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已在全国数十家刊物发表小说二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长篇小说《2003年的日常生活》等。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1
医生你看,这次我真的病了。
他在医生对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医生坐的椅子有靠背,而凳子光秃秃的,好像船行到水中心,四周没有岸。他把屁股放好,尽量让它占的面积大一些。
他说,我知道,这个在心理上叫强迫症,可我不是强迫症,我比它要严重得多。
他说,这段时间,他感觉症状比开始又严重了。脑子也没有原先好用。本来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却要迟疑老半天才把它做好,比如烧个开水什么的,他要么是忘了加水,要么是忘了摁开关,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就被主任或其他同事看到了。想掩盖已经来不及了。他想,下次可不能这样,可下次还是这样。开始是在单位上,后来在家里也是这样,老婆叫他做件什么事,他嘴里答应着,手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好说,你再说一遍,你刚才叫我做什么?老婆就盯着他,说,你怎么回事嘛?老是这么漫不经心的!他很着急。他想说他很在乎她,在她面前他从来不会漫不经心。可不久事实再次证明,他还是漫不经心的。以前,他仅仅在办公室有那些关门和洗手的习惯,可现在,他把它们也带到家里来了,有几次他已经上了床,忽然下来穿过客厅把门打开,吓了老婆一跳,问他干什么,他支支吾吾说听到楼道里有动静,实际上他是检查钥匙是不是还挂在门上,并借此重复一遍关门的动作。他不但自己洗手,还要老婆和女儿一遍遍地洗手。那天,老婆买了一斤削好了的荸荠,她们欢天喜地的,用水冲了冲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他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吃!老婆说你怎么啦,他说你怎么这么糊涂,你想想,那个卖荸荠的手,肯定是接过钱数过钱的,对吧?肯定是挖过鼻眼挠过庠的,对吧?肯定还上过厕所刮过屁股,对吧?至于他有没有传染病比如肺结核肝炎梅毒之类,你也不能否认,对吧?说着,他一把抢过她们手里的荸荠,扔进垃圾篓,又把剩下的荸荠用大量开水烫过,才让她们吃。女儿说,现在一点也不好吃了。他知道她是故意气他,便也不理她。所以,他从不敢带她们到外面去吃东西。那些油,那些盘子,那些筷子,想起来都恶心。他对许多人共用的东西向来保持警惕。对来路不明的东西保持警惕。刚才,他又对照了医院挂在墙上的知识框,他发现,他的症状已经跟它说的完全吻合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看见医生似乎并没有怎么听他的,用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还以为医生的办公室里只有处方笺呢。他把自己的病历本往医生面前推了推。他把病历本保管得好好的。上面已经有这位梁医生写的字。诊察室的门口有每个医生的名字。他知道他叫梁康蒙。不过医生的字他看得似懂非懂。医生总是故意不让别人看懂他们写的字。好像他们有一套独特的文字系统。但不同的是,如果是其他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没人看,而医生的处方没人看得懂,病人照样看。这使人对医生的职业肃然起敬。他说医生,你再看看,我肯定是有病的。说着,他又把病历往医生面前推了推,几乎要妨碍医生继续在笔记本上写字。他忽然很想知道,医生在笔记本上写的字是不是也像处方笺上那么神秘抽象,云里雾里。
他看到,医生有些生气了。医生说,你真的没病,至少,不是需要到我们这里来治疗的病,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最多有些心理障碍,甚至很可能是神经衰弱,那么你只要到普通医院、哪怕是药店里买瓶维磷补汁,或安神补脑丸之类,就能治好。如果还不能治好,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就去看心理医生。喏,旁边就是心理康复中心。
他说,我都买过,跟你说,在第一次来找你之前,我就买过了。起初我也以为是神经衰弱,以前我在大学读书时经常神经衰弱,在医务室开了好多药,其中就有补脑汁。除了神经衰弱,我还得过胃病。很严重的胃病。像我这么大的人,得过胃病的很多。胃病是一种时代病,就好像现在精神病是一种时代病一样。有一段时间,神经衰弱和胃病缠着我不放。到了冬天,胃痛得厉害,沉甸甸地挂在胸前,像一个硬块,像一块冰。我不得不常用热水袋把它捂着。我自己到药店买药,这种药试了不行,就换一种。后来,我居然把它治好了,为此我还自诩为半个医生。可以说,一般的病是难不倒我的。我甚至比社区诊所的医生还懂。有时候,我到那里去,我说小孩子感冒了,或大人拉肚子了,他们总是问我,拿什么药好?你说怪不怪,他们反倒问起我来了。现在的这个病,它已经超出我那半个医生的范围了。我也去过其他医院,我挂了神经科的号,他们说,我应该去内科。我又挂了内科的号,他们说,我应该去五官科。反正越来越离谱。还有医生叫我去查内分泌、胰岛素、荷尔蒙。我知道,他们全错了,可我懒得申辩。我看到自己像一只皮球被他们踢来踢去。其实,懒惰和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正是我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之一。我在网上查过相关资料,知道这种病是怎么回事。这次,我不敢乱吃药。我怕吃错了药,更治不好。我希望他们说,你应该去看看精神病医生。可他们就是不说。他们故意保守着这个秘密。本来我以为神经科的医生会说的。神经和精神不只有一墙之隔么?可他仿佛对精神这一层面的东西一窍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跳出来拿主意了。于是,我决定来找你。其实第一次来找你时,我就在医院门口徘徊了好久,拿不定主意到底进不进来。这条街好僻静好荒凉哦,它明明离市中心不远,怎么这样荒凉,好像另一个世界。我先在医院对面观察了一会儿。我看到医院门口有一个打爆米花的老头,他把那个黑黑的铁鼓放在三轮车上。我很奇怪,这两边又没什么住户,谁会来打爆米呢?今天我来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心里有些发毛。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偶尔的几个过路人都瞄了瞄我,仿佛知道我有病。疾病是有感情色彩的,就像词汇里有褒义词也有贬义词一样,比如精神病、性病、乙肝等等,就是有贬义的。我想来想去,又犹豫了好久。我知道,这种老拿不定主意的表现,也是我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庆幸的是,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鼓起勇气走进了你们的大门。这是我第三次来你这里,不过病历上只有一次,我上次来,你不肯在上面写字。你说我没病。如果我真的没有病,那现在经常在我身体和头脑里捣乱作祟的又是什么呢?连我自己都看到了它的头发、牙齿、鳞片和尾巴,作为一个医生,你怎么对它视而不见呢?
他说,医生,我这个病一定要吃药,不吃药我就永远不得安宁。我才不在乎那个什么心理咨询,你不要再把我当皮球踢。就像一个人病得很重,你却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多喝开水,多吃水果,那怎么够?轻飘飘的开水和水果解决不了问题,你要让他吃药!
2
看到医生动手记录他就放心了。
就像你去送礼,如果对方不收,那多难受啊,你失魂落魄,局促不安。而当对方一旦伸出温暖的大手把你的礼物接过去,你是如何地感激涕零,哪怕他当时没答应给你办事也不要紧,因为他给了你面子。
他对医生说,为了让你相信我有病,我要把我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你,不再有任何保留。正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唾沫星子像只臭虫似的跳到了医生的桌面上。医生皱了皱眉。
可恶的唾沫。有时候,他简直拿它们没办法。它们总是趁他没注意时出来捣乱,破坏他的形象。它们无组织无纪律地冲了出来,触目惊心地射到对方的手上,脸上。为此他在出门前总要挤很多牙膏刷牙。
怎样才能减少说话时喷出唾沫?他曾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很羡慕那些就是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也没有唾沫星子出来捣乱的人。他们适合做领导,适合讲话,适合联系群众。他就不行。他怕发言,怕演讲,怕社交,怕与人近距离地接近。那些唾沫星子像跳梁小丑,像拦路虎,像无头小鬼。为此他很苦恼,很自卑。他不思上进。能调进机关做一个公务员,他已经很满足了。他很感谢现在的制度,能够让他这个没有任何门路和背景的人通过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可以说,考试是他唯一的长处和本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一直在暗暗盼着考试,他恨不得天天考试。别人愁眉苦脸,他一点也不。一考试,他就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每次他都遥遥领先,出类拔萃。一拿起笔,他就好像骑上了骏马,在试卷的宽阔平原上一路狂奔。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帮自己找到考试的感觉,他总是在发卷子给学生考试时,自己也坐在讲台前面做了一份,再偷偷把它混到其他试卷里,让自己或别人批改。不久他参加了另一所大学的函授。没有人知道,他不是为了更高的学历,而是为了考试。可函授的考试太让他失望了。在那里,他根本显不出优势。平时不做笔记不听课不准备的人,照样考得很好,因为可以偷看前后左右或抄书。至于学校偶尔举行的普法考试德育考试,都有答案发下来,只要照抄就行。有时候他忍不住借题发挥,估计也没人看。正在他彷徨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他又可以考试了,政府机关要面向社会招公务员了。听说这种考试是很严的,他赶快去买了考试资料。他又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了。不久,成绩公布,他的名字排在最前面。他报考了一家机关的文秘。与口语相比,他更喜欢用笔。
有一段时间,他的心态是很好的。每天按时上下班,没事时,看看报纸上上网,跟同事聊聊天,互相敬支烟什么的,有事,就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好,加中班,加夜班。反正都是用笔头子解决的,好说。现在,每一天的工作对于他来说都像是一次考试,只不过考的都是作文。这种感觉很好。他写的那些发言、报告、总结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他跟同事们相处得也不坏,偶尔还出去喝喝茶唱唱歌什么的。由于工作需要,他还会给市报写点通讯。市报的那位编辑说他的通讯稿写得好,根本不用做什么修改。因为这,局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但有时候,领导对你的工作满意也不一定是好事,塞翁失马的寓言永远有效。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仿佛为了让他发挥更大的用处,局长把他调到了另一个在其他人看来或许更重要的科室。
