年她去世之后，她便基本被遗忘了，到1968年，她的书中只有《少雨的土地》还在印行。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她那混合着女权主义、环境伦理、社会批判、对土著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神话传统的阐释和改造，以打破常规的姿态和难以明确归化为任何门类的特性吸引了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们发现，她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非凡的各种各样的妇女，她们往往是在彼此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单单依靠与男性的关系。在她大部分作品中，尤其是最为有名的《少雨的土地》（1903）、《无界之地》（1909）、《旅行尽头的土地》（1924）和《地平线：自传》（1932）中，奥斯汀将她多样的兴趣编织起来，显示了对于那些适应了西南部沙漠环境的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是多么地完满和滋润。土著美国人的这种适应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于是，她经常翻译和评价他们的口语传统，把自己放在了文化调停人的位置上，因此，一些批评家称她为先知式的人物，她的言论、她对环境与社会公正的双重关注，对迷信语言塑造真实的能力的现代读者具有超乎以往的影响力。
奥斯汀热爱西部，她视西部观念为本质的和必要的。因为西部的自然特征能为人类在它身上实现冲动提供一种检验尺度，作为各种民族和传统的家园，它的古老而现代的历史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作家相信，西部能为一种正在涌现的美国文化提供基础，这种文化将是联合统一的，但同时又保持着每股纤维的独立性。对于奥斯汀来说，美国西部正是这样一只正在被编织的篮子。
奥斯汀非常规的、勇于打破界限的个性在她的早年即已现出端倪，她是个早熟、富有想象力、好奇心强、有点反叛的孩子。她在自传中曾经写到，在她五岁半的时候，在自家果园的“栗子树下遭遇过上帝”，当时她获得了一种与“大地、天空、树木、风吹动的青草和青草中的孩子”联合的感觉，一种每一个个体与整体之间那种包容性的感觉，“我在它们之中，而它们亦在我之中，我们大家全都在一个生动温暖，闪着光的幻影之中”。这种经验启发她通过神秘方式毕生追求精神真理。在这以后的部分童年时光中，奥斯汀失去了这种精神现实的感觉，但是当她迁移到加利福尼亚，最初经历那里的环境时，这种感觉又回到她身上。婚后，她在欧文斯河谷居住多年，与那里的派尤特人和肖肖尼人的接触，这对她的精神生活和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宣称就是这种有关整体的精神信念，为了重新获得“那终极真实温暖弥漫的甜蜜感”促使她写作。
在《少雨的土地》中，奥斯汀的叙述者用十四幅速写记录了她对土地及其居民的观察，追溯了她从最初的家开始，穿过欧文斯河谷，直到莫哈韦沙漠的旅程，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前工业化世界的魅力。提及该书的写作背景时，奥斯汀写道：“只用了一个月，我就写完了它。可在动手写它之前，我却仔细观察了十二年。”在她笔下，干燥少雨、空旷贫瘠的沙漠像新英格兰的瓦尔登湖畔，像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山一样，成为一种有生命、有活力的迷人风景。作家在书中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现代人应当逐渐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过一种更为简朴、也更为精神化的生活。