他说,按道理,他是不可能得这种病的。可自从他调到现在的科室,一切都变了。刚上班,现在的主任就对他说,好好干,他反正是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呆三到五年的,他要么调到别的科室,要么调到别的单位,那时,你就自然而然是主任了。刚开始,他还没反应过来,便认真地说,他这人不是当官的料子,再说也没那个想法。千不该万不该,他还老老实实说了一句:何况前面还有比他来得早的人。主任说,升迁又不是评职称,哪是看谁来得早,无论在哪方面,他们都是不能跟你比的。后来,他越想越不对头,按道理,主任哪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原来,他是在试探他啊。可他对主任那些复杂的心理完全不懂。以前他们还是朋友,关系也过得去。有时候在一起喝酒什么的,觉得他性格豪爽开朗,说话幽默,很有才气。可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不久,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主任会忽然在他面前放低声音说其他科室一些人的坏话。有一个别科室的同事,因为胃被切除差点死掉,他在背后叫人家“那个没死掉的”,而当面又对人家点头哈腰,嘴上像抹了蜜。主任处处在提防他,不让他和外面来的可能会对他有好处的人接触。看到局长交给了他什么任务,主任就烦躁不安,每次从他身后经过,总要看看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什么,稿纸上写的是什么。后来,这几乎成了主任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如果他在聚精会神做什么事情,主任就故意哼起歌曲或打开音乐网站。有几次,主任明明看到他在电脑前打文件,却故意把电源开关一按,这样,他电脑上没保存的数据都没有了。主任知道他有咽喉炎(这是他教书时得来的职业病),办公室烟雾腾腾时,他就到院子里走走,呼吸新鲜空气,主任说他不遵守纪律,随意走动,办事找不到人。对,当初主任到局长面前打他的小报告,正是这么说的。纪律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被人拿来说事的。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就像卫生问题,就像男女关系。那天上午,他有点急事要请假,他打主任的电话,他关了机,打办公室电话,没人接,他只好先去办事,在办事过程中,他还打过电话,不幸的是,这次是他的手机没电了。等他把事情办好,到家里换了电板,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局长打来的,局长问他上午哪去了,怎么没请假?他说你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局长没听他解释就把电话挂了。他这才知道主任到局长面前告了他的状。下午,他去了局长的办公室,跟他解释上午的事情。局长是个很不错的人,并且对他很关照,他不想让他失望。他认为把工作干好就是对局长最好的支持。但他总不知道在嘴上说。为此他老婆谭霞成也经常批评他。她就比他机敏得多,在单位上很混得开。她教导他: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而他总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你,你没必要去说,如果不知道你,即使说了也没有用。跟局长谈话之后,他才知道,主任已经不止一次在局长面前告了他的状。他不但说他不遵守纪律,还说他经常利用上班时间在网上聊天等等(其实这个人应该是主任自己,他QQ上挂着的号码比他的多得多)。局长已经对他不那么信任了。小报告已经发挥了作用。他每辩解一句,局长便反驳他一句。他完全是站在主任的立场上。他完全是先设定主任所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时他才明白,主任一直把他当作了竞争对手,他打他的小报告,就是想在局长面前破坏他的形象。
主任真是高看他了。其实他根本没那个上进心。就是有,又哪里是主任的对手?听说像主任这种从小县城机关调来的人,都有很厉害的手腕,现在一看果真如此。不过他不在乎。虽然他感到淡淡的悲哀,为人性的弱点。刚开始,他也很惶恐。但慢慢地,他还是理出了一个头绪。通过这件事他知道,任何人都有弱点,尤其是当领导的。其实当领导的最容易被人利用。任何领导都喜欢向他打小报告的人,哪怕是像局长这样清廉的领导。打小报告的方式为什么这么有效?因为它像新闻媒体一样,有一种放大的功能。比如电视里说某地有一家企业用工业盐加工咸菜,那么那个地方生产的咸菜你都不敢买。领导听多了关于你的缺点,会把你全盘否定。另外,他决定不接受主任的这种游戏规则,哪怕明明知道他在局长那里告了他的状,他也不会去辩白。如果主任每打一次小报告,他都去辩白的话,那么他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和某种怪圈。他决定保持沉默。
他说医生,所以我怀疑我的病跟我在单位上的境遇有关。因为我老是压抑自己。我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出问题的,你看现在,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但我仍忍不住这样做。我不认为我有多么高尚,主要是因为我的天性。我故意和主任保持距离,来显示我的尊严,同时我也承认,虽然我紧绷着脸,在心里蔑视他的为人,可孤立又让我多么难受(我知道他在其他同事面前也说了我不少坏话,这从他们怪怪的眼神看得出来)。我渴望跟他乃至他们一样哈哈大笑,沆瀣一气,因为他是主任,其他人也联合起来隔离我、疏远我了。比如,他们明明在谈笑风生地说着什么,我一进门,他们马上闭口不言。他们鬼鬼祟祟在电话里商量到酒店里吃饭,怕我听到,就支支吾吾的,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是的,这里,那里,嗯。知道我不愿跟他们一起去吃饭,有时候主任会故意问我,中午有个聚会,你也去吧。我想也没想就说,不去。但想到我的回答正中了他的诡计,我又后悔,所以下次他再问我,我就说,好吧。看到他脸上尴尬的笑容,我很舒服。我不由得悲哀地想到一个老词:窝里斗。虽然我没想跟他斗什么,可不知不觉,我还是在跟他斗。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在自虐。或许,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自虐的人,读大学时,和最要好的同学赌气了,我总是暗暗折磨自己。后来结了婚,和老婆闹别扭,也是这样。有一次,跟老婆逛街,为了一件什么事忽然吵了起来,我竟然不顾交通规则横穿马路,差点引发交通事故。现在我也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他说我不遵守纪律,我就故意不遵守几次,他说我在网上聊天,我就真的在网上聊天了,看他能把我怎么的?
被人孤立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孤立必定孤独,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医生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医生的脸红了一红,说,对不起,我要下班了。
他说,那你怎么不给我开药?
医生说,我说了,你没病。
3
没过两天,他又来了。
他说,我一定要让你相信,我是有病的。
他说,上次他说到了孤独,其实他并不真的怕什么孤独。甚至恰恰相反,不孤独才让他害怕。就好像他喜欢走夜路。许多年来,他还保持着在黑夜走路的习惯。这大概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那时他还在一所山区中学读书,每星期回城一次。叔叔说,在那里读书对他有好处。放学后不久,天就暗了,他独自走在路上,有二十多里。天很黑,风像鞭子一样把衣服抽得噼啪作响,使得衣服也成了鞭子的帮凶。衣服里仿佛空荡荡的,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一切都被淹没在黑暗里。为了抵御内心的害怕,他把书包抱在怀里奔跑起来。他感觉出了它贴着皮肤的硬度和温度。仿佛不是他抱着书包而是书包在带着他奔跑。或者说,他和它同时在奔跑。书包是他唯一的同伴。它越有硬度,他越感到安宁。他放慢了脚步,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后来他甚至喜欢这种感觉。有时候有同伴,他也故意让对方先走。独自一人走在夜色里真是妙不可言,他可以跟白天完全不一样地走路,可以乱跳,可以喊叫。以至他后来对夜晚甚至有一种依赖。他无比地喜欢它,渴望它。大概从读大学时起,他就故意远离人群。只有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他才会感到轻松。人群密不透风,让他难受。开会时,他总是坐在最后;在舞会上,他喜欢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在寝室里,他会拉一道帘子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哪怕那道帘子根本不管什么用。在火车上,他总要拿本书或一份报纸,阻挡住旁边的面孔或唐突的交谈。他甚至不喜欢坐车。有一段时间,他情愿放弃坐车而选择步行。公共汽车和电梯是两个最荒唐的地方,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却贴得那么紧,有时候,女性的胸部会顶着他的脊背。身体在窃窃私语,而彼此的眼睛却视而不见。现在,他仍然愿意一个人晚上散步,可谭霞成的手纠缠着他不放,他甩开了它又扑过来。他只好故意带她走那些阴暗的、七拐八弯的地方,经常吓得她尖叫。他暗暗得意。谁知她是个适应能力极强的人,很快对黑暗产生了免疫力,后来不但不害怕反而强烈地渴望那种刺激。可是,两个人在黑暗里走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他那天是故意那么说的。他故意说他孤独孤立,是因为怕别人来和他共享。即使被孤立了,又有什么不好呢?本来,他就想离人群远一点。发现主任在有意孤立他,其实他暗暗高兴。
面对主任的搞鬼,他也没有绝对地沉默。那次,他还是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作了一次辩护。单位组织大家去秋游。汽车的发动机嗡嗡作响,大家都昏昏欲睡。在这种拥挤的孤独中他却越来越清醒了。如果是十年前,这样不停地盘旋和颠簸的山路,早已使他晕车。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晕车了。他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他在报纸上看到过,晕车是因为身体敏感。这样说来,不晕车是不是说明他的感觉器官已经麻木了呢?这样一想,他就不由得有些悲从中来了。本来,他就是一个悲观的人。
下了车,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就准备爬山。据说这是省内海拔最高的山,爬上去要将近四个小时。有的人害怕,便留在了山下的旅馆里。但他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当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跑上五公里,看上去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只是毕业后没有再坚持。分到了单位上,人就没那么单纯,就好像当初亚当和夏娃忽然发现自己没穿衣服,做事有些畏首畏尾。总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开始锻炼身体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说不定人家还以为你有什么病呢。有几次,他起得特别早,想在别人起床之前到外面去跑步,但等他跑步回来,他们都已经起来了,齐刷刷站在那里望着他。于是他赶忙低头跑回房间。他感觉自己的脸像一只火球似的在轰隆燃烧。
登山陆陆续续开始了。起先坡度比较平缓,大家还有时间看看斑斓景色。白色的茶花开得正浓,山道上积满了落叶。但随着山路越来越陡,石级上的落叶反而少了。大概是风把它们吹到沟壑里去了吧。在这山上,风就像是一位国画大师,遒劲的笔力直达枯黄而坚硬的草尖。满山里只有寂静,陪同登山的一个当地向导说,在深山里是不可能听到鸟叫的。大概鸟也是耐不住寂寞的。不知不觉,汗水洇湿了衣衫。许多人走一段路便坐下来歇息一阵。他和两三个人走在前头。没想到自己在他们中间身体还算好的。他很高兴。气喘吁吁爬了许久,遥遥向那位在上面的本地人打听,他说还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这时,他看到山道上有一只马蜂在爬(也许不是马蜂而是别的东西,他的生物学知识很有限),不知怎么的,他居然就毫不犹豫地抬脚踩了下去。马蜂顿时成了他脚底的一只标本。
他忽然跳了起来。他想,他为什么要踩死它?难道他跑了这么远的路来到山上,竟是为了踩死一只马蜂?也许在他抬脚踩下去的刹那,想到了马蜂是会蛰人的,是可能对人体有害的,因此会有一种决定它生死的价值取向,可造物主从来不因这一点而决定生命本身的存留与否。他没想到,在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座山上犯下了罪过。一个人瞧见了他的脸色,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没把事情告诉他,否则一定会遭到他的嘲笑。谁会为踩死了一只马蜂而懊恼呢?可事实上,他的确是越来越后悔了。报纸上有一则消息说,有人打死了一只马蜂,结果引来一群马蜂扑到他身上。他想,如果真的有那么回事,他将不作任何反抗,让蜂群停泊在他的身上。
山上的住宿条件很艰苦,都是平房,太阳一下山,气温便骤然下降,待吃了晚饭,他打来热水泡了脚,站在门口看了看那轮无比清澈也无比冰冷的月亮(他离它很近了),就躲到被窝里去了。他带了一本书来,不怕长夜难熬。跟他同住一间房的人到另外的房间打牌去了。房间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他听出隔壁住的正是局长。他在和另一个人聊天。过了一会儿,大概只有局长一人在房间里时,他忽然来了灵感。他假装跟他同住的人也在房间里,他叫了一声对方的名字,他说王茨平,自从局长把我调到这个科室,实在是没以前快活。他模仿王茨平的声音说,怎么回事,你们那儿不是好好的吗,个个都是才子。他说,或许,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我们主任不是那么能容人,我刚调到这里来的时候,主任就开始试探我,说他马上要调走,主任的位置迟早是我的。我说我不是当官的料子,再说也没那个想法。我千不该万不该又画蛇添足,说前面还有比我来得早的人。主任开始排斥我。有一次,我有急事,打他的手机关了机,打办公室电话又没人接,结果,主任跟局长说我纪律观念淡薄,弄得局长找我谈话。当然,向局长反映科室的工作情况是他的职责,我没什么可说的,但不能只说我的缺点,再说有些事情还是他无中生有捏造的,谁都知道,跟领导反映情况(他注意了一下用词,故意不说打小报告,因为这个词比较有感情色彩,而局长多少还是向着主任那边的)有一个放大的作用,或许,主任讲得多了,在局长眼里,我就没有优点只剩下缺点了,你说是不是?他又模仿了一下王茨平说是啊是啊。他继续说,主任不但在局长面前讲我,还在其他许多人面前讲我,这就不对了,跟局长讲可以说是工作需要,那么跟别人讲居心何在呢?主任讲我利用上班时间在QQ上聊天,其实他讲的是他自己。哎呀,事情太琐屑了,我都不愿说,有句话怎么讲,“说出来便俗”。这同事关系又不是婆媳关系。主任是个刻薄的人,以前我还不知道,现在经常接触就知道了。刚开始,主任也经常在我面前说别人的不是。还有,单位上的那些老干部,哪一个不在背后挨他的骂,可每个人都有退休老去的一天(他想这句话肯定会引起局长的联想)。主任在别人面前讲了我,有的人也会转过头来把主任的话告诉我,跟我说,你怎么不去跟局长解释一下呢?你们主任的意思很明显,要破坏你在局长面前的形象,不让你对他有威胁。我说,我不想解释,局长那么忙,我怎么好意思拿这些小事增加他的负担,再说,我总觉得局长对我还是很了解、很爱护的,当初,正是因为这,局长才把我调到现在的科室,我感激不尽,生怕没把工作做好,辜负了局长的期望(他心里暗暗得意)。他躲在王茨平的声音里又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愿局长对你没有误会。他说,局长是个很善良很有胸怀的人,但他不知道,像我们主任这样从县城机关调过来的人,一个个都很有手腕,什么招都使得出来,可我也有我做人的原则,我早已想好了,在工作上,该干的事我一定干好,即使主任对我怎么样,我也无所谓,无论他在背后怎么讲我,我也不会去辩白。
那边静悄悄的。他被自己的讲演感动了。他的大脑仍兴奋不已。
不一会儿,王茨平回来了。他问他刚才跟哪些人在一起打牌,他说,有局长,还有你们科室的主任。他急切地说,局长不是住隔壁吗?王茨平说,不可能,我刚才就是在局长房间里打牌来的。王茨平的回答让他迷惑不解。
4
这时,诊室门外有个高大的人影闪了一下。
他看到梁医生拉开了面前的抽屉。里面模模糊糊有许多纸片。他不知道自己的名片是否还在那里。那天不知怎么的,他忽然就把名片拿出去了,事后他很为这个动作后悔。他不是一个见人就递名片的人。可这个医生再三拒绝他,说他没有病,他急了,就把名片拿出来了。他听同事说,有时候他们的名片很管用,他想,再不递出去就来不及了。于是他赶忙拿了出去。
医生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笔记本,若有所思地又在上面写了点什么。他猜想那是医生的日记。说不定,医生把他也写进日记里去了。他跟医生说,你是写日记吗?
医生没点头也没摇头。
他忽然左右摇摆晃了一下脑袋。这都是多年伏案造成的类似于职业病的不良习惯。坐在那里时间长了,就会用力摇一下头,活动活动颈椎。他担心自己迟早会颈椎增生的。
自从和主任发生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又零零星星地写了一些日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记下这些。这时,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不管医生乐意不乐意,他就开始念。他知道,为了让医生相信他有病,他有必要表现得神经兮兮。
×月×日,单位发贺卡,P叫我把各市局的都寄了,并说卡片数量不多。我说我个人不要这些东西。我把剩下的全给了他。
×月×日,我看到P的桌上还有一大堆贺卡,他正在给他的私人朋友写贺词。
×月×日,P在写元旦联欢会的节目报幕单。他在干这种活的时候,喜欢有些夸张地唉声叹气,好像吃了亏,其实是在炫耀领导对他的信任。
×月×日,上班时,P对我说,现在是年终,事情多,要来早一些。
×月×日,刚到办公室,P就幸灾乐祸地说道,你昨天错过一个好机会啦,省委×××来看望大家啦。我昨天出差了。——他倒不至于那么浅薄,可能是借此开个玩笑轻松一下气氛。
×月×日,担心下雨,中午回家收衣服。谭霞成这两天忙着开会。果然,快两点的时候,P就开始打我的电话,一次比一次急。没接。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又不是不上班。到办公室一问,果然,没什么事,他就是要找到做领导的那种感觉。
×月×日,这几天,P的情绪又有些反常。齐科长叫我填表,什么人才工程的。不愿填,但齐科长实在是好意。我怀疑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好意之下接受某种游戏规则的。
他说,你看,我也变得婆婆妈妈了。
他说,人事科的齐科长,倒真是少见的好人。当初,他调进局里的手续,都是齐科长帮他办的,更没有故意卡人或暗示点什么。即使材料有什么不齐全,也是齐科长到省人事厅去交涉,不要他跑路。他自己跑起来是很麻烦的。调进局里后,他想请齐科长吃顿饭他都不肯。那么年轻,就当了人事科长,今后一定会前途无量。齐科长对他很关心,经常提醒他该如何如何,可能有什么机会。那次评全系统十佳公务员,也催他报了名。其实他不愿去做这些事,但齐科长一再催促,弄得他不好意思,只好去报名,去整理材料,去继续学习。他身不由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拒绝吧,辜负了人家一片好心,答应吧,又非他所愿。他很苦恼,只好半推半就着。阴差阳错,他还真的评上了全系统十佳公务员,不禁哭笑不得。他猜想,很多人大概就是这样被好心地拉上了某条道路的。好像那里是一道深槽,一旦进去,只有继续深入,不能退出来。除非他故意自毁形象。有时候他真的有这种自我“毁容”的冲动。
可他凭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让别人高兴呢?
他有些后悔从学校跑了出来。其实他的性格更适合做一个老师。教书育人,与世无争。他不该跑出来当什么公务员。是考试让他跃跃欲试,误入歧途。可学校真的就是净土么?在学校里,如果你教了许多年书,还是一个老师,别人也会有议论的,德高望重的老师毕竟是少数,有时候德高望重或许可以超越权力意识,但一个人在从默默无闻到德高望重之前,要忍受多么浓重的黑暗和白眼呢?而且,等你一旦德高望重,离退休已经不远,超不超越什么也就无所谓了。那时叔叔就力促他跟校长多联系,跟教育局长多联系,并为他铺路搭桥。知道他无意于此,叔叔十分失望。在叔叔看来,他就应该沿着一条从普通老师到校长再到教育局长的路子走下去。那是一条人人皆知的光明大道。后来见他考上了公务员,叔叔又精神振奋,夸他有想法,有出息。叔叔是最关心他的人。他从小就没了父亲,是叔叔送他读书。据说父亲死于精神分裂症。他是服毒自杀的,并留下遗言,说那样可以以毒攻毒。父亲是因为被无端顶了一项什么罪名在狱中承受不住才精神失常的,还是他家本来就有着精神分裂的遗传因子?他是父亲的幼子,那年才五岁。他不知道父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就是死了。他对父亲喊道,你起来,一二三,你起来。
可他辜负了叔叔的期望。
不用说,他评上了全系统十佳公务员,又增加了主任的嫉妒。
那天,他路过局长办公室门口,忽然听到了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忍不住像个小偷似的不知不觉放轻了脚步。
局长办公室的门没有关紧,从门缝里射出的光线投在阴暗的走廊里。他的心怦怦跳得很高。局长住在单位大院里,就是星期天,也呆在办公室。局长是一个勤俭敬业的人,胸怀宽广,任劳任怨,处处与人为善。这时,他听到他的名字又出现了一次。他听出来了,是主任。主任又在向局长打他的小报告,说他目中无人,做事偷工减料。
主任这样说是很有讲究的。先用抽象的概念给他定义,“目中无人”,再落实到具体事务上,“偷工减料”。这样,即使是捏造,别人也可能接受。更何况,这个“偷工减料”也是有虚有实的。什么叫偷工减料?有什么标准?在他们这一行里,也是由别人说了算的。看来打小报告也很有学问啊,要运用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等等多方面的知识,总之是一门综合性学问。
他很生气,恨不得马上推门进去,他已经是一忍再忍了,看来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他不想和这种人计较。他经常提醒自己的是,在小人堆里,最要提防的就是自己也变成小人。他情愿自己背着包袱,也不肯去辩白。但他终究控制住了自己。这不明摆着他在偷听么?如果没偷听,怎么知道主任打了小报告?难道偷听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么?那样,他不但没辩白什么,反而更说不清楚了。
虽说理智终于克制了冲动。可此后每次经过局长办公室门口时,他都不知不觉把脚步放轻,看那道门是否关上,听里面谁在说话,是否提到了他的名字。于是有一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真的把耳朵紧贴在局长办公室的门上。他吓了一跳。
偷听真的是非常实用、好玩的事情,它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知道主任又在背后讲了他什么。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某种乐趣。窥视欲是每个人都有的。有一次主任跟他说,你最近在想什么?我们之间的交流好像越来越少了。你看,主任连他想什么都想知道,多可怕!脑袋是他自己的,想什么是他的自由。他上班时的职责是工作,不是交流私人感情。于是他冷冷地说道,他认为工作就是交流。
后来,他觉得自己的听觉器官特别地发达了起来,仿佛能听清整幢大楼里每个办公室里的窃窃私语。一天晚上,他和谭霞成从超市回来,快到自己家门口时,他忽然示意她别做声。他把耳朵凑在自家门上用力地听着,吓得谭霞成攥紧他的手,以为家里进了小偷。
有时候,他被自己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折磨得坐立不安,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老是想象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老婆遭到了暴力侵害,女儿被歹徒拐走,自己撞上了卡车。注视着老婆的脸,他忽然想到她将来化为骷髅的样子。有一次,谭霞成为了什么事跟他争了起来,他嫌她大清早罗罗嗦嗦的。她忽然说,就因为你这样的人多了。他一惊,心想她这不是在咒他吗?为了驱赶种种不祥的念头,他狠狠拍打自己的脑袋或不停地摇头。他把明明是想象中的事情当成是真实的、已经发生了的,并在想象的屏幕前激动、颤抖。如果他想象一场火灾,他的皮肤上会感到那灼人的热度。如果他想象一场洪水,他身上就仿佛湿淋淋的。他知道,他已经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的精神出了问题。但他理智尚存。他尽力克制着内心的邪恶,最终战胜了那蠢蠢欲动的想窃听的强烈欲望。
5
他听医生说,不,你没有病,你最终战胜了自己窃听的欲望,这就是证明。
他看到,医生的脸又红了起来。医生的脸红让他怦然心动。没想到,医生比他还爱脸红。他说医生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一个爱脸红的人,我来讲个故事你听听。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还在中学读书。那是一所古朴的山区学校,校舍井然,老师们大都穿着中山装,不拘言笑,上课时经常听到戒尺打得噼啪响。家长们说,那是一所好学校啊。当时城里学校很乱,叔叔便把他送到了这里来读书。
大概是初二上学期吧,一天,同班的修美丽忽然报告老师说,她丢了一支钢笔,不,准确的说法是,她的那支据说是她舅舅花了二十多块钱买给她的名牌钢笔被人偷走了,因为她刚刚还使用过。修美丽边说边急出了好看的眼泪。