此书的信条在开篇即已声明——“不是法律，而是土地本身设置了界限”——贯穿全书的焦点是探测土地是用什么方式在人、动物和自然环境中间培养起坚韧、适应和节俭的品质。与约翰·缪尔对牧羊人及羊群的公开蔑视相反，她则描述了牧羊人和羊群是如何适应环境条件的。奥斯汀也对文化的形成方式怀有兴趣，她关注土著人、西班牙裔美国人，这些人的代表往往是艺术家，他们是自己社区与土地之间的调停者。
于是，奥斯汀不仅向“有毛和有羽毛的族类”学习追踪沙漠的“水径”，而且也向沙漠上的人类学习去发现土地的本质。她追溯了“寻矿人”的生活，一个孤独的寻找金矿的人，偶尔发现了一个可观的矿脉，便去英格兰过“伦敦中产阶级”的生活了。当他重新回到矿山时，奥斯汀注意到，“似乎土地对他的怀念还比不过对他的介意”，这种观察让她认识到，“没有人能比他的命运更强大”。她在肖肖尼人的巫医温尼那普身上认识到，一个人与其等待来生的天堂，不如把此时此地化为天堂。
在采矿小镇吉姆维尔的居民中，她察觉到“完全被接受了的本能获得了休息，它把激情和死亡作为犒赏”。在这些居民中，弥漫着一种在现代社会已经失传的“纯粹的希腊精神”：
“不知为什么，这片土地的粗糙原始有助于人们培养起与超自然的个人关系。在你和有组织的力量之间，没有太多庄稼、城市、衣服和行为方式的干扰来切断这种交流。所有这一切在吉姆维尔引发了一种超越解释的状态，除非你能接受一种超越信仰的解释。伴随着杀人、酗酒、贪恋女人、慈善、单纯，还存在着一种冷漠、茫然、空虚……那不是没有精神价值的。那里面有纯粹的希腊精神，表现出要避开无价值之物的勇气。在那之外，是没有哭泣的忍耐，没有自怜的放弃，不恐惧死亡，在事物的秩序中不把自己放在太伟大的位置上；野兽是如此，沙漠中的圣杰罗姆也是如此，在更为古老的岁月中，众神也是如此。生活，它的演出和终止，都不是什么需要吃惊和奇怪的新鲜事。”
在编篮子的人赛雅韦的生活中，奥斯汀注意到，“编织者和藤条都是靠近土地生活的，都浸透了同样的元素”，从而学会了用那片土地及其居民所提供的自然和文化材料的藤条编织起她的故事。她在邻居的田地上看见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令人赞赏地由各种事物和乐趣组成——一点沙子，一点沃土，一片草地，一两座石头小丘，一条满溢的棕色溪流，一抹人类的迹象，一条被莫卡辛踩出的小径”。她在“葡萄藤小镇”上发现了一种“友善、凡俗、安逸”，它提醒人们不要“着迷于你在万物计划中的重要性”，而是要接受土地的礼物，甚至那些“你没有为之流汗的”东西。同样，在这个故事中，奥斯汀回到了几个重要主题上来，包括一个独立女性艺术家的探索，土著美国人艺术及其价值，文化差异造成的距离。赛雅韦在一个不欣赏她的作品之美的文化中出售她的篮子。尽管与赛雅韦有着文化上的隔膜，奥斯汀的叙述者仍努力去理解赛雅韦的艺术创造哲学，这种哲学强调了美的实用性。
奥斯汀宣称她是靠观察派尤特人编织篮子而学会写作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她的故事的组织方式给予关注。《肖肖尼人的土地》和《葡萄藤小镇》中宣扬了一种融合了土著人与圣经故事和传统的宗教想象，一种由当地居民所塑造的不同宗教信仰的调和。《我邻居的田地》和《台地小径》分别提供了关于写作或万物关联性的核心隐喻。《编篮子的人》有助于理解作为女性艺术家的奥斯汀的写作。
在《无界之地》中，奥斯汀同样用十四个短篇故事描绘了那片“少雨的土地”，她更为集中地关注了沙漠上的人类居民，土地是如何塑造他们的性格和命运的。在此书中，以往仅仅被作为人类活动背景的沙漠被当作与人类一样平等的主角来描绘，沙漠的形象甚至比人更为突出。她在开篇的《土地》中对沙漠做了形象的描绘，赋予它以女性身份和意识中介的角色：
“如果沙漠是个女人，我非常清楚她会像什么：深深的胸脯，宽宽的臀部，黄褐色的肌肤，黄褐色的头发，浓密地沿着她完美的曲线披垂下来，嘴唇丰满得像司芬克斯，但不是眼睑沉重的那种，眼睛清明而坚定，像天空磨光的珠宝，这样的容貌会让男人没有欲望地服侍她，她伟大的思想会让男人的罪孽变得无足轻重，她热烈，但不渴求，而是充满耐心……如果你很深地切入任何一个被这片土地打上标记的灵魂，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品质。”