老师立即重视起来,上课钟还没响,就把大家召回教室。老师站在讲台上,威严地扫视着每一个同学,并把趴在窗外的别班的同学伸出的脑袋吓得缩了回去,那架势,像是公安局的人。绝大部分同学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懵懵懂懂,四处张望着。老师很痛心地说,我万万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出现在我们班里,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同学们,请你们抬起头,看看黑板上方的这些奖状,这些荣誉!它是全班同学用心血浇灌出来的花朵,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是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铁的证明。可是现在,有个别同学正在用不光彩的行为损害它,玷污它!老师停顿了一下,忽然加重了语气,继续说道,同学们,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不知道?是的,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说的确是不知道,但对于某个心中有鬼的同学来说,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老师把重音落在“有鬼”两个字上,接着,又是一番扫视。
大家立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个正了脸不敢斜视,惟恐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老师说,修美丽同学的钢笔被人偷了,为什么偷她的而不是偷别人的?因为那是一支十分贵重的钢笔,可见偷笔的同学早就打好它的主意了,是谁,我心里有数,给你两分钟的时间考虑,如果你能主动坦白,我不再追究,你可能是看花了眼,“拿”错了。这“拿”和偷是不一样的。不然,后面的话就用不着我说了。
下面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吱声。哪怕要咳嗽。哪怕什么地方痒痒。
上课钟响了。他的心,忽然像挂在操场边的那只钟一样,剧烈地摇晃起来。
老师根本不顾钟声的存在。他在教室里来回走动,节奏稍有混乱,大家便会齐刷刷拿眼睛去看。老师的目光随便一停顿,肯定也是有所指。他察看每一个同学的脸色,说,再不坦白,我可要点你的名了。老师说,那时,你就别怪我不带面子了。老师说,你看,你现在很紧张。老师说,是啊,偷了人家的东西,怎么能不紧张呢?老师说,你的脸在发热,你的眼睛也和别人不一样,你的脸,像烧红了的炭,一浇水,准保冒起一股白烟——
正是这时,他的脸不可避免地红了。像泼出去的热水。为了掩盖蒸汽的热度,他尽量低着头。可这无疑更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他心里说,脸啊脸,求求你,别红了。可它根本不听他的。根本不懂得悬崖勒马。于是他就像骑在一辆没刹车的自行车上,从高坡上风驰电掣地冲了下去。
修美丽跟他隔着两排桌子,还有一条走廊。修美丽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女孩。长长的手指,长长的麻花辫子。她住在她舅舅、也就是他们校长的房间里,大家常看到她在校长室门口洗头、换衣服。因此她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味儿。他怎么会偷她的钢笔呢?那是多么可耻的行为。他只是在一次做卫生值日时,看到她抽屉里有一朵没有丢掉的栀子,偷偷抓过来嗅了嗅。
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老师的脚步像雷声一样滚过来,在他座位边停住。时间静止了。他听到老师说,禹漱敏,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
他抬起头,见老师像只老虎一样望着他。
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老师的办公室。老师说,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修美丽同学的钢笔呢?老师的笑纹浮在脸上,就像谁往冬天结了冰的池塘上扔了几根枯干的树枝。
老师不说你拿没拿,而是问你为什么拿。也就是说,老师跳过了第一个问题,直接把他引到第二个问题上。老师企图一下子把他拉过岔路口,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
但他还是本能地挣扎着。他说,我没拿。
没拿?你骗得了我你的脸骗不了我。老师说。你的脸红了。没拿你的脸红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
有一句话怎么说?脸红是做坏事留下的尾巴(老师清楚,其实并没有这么一句话)。老师说,狐狸再狡猾,也藏不住尾巴。老师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脸红,我却知道,因为你心虚。老师说,知道你为什么心虚吗?那个成语人人皆知。老师说,心一虚,人就发慌。为什么发慌呢?因为心里有鬼。有什么鬼?有一个贼鬼。你一发慌,贼鬼在心里藏不住,就跳到脸上来了。老师说,这就是你脸红的根本原因。
老师为自己精妙的比喻和严密的推断得意起来。
我真的没拿。他几乎要哭了。
真的?什么是真的?老师说。一个人,只有心里知道是假的时,嘴上才反复强调是真的。老师说,这就叫欲盖弥彰。你懂欲盖弥彰吗?欲盖弥彰就是想要掩盖事情的真相,结果反而更加显露出来了(当然,它是贬义词)。老师还见缝插针地传授知识。
老师说,你就不要装模作样了,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吧。老师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老师的声音是那么的娓娓动听。以至有好几次,他都差点想答应说修美丽的钢笔是他偷的,仿佛不那样就对不住老师的语重心长和循循善诱。
老师苦口婆心地劝了他两节多课,最后他哭着从老师房间里跑了出来。
从此,他就染上了脸红的毛病。他像怕一只恶狗那样怕自己脸红。当他想掩饰自己的脸红时,他就脸红得更厉害。
他对医生说,其实有些人就是爱脸红,可别人往往以为他们干了什么坏事。现在他还是这样,比如局长叫他去谈话的时候,人事科长叫他去填表的时候,为某件事和主任争辩的时候,在公交上没及时给人让座的时候,在菜市场似乎占了一点小便宜的时候……他的脸便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脸红有什么不好,他喜欢脸红的人。脸红的人敏感,有羞耻心。他对医生说,大概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敏感和有羞耻心的人。
6
他最终还是和主任吵了一架。
虽然他在单位上尽量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可还是不知不觉被卷到了中心。都是靠笔杆子吃饭,在领导眼里,他和主任都不过是一支蘸了墨水的笔,这样,他和主任之间就存在比较关系,有比较关系就会成为竞争对手。即使他不想竞争,可主任会感到来自他这边的压力。他工作越努力,处境越危险。
那次,他出差刚回来,由于不习惯空调(大概,这也会成为他不合群或性格孤僻的证据),感冒了。咳嗽和流鼻涕。后来头也痛起来了。那天中午,主任在沙发上睡着了,办公室其他几个人逛街去了。这段时间,由于在准备会议材料,主任也很辛苦,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眼睛熬出了血丝。他上了一下网,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想提前回家休息,看主任睡得那么熟,又不忍心叫醒,便悄悄收拾好桌子,走出门,又悄悄把门带上。已是下午三点,大楼里还静悄悄的。相对来说,下午上班,大家的时间观念不是那么强。回到家里,他取消了手机铃声就睡了。他怕刚睡着别人打电话来。晚上他也要开夜车赶写材料。一觉睡了两小时。醒来后,快五点了,女儿还没放学,谭霞成也快下班了。他洗了把脸,感觉舒服了很多。喝开水时,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见上面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未读短信。他心内忐忑,摁键一看,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办公室的。短信是主任发来的,写的是:禹漱敏,我对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很不满意,从明天起,你不要来上班了,有情况你和局长解释。他脑袋嗡了一声。他不知道主任是否有权力叫他别上班。不过他还是发了个短信如实地解释了一下。主任没回他的短信。
那天晚上,他很久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地想明天怎么跟局长解释。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尤其和领导面对面时,更是心慌气短。他写材料到半夜才睡,睡下不久又忙从床上爬起来。谭霞成问他干什么,他撒谎说,材料上还有个地方要补充一下。他把衣服紧了紧,在记事本上匆匆写下了这么几点作为明天谈话时的备忘:一、如实解释这次事件;二、刚调到这个科室时主任对他的提防和试探(现在,他必须谈到这点);三、一年多来,在工作上自觉问心无愧;四、主任没有不要他上班的权力;五、既然主任提出不要他上班,他也恳求局长给他换一个岗位,不管干什么都行。
一到单位,他就去找局长。不用说,主任昨天已跟局长汇报过了。至于是怎么汇报的他也管不着。但一在局长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又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那张纸条就在上衣口袋里,进局长办公室之前他还掏出来看了几眼,可现在,他忽然都忘记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只说了一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事前明明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被冤屈的,可一到局长面前,他又不自信了。他的腰往下弯,声音也低了下去。先前准备好的台词,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他很自责,局长对他那么好,可他老是给他添乱。或许,正是因为局长对他太好了,他才这样吧。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人,可局长一对他好,他的骨头就软了,骨头一软,就显得自己理亏了。原先,他也跟一些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人没有原罪意识,但有一次在填年终考核表时,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人也是有原罪意识的。那样的表每年都要填,内容大同小异,“本年度本人政治思想好,坚决……积极……”先是自我鉴定,再是组织意见。从小学到大学,从毕业到退休,每次填都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其实谁也不把它当真,可谁也马虎不得,大概,这就是中国人的原罪吧。
局长肯定也认为是他理亏,宽容地说道,一个单位,没有良好的纪律是不行的,要团结,上下一条心,才能办好事。即使有矛盾,也可以互相沟通,消除矛盾和误会。和人勾通也很重要。你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
他不想点头,可他还是点了头。或许是这样的。他不太会和别人勾通。有一次,主任就说他们交流太少。主任说,交流就是交心。可他讨厌这个恶俗的词。他把自己的心看管得太紧了,并不肯轻易地交出去。
局长继续说,你们之间的矛盾,我也知道一些,但凡事要先检查自己,对不对?你们年轻人,大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要不要自我?要,但也要学会关心别人,有时候,作为下属,办公室的一些杂事,可抢着多干一些,比如擦地板啊,烧开水啊,来了客人倒杯茶水啊什么的。再比如,对方工作忙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问问他是不是要帮忙,诸如此类,等等。
他想争辩一下,比如,办公室的杂事他早就抢着干了,只是从没跟局长汇报过。至于局长的另一个建议,他不敢苟同,主任对他本来就有戒心,如果他这样问,不就印证了主任的想法吗?主任肯定会认为他是在窥伺他的权力和职位。
局长仿佛知道他的想法,接着说,当然,他不一定要,但你这样一问,人家就知道你也关心他,关系不就得到改善了吗?
他只好继续点头。
他想,幸亏他没把要求换岗位的事情提出来,不然,局长肯定会生气的。现在单位正在筹备开大会,你还在捣乱,这不是想拆局长的台吗?想到这里,他汗都出来了。
局长说,就这样吧,你去上班,以后注意点,我等会儿再跟你们主任交代一下。
他回到办公室,主任正在桌前写着什么。其他同事有的来了,有的还没来。他又把昨天的事情跟主任解释了一下。主任仿佛没长耳朵,理都没理他。他的火气忽然窜上来了,说,你是一定要我离开这里了?主任说,你走嘛。他说,走就走。
主任说,走之前办一下移交。
主任说,我白养了你。
主任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还把我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吗?
本来,他是要马上冲出办公室的。但他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主任那些荒谬绝伦的指责反倒让他镇静了。他想,我凭什么要走?我偏偏不走,气死你。既然局长叫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他冲出办公室,正中主任下怀,他又可以到局长那里去告他的状。他打定主意,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主任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想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必须和主任有口语往来之外(他毕竟是下属,毕竟还有工作任务),其他时候,他坚决不理他。反正主任经常到局长那里告他的状,那就让他告下去好了,他不怕。相比之下,他甚至还有某种优越感,就好像他们在决斗,主任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他枪膛里还是满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任已经方寸大乱,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比如,主任是老板还是家长,凭什么说他养他?他不是打工仔是公务员,就是打工仔现在也有劳动法保护,凭什么不让他上班?为什么他一定要跟主任交流思想?有时候,思想是不能交流也是没办法交流的。
他和主任之间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不,其实根本不是战。他从来没有战的意思。他只是不想跟主任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仅此而已。如果主任是小人,他就是君子,如果主任一定要说自己是君子,那他就做小人,总行了吧?他马上尝到了不说话的快乐。以前主任老在他耳边唠唠叨叨的,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说那个人不行。或故意拿出一篇刚得到领导首肯的材料叫他过目,或摇头晃脑从电脑上念一段他儿子的作文,问他写得好不好。现在好了,耳根清净。心情舒畅。他感到从窗子边擦过去的太阳暖烘烘的。甚至连院子里的花香也闻到了。
主任想冷落他,是很容易的。他会把办公室变成临时会场。或瞒着他安排饭局。主任嘀嘀咕咕打完电话,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用异样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一个个心怀鬼胎鱼贯而出。他知道他们到外面吃饭去了,单位上有个小金库,有时候会到外面去吃吃饭唱唱歌,或到什么地方旅游一次。还可以报销一点的士费或买个照相机录音笔什么的。那些东西他从来没拿来用过。他不喜欢用公家的东西。大家都用的东西容易坏,如果坏在他手里怎么办?没必要占那个便宜。吃饭什么的他更无所谓。主任还会用小金库里的钱给大家发点劳务费,逢年过节发点福利。每次发那么一点小钱的时候,主任的神态好像在施舍。现在,主任即使偷偷发给别人不发给他,他也不在乎。
至于合不合群,他不怕。孤独和不合群,都是旁观的产物。子非鱼,怎知鱼之乐?怎知鱼不乐?倒是他心太软,有时候那么固执强硬,事后又自问是不是过分。他甚至只有故意强调或反复记起所受的屈辱,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
有一次,一篇报告必须经主任过目签字才能呈给局长。他早已把报告写好,但装出不紧不缓的样子,并流露出直接送呈局长的意思。他看到,主任果真局促不安起来了。如果他这样做,那真是对主任极大的蔑视了。当然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斗什么。他只是要故意折磨一下权力欲强的主任。等把主任的胃口吊得差不多了,他才把报告递上去。
他惊讶地发现,主任眼睛里竟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忽然间,他觉得主任很可怜。
但他强迫自己在心里重温那天所受的侮辱,才没因心软失去原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他,永远也不会跟主任这样的人在一起蝇营狗苟。不能否认,有时候主任会表示出和解的意思,露出了假惺惺的神气。但他不肯买账。那不过是主任因自己的权力之绳快缚不到他,便想把他拉近一些罢了。
他说,他很庆幸跟主任吵了这么一架。如果不吵这一架,他跟主任的关系还是那么不明不白。现在好了,泾渭分明,一刀两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
第二章
1
这个人又来了。我不想听他唠叨,可他的声音一个劲地往我耳朵里钻。
我盯着笔记本。白底蓝纹的纸张看上去那么优美,那么宁静。很奇怪,那些事情都很疯狂,可我在把它们写下来之后,却感到了宁静。现在我被这个家伙弄得烦躁不安,企图用文字扎起一道篱笆挡住他的唠叨,但我马上明白这是徒劳的。他完全无视它们的存在,一下子就跨进来了。除非我接过他的病历本。如果不是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真想让人把这个家伙收治起来。他不知道我这是在对他负责,对职业道德和我做人的准则负责。人的精神领域真的是一片神秘地带,安静起来,尖锐的冰山也是静静漂浮着的,而一旦乱了编码,就是海水也能熊熊燃烧。当初,正是这种神秘,引领我来到这里,来到了这个在许多人看来充满了悖论和混乱的地方。对我来说,正是这种悖论和混乱,才充分体现了人生的魅力。
我不是跟他说得很明白吗?他绝对没患上他说的那种病,只是比较顽固的神经衰弱缠上了他。最多,看看心理门诊就能解决问题。像他这种职业的,神经衰弱的很普遍。甚至可以说,也是他们的职业病,比如纺织工人,他们的职业病往往出在上肢,而煤矿工人,他们的职业病往往出在呼吸系统。干他这一行的,职业病只能入侵他们的神经系统啦。
后来,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于是我知道他不但是一个公务员,还是市报的通讯员。我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把名片放进抽屉里。这完全是出于礼貌。名片我接过许多,只是这个什么通讯员的名片我还真没接到过。他是什么意思?想用报社的名头来吓我啊?太小瞧我了吧。我差点告诉他,我有几个朋友就在报社或杂志社,有的还曾经是我的患者。我以前写过一些诗歌。在朋友圈子里,他们叫我诗人。虽然我早已不写诗了。仿佛写诗类似于小偷,做过一次,就被别人记住了。
现在,他的嘴又在不停地蠕动。我不听也知道,他说的还是那些事情。什么头痛气短反应迟钝之类。他这个人有点粘乎乎的,恐怕谁被他沾上都有点烦。像他这种情况的,大抵是懂得一些疾病方面的知识,然后努力说服自己得了某种病,并且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这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心理暗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让他看两小时医学方面的书,他也会慢慢觉得自己的某一个部位不舒服。现在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在叫嚣美容保健,其实结果完全相反,它使得人们心理紧张,自疑自危。这个人,说不定他自诉的那些症状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如果说,网上的那些知识是衣服的话,他就迫切地把它们厚厚地穿到了自己身上。他当然不是希望自己得病,而是急切地渴望治疗。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察看我的反应,然后嘴又开始蠕动。我盯着他的嘴。这样,他的嘴就在我眼中放大。我发现,如果把人的某一个具体器官放大,是很好笑的。看上去有些荒诞。哪怕是美女的眼睛。有一次,我试着这样观察了一次,结果发现,那个美女的眼睛就像以前我在学校上生物课时,从显微镜里看到的草履虫。我又看她的耳朵,结果发现独立于整体之外的耳朵毫无道理。在这方面,人跟其他生物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一片叶子,不管怎么看它都是美的。一粒沙子也是这样。它们都有着相对的完整。而人没有。人对整体的依赖性更强。或者说,人是整体的动物。
我朝里让了让。从那个荒诞器官里偶尔飞出来的唾沫喷到了我脸上。他的嘴巴张开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牙齿反面的黄垢。牙缝里或许还夹杂着菜叶。他的牙齿长得不是很工整,两颗门牙之间有一定的缝隙和狭长的阴影地带。不过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很不雅观地喷出了唾沫星子,便掩饰了一下,捂住嘴巴。有那么一会儿,他就用手掌半掩着嘴巴和我说话。
我再次瞅了瞅病历本上的名字:禹漱敏。或许,应该让他说下去,而我也就装模作样地把它们记下来。应该说,是他的名字启发了我。由他的姓我想到了大禹治水的典故。治水关键在于导而不是堵。
他吞吞吐吐说的“那种病”就是精神病。具体说来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可我并不认为他得了抑郁症。当媒体在宣传这个时代很多人的身体或精神都出了问题时,很多人便真的以为自己有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或集体病。
看到我终于拿过他的病历,他的眼睛里放射出如释重负的光芒。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被那光芒感染。他轻松下来,又开始了喋喋不休的述说。
精神疾病学认为,患了某种精神疾病的人,往往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像他这样自知力良好又求治心切的,是绝对没患上这种病的。这是我拒绝收治他的原因之一。如果医院里有谁问起,我可以拿它来冠冕堂皇地抵挡一阵。
2
我承认,我刚才走了神。他的述说太冗长了,而且罗罗嗦嗦的。他说的那些事,可以说几乎什么地方都有,没什么新鲜特别的。如果他这样的都可以算做精神病症的话,那很多人都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对此,我跟导师的观点大不相同,他认为控制精神疾病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而我认为,既然是人们的生活出了问题,那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本身,比如河水被污染,你把鱼捞出来清理它体内的毒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终究还是要把它放回去,这样,它马上会被重新感染。可清理一个人的生活,并不像清理河水那么简单,何况水流污染本身,现在也是日益突出的问题。那天看报纸,相关资料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饮用被污染了的水。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我总觉得单纯地治疗精神疾病,并不能控制它的蔓延。至少,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慢慢战胜病毒,产生抗体。我认为这样更有意义。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轻易收治病人,我希望他们能放弃对药物和医学的迷信。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受欢迎也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方面,我和导师分歧很大。导师说,我们只是医生,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把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混为一谈。有一次,我们终于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显然是对我失望了,气得发抖,指着我的鼻子说,梁康蒙,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你给我出去!