这个女性的沙漠塑造甚至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奥斯汀认为地域环境对文学生产有着戏剧性的影响，环境必须作为一个人物得到充分的表现。在《耕地》中，肖肖尼妇女蒂瓦无法赢得白人男性加文的爱情，她把失踪的他领回到“耕地”上，离开了沙漠，但是，作为另一个情人，沙漠是不会放弃与加文的纽带联系的。在此，奥斯汀批判了父权制文化，这种文化拒绝尊重妇女的天才和力量。在《耕地》中，加文被沙漠加在他身上的诅咒摧毁了，他自己找不到道路，同样也无力回应蒂瓦对他的渴望，只有在他被领回由耕地所代表的白人文明的安全地带，他才恢复了独立感。女性沙漠粗糙未驯的力量让他昏乱和丧失能力。以辛辣机敏的幽默，奥斯汀在《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写到，威尔斯为寻找一座失踪矿山而离开家人，对他来说，“提供一座失踪矿脉的线索是最为明显的借口，仅仅是为了摆脱责任，远离有确定性的一切”。然而，他被抛弃的妻子，发现没有了丈夫，她的经济和情感状况却得到了根本的改善，而当他回来，把“植物枯萎病落在他家人头上”，她剩下的仅仅是微弱但容易觉察的确信，沙漠会充当她的同盟，“时间一到，那不知餍足的妖怪就会伸手把威尔斯先生再次带走”。
作为一个人物，奥斯汀的沙漠是任性的、有能力实施暴力的，但是她对那些试图统治她的男性白人才是最为危险的。土著人、女人和探矿者这样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在沙漠中却如鱼得水，最后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奥斯汀是想以此表明，女性与自然有着特殊的亲情关系，当她们面对土地时，没有男人那种强烈的征服欲和控制感。她们更多地想到怎样呵护它，点缀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家园。从传统眼光看，女性的位置应当是在被人类驯服过的人化自然之中，奥斯汀却一反常规，在通常被男性所垄断的荒野中塑造出女性形象。
女性在超出与土地的亲和关联之外，在与男性及社会的期待视野遭遇时，却往往处于困境。这也是奥斯汀主要关注的主题之一。她尤其关注被抛弃的女性和后来的独立生存，精神性及其与女性创造力的关系，妇女讲述自己生活真相所要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阿瓜迪奥斯》明确涉及到男性白人与印第安妇女的关系。她经常屏蔽掉女主人公的声音，以至这声音不仅仅被取消一次（被叙述者的再创造所过滤），而且是被二度取消，因为故事是由另一个人，往往是一个男性白人讲述给她的。这种策略让奥斯汀能够方便地批判后者（男性白人）的故事版本，并把她自己当作调停者置于别人告诉她的一切和她怀疑是否真实的一切的中间。在《威尔斯先生的回归》和《十八里的女人》中，她写到了沙漠中的白人妇女，利用类似的叙述策略，让读者知道，故事的内情远比她直接讲出来的要多。在展示其他“沙漠化”性格的同时，这些妇女对自己的表露仅仅是部分的。
《步行的女人》集中体现了奥斯汀的人物塑造和叙述策略的技巧。这个在沙漠漫游的女人，种族和年龄均难以确定，她“没有武装地”在通常是男人们过着孤独生活的地方旅行，却从来没有受到冒犯，她最初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是为了避开疾病，一种“精神上的不健康”，她最后被自然的健康治愈了。在此过程中，她取消了所有“社会造就的价值感”。当叙述者最后与她相遇时，这两个女人谈起了“三件如果你了解了就会抛弃其他所有的事情”：作为平等伙伴与一个男人一起工作，爱一个男人，生养一个孩子。这三件事是根本的，因为它们是最少受到社会培养的价值取向所触及的。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暗中破坏了她自己所宣称的如下这种透视的权威性，“至少我们中有一个是错误的。工作、恋爱和生育孩子。那听起来是足够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确立了如此多更为重要的事物”。叙述的不确定性是奥斯汀典型的技巧，这种能力让她能够破坏阐释的确定性，拒绝为了唤起确定性而做出最终的结论，由此显明在本质的女性身份与社会结构出的女性身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