本来,导师是很看重我的。他本想让我做他的接班人,日后成为跟他一样的权威。他胸怀开阔,不像许多腐旧的教授那样容不下人,用险恶卑劣的手段去对付比自己有才华的同行或后来者,直等对方成为庸才或废人而后快。他不会那样。他非常关心年轻人,经常俯下身来倾听我们的意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种种便利和支持。有时候,为了学生的利益,他甚至会和行政管理或后勤人员发生争吵和冲突。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爱憎分明的人,嫉恶如仇的人。有一段时间,无论在做人还是学术上,我都把他作为楷模,就是现在,我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他的尊敬。那是对父亲般的感情。让我对他产生更深一层认识的,是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历史是时间的历史,即使你们中间日后有人超过我(那是绝对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不然人类社会不会发展),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前辈,我是要永远排在你们前面的,谁也不能抹去我的名字。说着,他笑了起来。不知怎么的,他的笑容忽然让我觉得有些庸俗和功利。就像我仰视的雕像忽然剥落了金灿灿的外表露出了里面的败絮。他的先后论让我觉得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市侩,只不过比一般市侩更高明,隐藏得更深。就像前不久从电视里看到的,一个贪官的赃物被拍卖,场面竟是出人意料地火爆,记者采访一位投注了巨资的买主,他没有透露身份和姓名地说道:这个人虽是个贪官,可他已经进入了历史,进入了历史的东西毫无疑问都会升值。
因为和导师闹翻,我失去了留校的机会。我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更适合做纯粹的研究工作。导师也深知这一点。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很快把许多陈腐的研究远远抛在身后。我将标新立异,一枝独秀。导师害怕了,他甚至开始在暗中阻挠我进入其他研究单位。有几次都是这样,头天见面谈得好好的,对方答应接受我的求职,可第二天就变了卦。这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官场,有时候,一个学者(确切的说法是学霸)的权力比官员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可怕。最后还是他老人家手下留情,没有把我当作落水狗痛打,我才得以到这家精神病院来上了班。
我知道导师的言下之意。他不想我再搞什么研究,只让我把学到的知识当作手艺混碗饭吃。他要我为自己无视某种秩序付出代价。
奇怪的是,我一旦离开导师,反而对他十分怀念起来。我不知不觉用他的眼光来打量许多事情。比如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否真的患上了抑郁症?按导师的观点,有一定自知能力并主动求治的人是还没有患上精神疾病的,最多,他们不过处在边缘或临界状态。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努力维护他观点的正确。
导师不是唯利是图的人,他骨子里有知识分子的节气。他不会同意我像医院里的其他医生那样,为了创收就急不可耐地把人收治进来。他严厉而有洁癖。他的这一点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怀念他。哪怕是他的责骂,现在想起来也充满了温情。他很想叫他一声父亲。一个被父亲放逐了的人,往往更怀念父亲。
我们这所医院原先地处郊区,仿佛和病人一道,也被城市和人群放逐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地理上来说,它早已处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但奇怪的是,尽管它的周围都很热闹,是闹市区,好几家大型超市和酒店就在附近,离公园和集贸市场也不远,可就是精神病院所在的这条路,十分僻静,一路走过,难得碰上几个行人。到了晚上,“××精神病院”几个暗红的大字像几个精神失常的人蹲在半空俯瞰着这个城市,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从上面大吼一声跳下来。晚上,这里曾发生过好几起抢劫和杀人事件。因此即使是白天,也显得有些阴森。路两旁基本上是高高的围墙。那些单位或居民区都把屁股朝着这边,路边即使有一两家小店也是半死不活的,在医院大门斜对面,一家理发店和一家饭馆、一个垃圾站竟然紧密地挨在一起。看似毫无道理却又很有道理。从路边朝医院里望去,可见病房区的有密密钢筋格子的窗户。偶尔还有高声大叫。除了精神病院,院子里其实还有两家单位:心理康复中心和戒毒中心。但这似乎使得情况更为严重了。院门口常年蹲着一个打爆米花的老头,几乎一年四季都在那里,看上去像个地下党。在这里,似乎每个人的眼神都有特殊含义。如果一个陌生人朝你笑,你会认为他是傻笑。如果你朝陌生人笑,别人也会认为你是傻笑。一个人在这里蹦蹦跳跳,别人会以为他疯了。和每一个不认识的人擦肩而过,你和对方都很紧张。难怪行人走过大门时眼神不免特别警惕,脚步飞快,仿佛担心忽然从里面冲出一个疯子。就像我每次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如果我跟人家说,我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对方马上会不安地打量我一眼,仿佛怕我带去了什么恐怖病毒。有的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迟早你也会得上精神病的。精神病就是你们的职业病。他不无深刻地说。平心而论,他的话也不无道理。人心就好像一口深井,靠得太近了,就会被里面的湿气和寒气侵扰。比如弗洛伊德,他为什么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甚至包括梦境跟性紧紧相连?这本身就是一种偏执狂或强迫症。至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作家艺术家,患上精神疾病的更是不可胜数。现在,搞心理咨询的人多起来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一行的。他干得很好,可以说很优秀。他不但看相关的专业书籍,还读了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和笛卡尔,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的小说也读了不少。他解决了许多人的心理困惑。有一个多次自杀未遂的台湾少女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慕名前来。但前不久他忽然洗手不干了。他说再干下去他自己的心理绝对会出问题。比如他在给一个暴露癖患者做治疗时,他自己也不知不觉流露出暴露倾向。给一个窃物癖做治疗,结果他在超市里差点做了一次小偷。为了让自己远离心理魔场(他是这么说的),他把多年来辛苦搜藏的书籍全部当废纸卖掉,出去旅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后脸上晒得黑黑的,人也长胖了不少,好像脱胎换骨,从此对人的心理问题闭口不谈。
实际上,精神病院的情况正是如此。从我进来上班到现在,我发现我的那些同事看上去倒比前来就诊的患者似乎病得更厉害。他们往往夸大其辞,把患者吓得魂不附体。他们跟其他医院的医生一样,首先考虑的是怎么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恨只恨,目前还没有给颅脑开刀来治疗精神病的技术(据说涂荣广主任已着手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从有的地方开始试着从人的复杂大脑皮层里找到嗜烟或嗜毒神经、把它们切除以此来帮人戒烟戒毒获得成功受到了启发),不然他们大概也要患者家属排队递上红包。反正有一点,他们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把每一个前来就诊的人都当作事实患者收治起来再说。
我不会那么做。虽然我为此要得罪许多人,损失很多奖金。我不认为药物治疗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是奋乃静、地昔帕明,还是阿米替林、氯丙嗪。患者的家属急切地望着我,医院收费处的黄阿姨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她好心地提醒我开的方子是全院最少的),现在眼前的这个人也是这样,可我仍迟迟没有下笔。我在他的病历上记下了他的症状,但我并不想给他开方子。像他这样的人,很容易对药物产生依赖。甚至,现代药业的险恶用心就是让人们对药物产生依赖。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有多少人药不离身。
但这个人,已经让我产生了一点兴趣。我觉得他还不失为一个清醒的人。当然,清醒的人会比糊涂人有更多痛苦。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不愿意扮演医生的角色,与开药方的医生相比,我更愿意做一个倾听者。倾听人们内心深处的声音。那些声音,不仔细听,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倾听也是医疗的手段之一。
现在,适合于倾听的空间越来越少。单位上没有,家庭里没有,酒吧里要收费(而且收费还不低)。我去过几个酒吧或茶座,结果发现那里比其他地方更吵,闹哄哄的,不是在打牌就是在瞎起哄。更别说有的地方还是赤裸裸的调情和欲望表演。或许网上倒是一个好去处,每个人都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向不知名的人倾诉。因为互不相干,反倒无所顾忌。这真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时代横截面。
那好,我就来做一个倾听者吧。
3
斜对门的涂荣广涂主任曾几次过来,暗示我把这个人交给他。刚才,他高大的身影又在门边闪了一下。他的高大和撒手站立的样子,总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手里拿着一把大剪。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几年前,也就是我来精神病院上班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站着,我刚进大门就看到了他,好像他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朝他点了点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这大概跟精神病院的特殊环境有关。那天他没穿白大褂,这使我一时不能断定他的身份。自然,他看我的眼光也有些疑惑。但他是那种让人一见便产生了好感的人。他长相英俊,脸部轮廓分明,再加上个子高大,便显得气宇轩昂。说实话,跟他相比,我有些自惭形秽。如果我跟他走在一起,异性的目光肯定会完全抛开我而直奔他。这种自卑感从我的青春期开始便在折磨我。
毫不客气地说,我还真有些嫉妒他。我的形象,这辈子注定和英俊、伟岸这样的词汇无缘。我身高只有一米六五,五官虽不失端正,但眼睛不大,鼻梁不高,额角不宽敞。按我乡下老家的说法,男人的眼睛要大而有神,鼻梁高才能出人头地,额角宽的人聪明。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的额角宽敞一些,我会和导师吵架吗?即使要吵,也可以等毕业以后吧,那时就不叫吵架,叫学术争鸣,导师也可以很有面子地说,我是在继承中创新,把他的学术观点发扬光大。研究生毕业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秃顶的迹象,经常会有几根头发掉下来,这时,跟我在一起的女人便惊叫起来,说,你脱发了。我却暗暗高兴。因为我发现,脱发使我的额角渐渐宽敞起来,看上去有了智慧的闪光。
涂荣广当时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医生。我的到来让他欣喜若狂,他说他快要被那帮老家伙逼疯了,这所精神病院简直可以改为敬老院了。他还告诉了我许多发生在这里的丑闻,比如一个漂亮的女患者在住院半年后居然怀了孕,肚子鼓起来了。一个老头半夜被人掐死。一个患者在做电击治疗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一个老医生在和另一个老医生吵架时咬断了对方的手指。一个女护士忽然发疯。清洁工在厕所里捡到了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他说这帮老家伙都是迫害狂。有一个天天跟在院长后面,好像是院长的干儿子,其实他的年龄比院长大得多。后来才知道,老家伙是想承包医院里的食堂。在他承包食堂后,经常有病人家属来找医院吵架,说不把患者当人看。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反正是精神病,吃一块好肉和吃一块坏肉、吃一块萝卜和吃一片菜叶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区别?