这种叙述的不确定性与奥斯汀在文本中所设置的多重自我有关。在她的自传中，奥斯汀创造了三个不同的声音来代表她自己：她作为作者玛丽·奥斯汀的身份；她童年时与上帝遭遇中最初发现的自信、神秘、独立的自我，“大写的玛丽”；总是寻求却很少得到母亲赞许的小女孩“玛丽本人”。这三种声音并不总是区分开来的，而是经常会聚在一起的，在她与祖先、她所遇见的人们的对话中表现出来——作家、思想者、艺术家、印第安人、矿工、西班牙定居者、牧人——还有与任何人类的交互影响同等重要的土地的声音。她的写作构成了对西方男性中心论界限的挑战。“大写的玛丽”自信、有能力、很少需要成人的关注与安慰，而“玛丽本人”则较为脆弱、胆怯、对自己的能力不确信。“大写的玛丽”对“玛丽本人”有着本质的重要价值。做“大写的玛丽”比做“玛丽本人”更牢靠更让人满意。她在自传中说：“当你是‘大写的玛丽时，你能把‘玛丽本人看作画面的一部分，让她做在你是她的时候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走过小河上高高的原木，一想起这个就会让‘玛丽本人感到寒战。”凭借创造双重的自我，奥斯汀参与了往往由女性叙述者所实践的颠覆过程，她在宣称权威的同时又使这种宣称偏向“另一个”自我，那是一个无法被同样的强迫力所控制的自我。
奥斯汀所创造的自足、权威、独立的女性形象，让人想起“大写的玛丽”。这些人物在没有男性的情况下舒适地存在着。例如，《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的威尔斯太太发现，在她被丈夫抛弃后，她有了更多的钱、时间和满足。《编篮子的人》中的赛雅韦明白了“没有男人，一个女人的生活要比最初预想的要容易得多”，并且在她的手艺中显示了创造性与经济能力。在《步行的女人》中，奥斯汀赞美了一个孤独的女性，为了获得智慧与自由，她情愿与社会的所有方面隔绝。抛弃，尤其是妻子被丈夫抛弃，这个主题交织在奥斯汀的很多作品中，但是，往往这种抛弃最后被看做是对女主人公有益的，她们的个性、天才、快乐只有在摆脱了男性期待的束缚时才释放出来。
口头传统也对奥斯汀的不确定化的叙述策略起到了作用。这种叙述实验展现了她从土著故事讲述者那里学来的各种方法。她后来曾说，“没有任何印第安人会说出他全部的思想。”在整个《无界之地》中，她的叙述者非常小心地引用故事的来源，对书写记录的固定性发起了挑战，也对作者是文本惟一创造者的观念发起了挑战。在叙述的过程中保持对叙述的警觉和怀疑，造成了《无界之地》诗化的、多层次共鸣的，有时是隐晦的风格。
人类的思维范式决定了事物如何呈现。按照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世界是人的一种“异己的存在”，一种与人分离和对立的“他者”。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奥斯汀的写作中便体现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她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1934年8月13日，奥斯汀去世以后，依据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葬在皮卡霍峰顶，她在自己家里就能望见这座山峰。人们朗读了她的《去西部》一诗，在诗中她沉思了死亡和对生命的确信，她相信去了西部以后，她就能闻到鼠尾草的气息，看见灰尘在群山笼罩下的漫长风景线上舞蹈。她暗示说，在那个时刻，她将融入一个新的形式之中。奥斯汀走向西部的旅程，不仅仅揭示了自然的力量，而且揭示了整个西部不同种族人群与环境融合的多种方式。她经由自己的切身经验和写作，终得以进入西部的沙漠，与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合为一体。
【责编 荣荣】
文学港 2009年1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