有一段时间,我和涂荣广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说实话,我和那些观念陈腐的老医生也没有什么话说,他们对人的精神世界有偏见,把“精神病”看作是贬义词,顽固地以为药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所有问题,以为患者服了药便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说,治疗精神病比治疗其他病更简单,只要对症下药、让病人乖乖吃药就行。可谁能肯定,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呢?有时候,他们甚至是用药物去做试验剂,以确定病人到底患了哪种病,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仿佛药物是PH试纸,遇酸变红,遇碱变蓝。他们从来没意识到,药物也是一种暴力。对,这就是我的观点。除了电击和使患者服用药物,他们对许多新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老弗洛伊德都拒绝去了解,不肯承认许多复杂的精神问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认为它仅仅是西方的社会问题。他们缺乏同情心,无论病人的心脏在多么剧烈地跳动,他们都感觉不到,或拒绝去感觉。我不能忍受一个医生对病人的隔膜和轻视。我隐约觉得我和涂荣广之间有某种相通的东西,可引起共鸣的东西。一个人因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导致的叛逆不算什么,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叛逆。那要有年轻、坚强的心态和相当的勇气。我和他在一起谈了许多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有那么一刹那,我是引他为知己的。他十分健谈,他的语调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或者说,一种磁性。一种煽动力。他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人,每说到精彩激动处,往往手舞足蹈。他大脑里的想法,就像夏天的温泉一样往外冒。每有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便迫不及待地跑来告诉我,然后两手挥舞大谈特谈一通。如果说有一种人天生不是做群众的,我想他就是一个。他说,实际上,他在大学里读书时,就一直担任着学生会的主席。他是阴差阳错入了学医这一行。本来,他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一字之差让他成了一个精神病院的医生而不是其他。他说,一个医生的力量太有限了,他更喜欢做行政工作,或一呼天下云集的学者。我完全相信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他说他这人,从小就组织能力强。他可以让许多个子比他高、年龄比他大的人乖乖听他指挥。他说,如果你想对社会有所贡献,仅仅站在那里发表意见是没用的,那还要看别人听不听,不听,你就是放屁。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撇了撇嘴,说,你看你,典型一个文弱书生,一个词也把你吓成这样,你忘了领袖的诗词里就有一句“不须放屁”,这叫领袖风度,大俗大雅。我的脸腾地红了。他继续说,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改造社会,就得掌握权力,掌握舵把。他现在的想法是,先把院长赶下台,做几年院长后,再当上全卫生系统的领导,达到一定级别后,就可以参加政界的选举。我认为他有些脱离实际,他批评我没有想象力。他说,只要你有想象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谓国家、政党、权力、统治,等等这些,本身就是超常想象力的产物。他一边说一边又发了几句牢骚,并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朝我扬了扬,淡黄色封面,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这本书我也看过。很多人都看过。当时在大学里很流行。他说,就是牢骚,也有高级牢骚和低级牢骚之分,现在我发的是高级牢骚。
他跟我说,现在,他要和院长作斗争了。不过他又说,在和院长斗争之前,他要先利用院长把他升上去,取得一定的职务,一个普通医生跟院长斗,那不是以卵击石么?如果他是院务委员,那就不一样了。他说,如果我对他的做法不怎么习惯,请我务必理解,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使自己的拳头更有力量。说着,他做了一个出拳的动作。没想到,我的到来激发了他的上进心和斗争意志,这真让我受宠若惊,以为自己是火种。
他说干就干。此后,我经常看到他也跟在院长屁股后头,点头哈腰的。看到了我,他就朝我做鬼脸,好像我是他的同谋。无论大会小会,院长每次发言,他都带头鼓掌,认真做笔记。几个老医生朝他干瞪眼。一有空,他就往院长办公室跑,主动跟院长汇报工作。有几次,我看到他在偷偷读《职场孙子兵法》、《你想提升吗》之类的书籍。没多久,他的努力就立竿见影初见成效。他入了党。即使有一个老党务委员强烈反对,义愤填膺地说不允许涂荣广这样的投机分子混进党内玷污了党的纯洁,可他的预备党员还是通过了。不久,原来的科室主任退休,涂荣广顺利当上了主任。
他当上主任后,有一次我叫他的名字,他居然没有答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叫了一声,他回过头来,眼睛里似乎充满了责备,于是我明白,他怪我直呼其名,而应该称呼他的职务。我感到好笑。以后,如果我叫他涂主任,他马上会答应,如果我叫他名字,他还是装作没听见。他私下里跟我说,老兄啊抱歉。我冷笑了一声。
我后悔曾经跟他谈了那么多比较隐私的东西,比如我对某个人的看法,我以前的情感经历和现在的私生活。现在,它们就成了我的罪状和某种把柄。我永远是一个幼稚的人。果然,没过多久,我的这些事情就已经添油加醋地被许多人知道了。
创收的主意正是他向院长提出的。当然,如果他不提,也会有别人来提。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是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市场经济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他建议引进普通医院或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实行相应的分红和奖惩制度。
他的提议得到了其他医生尤其是老医生们的欢迎。他们说,如果这个制度能实行,那对他们的工作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这个年代,赚不到钱就是无能。原来,他们早已在暗中摩拳擦掌了。一个老医生兴奋地说,我们不能再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了,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人适应不了,精神容易出问题,不治疗怎么行,社会不就乱了套吗?一激动,他们手上的老年斑,就在静脉血管上跳舞。
院长看到老医生们也很欢迎,立时断定这是一个好制度。新老医生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一件让院长头痛的事情,没想到,现在轻而易举地把它解决了。院长当即拍板,从下个月开始医院里实行创收制度,每个医生都必须完成一定的治疗指标,没达到指标的,除了扣除当月奖金,还要扣除年终奖的一部分。此项制度不局限在院内,还辐射到外面,比如和一些单位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成立理事会等等。
可是我,依然对医院里能否把一个人的精神疾病彻底治愈表示怀疑。我愿意和他们交流,以便进入他们黑暗或白亮的精神世界,把藏在某个阴暗角落里的死结悄悄打开。我相信我会找到它。我知道这和医院里新订的奖惩制度相悖,可我不在乎。我也会给病人适当地开一些药,但药物仅如夜行的路灯,并不能起到太阳的作用。我极少让病人住院,生活在病人的世界里,正常人都会有病态,何况是已经有病的人呢?只有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才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康复。
所以,即使涂荣广再三暗示甚至威胁我把这个人交给他,我也不会答应。
4
我拉开抽屉拿出刚刚放进去的笔记本。我忽然想起那天碰到的那个特殊的病人,还没有把他的情况记下来。
那次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一个刚认识的写小说的朋友说,其实最有资格写小说的应该是我,他建议我把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记下来。
他的话启发了我。或者说“引诱”了我。我想,这的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把一些典型病例收集起来,以后,可以写一部活生生的书。我越来越讨厌那些所谓的专著了。我决不会为评职称写什么东西。
职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可以形成一种等级,放之四海而皆准。人是追逐等级的动物,永远处在由下向上的台阶上,总要爬到最高一层才吁一口气。可那里究竟有什么?我拒绝评职称,拒绝填表,拒绝为评职称发表论文。
我的职称还是自然形成的初级职称。而比我后来的人有的已经是专家了。我不想被人称为专家。那是一种讽刺。我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有多少是真东西。一个亲戚带老婆来省城医院里看病,问我有没有熟人,我说没有。我担心他们被医托骗了,还是跑到车站早早等在那里。到了医院,他们要挂专家号。我说挂普通号就可以了。他们还在犹豫,我说,不要迷信什么专家,比如你在学校里,一级老师是不是比二级老师或三级老师会教书呢?他说那倒不一定,一级老师不过是个职称。我说,这专家也不过是个职称。
涂荣广也早已是专家了。虽然他的诊察室在我斜对门,可他那里是专家门诊,医院可以理直气壮地多收几块钱,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多得几块钱。他的那些论文是哪里来的,谁都知道。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可没有人指出这一点。指出来也没用。职称是由相应机构评定的,非人力所为。如果你要追问到底,会有人这样跟你说。如果你不追问,就会发现全是活人在忙忙碌碌办这些事,而不是机构。许多事情也是可以超越制度的,比如表格和证书可以伪造,年龄可以修改。有时候,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机构,或者说就是一个机构,而在另一些时候,你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关于这一点,我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多少知道了一些。他是我一个高中的同学,那次我回老家听说了这件事。他女儿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被一家单位的卡车刮倒,导致双腿截肢。为了找那家单位要个说法,同学为此事奔波了好几年,依然没什么结果。出事后不久,那家单位换了领导,同学去找他,新领导说这属于前任的遗留问题,须从长计议。后来再去找他,发现那家单位已经改了名。那些面孔你都见过,可人家说,你找他已经没用了,因为他们跟那个单位已经无关了,他们已经是另一个单位的人了。这样的事情既荒唐又再常见不过。再比如,城管在执法的时候,如果他打了人,有关部门说这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批评教育或向受害人道歉就可了事,可如果你打了他,那就不得了,会说你是在抗法,你侵犯的就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单位一条法规或整整一个系统。
这是令人恐怖的。我经常为这样的事情恐惧。走在大街上,我不知道哪些人仅仅代表他个人,哪些人代表的是一个部门或一个组织。
读研究生的时候,一次,我和同学到一个朋友家里看《午夜凶铃》。朋友说这是一部很恐怖的片子,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据说有的人看了之后不敢睡觉,老盯着电视机,担心会从里面先伸出一只白手,再爬出一个长发遮脸没有五官的女鬼来。我们就怀着一种冒险的精神高度紧张地看了起来。小时候,我看的最恐怖的一个电影镜头是,一个女人被掐死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有人把蒙在她脸上的布揭开,让我们看到了两只空洞的张得很开的眼睛。加上特殊的光处理,很吓人。现在不知道这个电影恐怖到了什么程度,好在我们中间没人有心脏病,不必担心出什么危险。这部电影里有个细节是,那些被害人在死之前都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拿起话筒来没有声音。女主人公在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后,就知道死神离她已经不远了。在看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等着那个最恐怖的镜头出现。为此我们做好了种种准备。朋友把遥控器抓在手里,预备着当我们的心理不能承受时及时关机。胆小的××把屁股下面的凳子往后移了移。×××在故意地大声地说话。但是,碟子放完了,朋友也还没有找到及时关机的机会。虽然有一两个镜头比较吓人(比如电视里爬出人和井下面那一段),但总的说来,不过如此。我们互相看了看,松了口气。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因为是静夜,声音十分洪大。在朋友穿过凳子之间的缝隙去接电话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说不定就是刚才那个女鬼打来的。朋友笑了笑,拿起了话筒。他的笑一向是恬淡的。忽然,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话筒差点从他手里掉下来。他说:谁?怎么没声音?!
顿时,我们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正在向我们逼近。屋子里阴森森的,我们的头发竖了起来。在电影里,电话铃声响起时也是在当事人看了一盘录像带之后。一时我们分不清哪是电影哪是我们的生活了。恐怖从电影里延伸出来,就像水从地面不断上升。朋友拉着我们打了好几圈扑克才肯让我们走。他说,你们不能扔下我不管啊。那时他还是单身。期间电话铃声又响了一次,他没敢去接,后来又把线拔了。
一夜我们忐忑不安,担心真的会出什么岔子。谁也不能否认,生活中有神秘的事物存在。第二天,我吃完早餐就给他打电话,还好,他已经把电话接上了。他的声音虽然像一条虫子,软塌塌的,但还活着。我这才松了口气。
说到恐怖,有一段时间,我专租恐怖片来看,仿佛是为了考验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午夜凶铃》、《异形》、《吸血鬼》等等,但无一例外,它们都让我失望了。它们并没让我感到恐怖。与实在的世界相比,它们不过是作了一些简单的变形。就好像那些关于外星生物的电影,不管怎么变,都没脱离人的影子。还有那些改变了基因的蚂蚁,不管多么巨大,也还是蚂蚁。
其实,真正令我们感到恐惧的,不是古怪的、变形的、神秘的东西,而是那些日常的、暴露的、公开的存在。比如,一个和你相当熟悉的人,有一天你们在大街上相遇,他却忽然不认识你了,无论你怎样喊着他的名字摇着他的肩膀都无济于事。再比如你发现许多人在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做着同一件虚假的事情。有一座奇妙的建筑,神色各异的人们进去后,出来却是同一种表情,他们说完全一样的话,做完全一样的动作。医院门口的那个老头,推着一辆三轮车,一年四季都呆在那里等着谁来打爆米。老师走进教室对同学们说,请大家拿出纸和笔,把开学以来做过的坏事写下来,写的越多越好,说明该同学认识越深刻,思想也就越纯洁,品德也就越好。有一段时间,我老做一个噩梦。我在异地,证件全部丢失了。没有证件,我将作为流窜犯被流放,除非我到原地重新取来相关证件,而现在没有证件,我又无法穿过各种关卡回到原地……
院长又找我谈话。院长说,如果我下个月还不能完成创收指标,院里将会把我的门诊室关掉。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康蒙,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将失业。
我呼吸急促起来。我的脸像一个结核病人在燃烧。
5
是的,我马上要失业了。
其实我不想失业。我热爱这一行。我喜欢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探险,喜欢那片幽暗的神秘地带。那里充满了隐喻。而当你一旦找到它的出口,那种欣喜不言而喻。其实我是个有强烈窥视欲的人。小时候,我就曾偷看过姐姐洗澡。姐姐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得很好了,胸前两只骨朵把粗布衣服悄悄顶起来。有一天,她在外面劳动回来,衣服都汗湿了,紧紧贴在身上。她打来一桶水,倒在厢房的木盆里,开始洗澡。我本来在做作业,这时我快小学毕业了。可听着哗哗的水声我做不下去,鬼使神差地我站起来朝房门走去,把眼睛贴在门缝边可耻地张望。我看到了一道白色闪电。姐姐感觉到了什么,她警觉地问:“康蒙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看你。”
姐姐在房里哭了,她说你走,走得远远的。
姐姐哭了很久。她没有告诉别人,但从此,她对我就没有以前好了,总是警觉地保持着一段距离。
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她出嫁。
姐姐嫁给了一个乡下医生。我不能想象那个医生用一双枯瘦的、被香烟熏干的手在姐姐好看的身体上摸来摸去。姐姐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有一次姐姐病得很厉害,那个医生说,他必须给姐姐做一下全身检查。于是他把我爹娘关在门外。不久姐姐就嫁给了他。
这件事使我充满了嫉妒和憎恨。我不明白,我偷看了一眼姐姐洗澡,她便视我如仇人,而这个医生看了她的身体,她却嫁给了他。这种逻辑几乎让我疯狂。
于是我暗暗决定,将来一定要做医生,并且一定要比那个被我称做姐夫的人做得好。
两年前,姐夫为一个人治蛇伤,出了医疗事故。乡下人把生理盐水叫做葡萄糖,认为那是最有营养的东西,身体差的人总要从他那里弄一瓶放在家里,偶尔喝上几口。不管什么样的病人,姐夫也总要先给人家吊一瓶盐水,果然,大家看到病人的脸色顿时像枯叶吸水般舒展开来。那天一个人被蛇咬了,我们那里毒蛇不多,蛇咬人的事情也比较少见,即使被蛇咬了,敷点草药就会好,但那个人不肯敷草药,要到诊所里吊盐水,结果蛇毒很快侵入血液并运行全身,当天晚上就死了。姐夫为此把家产赔了个精光。现在他们开了一家小杂货店艰难度日。姐夫一看见针头就打哆嗦。他们的儿子在县城读书,成绩也不好,女儿则早已辍了学。那年春节回家,看见姐姐,发现她老了许多。聊天时,我跟她提起小时候偷看她洗澡的事,我一直想向她表达我的歉意,请她原谅我当初的无知。终于说出来了,我如释重负。谁知她茫然地摇着头,说,有这回事么?
我为这件事羞愧负罪了好多年,可姐姐,居然早已把它忘记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比如前不久我参加的同学聚会,我们大学毕业已整整十年了,很多同学自毕业后便没有再见面。我怀着热望去参加。去的前夜,我甚至失了眠。我想起了那些美好的青春时光。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毕竟是一个人生命中崭新的一页。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一种飞翔之感。待同学见面后,我却感到十分失望。想象中的激动和热烈的场面没有出现。混得好的同学(不用说,是以级别和资产为标准的),都在那里高谈阔论,混得不怎么好的,只管在那里埋头打扑克,好像参加同学聚会就是为了打扑克似的。我又感到了那种难以言传的孤独。后来听说,这次聚会本身就是由几个级别或资产可观的同学组织的。他们不过是想多找一个释放优越感的地方。这时,我看到一个女同学也有些孤独地坐在那里。我心里一动。那时,我还悄悄喜欢过她,我知道她对我亦不无好感。但那时她已经在跟外系的一个同学谈恋爱。我还记得快毕业时,她掩面哭着跑进教室里的情景。她失恋了。本来我是正准备去追求她的。情书的腹稿我都已经打好了。我决定要跟那个外系的情敌一决雌雄。可现在她失了恋,我反而犹豫了。我怕别人认为我乘人之危。在毕业酒会上,她故意不理会我跟她的碰杯,似乎在暗示我们来日方长。毕业后,她分在县城中心医院,我分在乡下,相距不远,但没再见过面。这时我为她端了一杯菊花茶,过去陪她聊天。我们聊起了以前的大学时光。我忽然产生了某种诗意的冲动。我跟她说,我以前悄悄地喜欢过你。她却忽然一改刚才的孤独,令人恐怖地嘎嘎大笑起来,她说你不是开玩笑吧?那时你多大啊?一笑起来,我才发现她的双颊已经从脸上深陷进去,颧骨突了出来,那些陷塌的肌肉被地心力吸引,全聚到了下巴上。那些笑声像乌鸦似的嘎嘎震动屋宇。我忙说,对对,我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后来在筵席上,她一个劲地踩我的脚,朝我眨眼睛,吓得我忙把脚提了起来。
但这并不妨碍我悄悄打量她。后来,我怀着恶作剧的心理也还了她一脚。结果,她的上半身立时在桌面上眉眼生动顾盼生辉起来。她坐在那里像一只大号蛋糕,丰满的胸脯在颤动着。我在想,是什么把这个女人变成了这样?难道仅仅是时间吗?
在我看来,人的精神世界和天空在质地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幽暗,一个明亮。沉静下来的时候,我会化作一只飞虫,潜沉到自己体内。很多时候,我就看着这只飞虫在自己的灵魂里飞翔。从它翅膀上轻微的反光,我可以看清灵魂的某些角落。有的像煤骨,有的像茸毛。对别人和自己的灵魂的探索,正是我的热爱。每个人的灵魂,就像树里面的纹路,它们像河流一样。如果说木纹是树身体内的河流,那么,灵魂是一个人身体里的河流。灵魂不在人的头顶也不在周围,而在体内。它好像书法的笔力,好像诗歌的语感。也许你看不到它的形状,但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我迷恋于这种倾听。
如果我真的失了业,我到哪里去倾听这些内心的秘密呢?到大街上去打听吗?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说不定还会报警。哈,看来,我要么是做医生,要么是做疯子。而现在我坐在这里窃听,堂而皇之。看起来,这不是窥视,甚至恰恰相反,是为了帮助病人治病。就好像其他医生在检查病人的乳房时要求对方解开胸罩,检查妇科时脱掉裤子。当初,那个医生就是利用这一点,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我姐夫。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可怜。原来,我一直是依赖单位而生存的。没有单位就没有我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条寄生虫。如果我脱离了单位,谁也不会相信我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这一点跟别的医生不同。他们脱离了医院照样可以生存,而我不行。我就像一只啄木鸟,只有在树上才能找到虫子。
院长刚才从门口经过。他的体态有些发福了。院长是个好人。但严格说来,他不一定适合当领导,他是在那种特别提倡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年代提拔上来的。完全靠的是业务强。他写过大量的研究文章。我看过他的藏书和写在书页间的读书笔记。我很震惊。他在那个年代就开始考虑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了普遍性的问题。我对自己说,你不要小瞧了他。为了单位,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又是一个悖论。当领导真的对他有好处吗?在事业的黄金时期,他忽然改弦易辙,这似乎是一个谜。其实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谜。按道理,对院长而言,单位和事业是可以捆绑在一起的,但不知怎么的,他眼睁睁看着它们分开,并且再也不能重合。有一段时间他烦躁不安,在单位上可以说几乎达到了专制的程度,动不动就骂人,拍桌子,跟人吵架,为此他得罪了许多退休老职工。因为他们老是神神秘秘地到他面前来互相告状揭短,这时,他就会很生气地把他们驱逐出去或拒之门外。他经常失眠。他的研究项目都在那里悬而未决。可是当领导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他不想干,也没人强迫他。因为他也想做一个领导,仿佛不这样便不能完全体现自己的价值。院长终于把业务完全放弃了。渐渐地,他越来越像一个院长。他白天应酬,晚上九点准时睡觉。早上醒来后就坐在客厅里等小车来接他上班。有时,别人跟他谈一个专业问题,他要好久才回过神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省心。好几次院长的宝座差点被人抢走。有个副院长一直对宝座虎视眈眈,一次趁院长出差,发动“政变”制造了一起医疗事故。一个病人差点跳窗自杀。如果不是事情及时得到了制止,院长就已经下台了。而像涂荣广这样的后起之秀也是处心积虑。他的招数更厉害,那就是,要利用院长这把刀去干掉所有的竞争对手乃至院长本人。他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所以我希望,院长能多当几年院长。
6
这次,我几乎是亲眼目睹了人的精神病毒是如何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了的。它们像是跳蚤。我还记得那天,那做父亲的把儿子送来时的情景。那儿子很少或不会说话,但总把嘴巴张着,像是在喘气。他的脸像某种惊恐的情绪从那里流逝之后,而留下来的模型。做父亲的已经离婚了。老婆红杏出墙,跟了有钱的男人,被他知道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打骂。但他是个穷鬼,所以在她面前永远处于下风。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这个懦弱而阴沉的男人,他的阴暗的巴掌便经常在儿子小小的身体上炸响,老婆像狗牙一样尖锐的指尖也经常划破了儿子的皮肤。儿子瘦弱的身体成了他们不幸的婚姻生活的战场。因为这些,儿子的上学也变得七长八短的,没多久便草草收兵。他们离婚那天,看上去,儿子竟然有些高兴。老婆嫌儿子累赘,当然不会要他。她变成了一只白色小鸟,离了婚,便轻盈地飞了起来,在他们的视线里越飞越远,渐渐地,完全不见了。
当父亲意识到儿子已经是他唯一的财产的时候,对他反而爱惜了。他打来一桶水,给儿子洗了一个热水澡。他不相信他儿子是那么邋遢委琐的。果然,儿子在洗澡后,无比地鲜亮纯洁起来,令他眼前一亮。但他无法洗去儿子的卑怯,眼神的躲闪,喑哑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比如,他会忽然从这一句话跳到另一句话去,或者,他本来坐在那里好好的,但忽然惊慌不安,好像被谁追赶似的夺门而去,朝着什么地方奔跑起来。有一次,他甚至在奔跑中把衣服脱掉了。他瘦骨嶙峋的身子好像一根极其劣质的笛子在风中呜呜地吹响。
于是,做父亲的感到了久违的疼痛。这疼痛的感觉像烧红的铁丝钻进他心里,让他既羞赧灼热又辛酸不已。他暗暗打定主意,不再找别的女人了,就这样和儿子过下去,尽自己最大能力让儿子哪怕多一点点幸福。他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他弓着背。他的额上有了波浪般的抬头纹,岁月之船就从那里鸣着长笛呜呜驶过。他的手经常裂着口子,生活的酸气、咸气还有碱气从那里渗进去。那些口子经常红肿着。虽然还是那么吃力,对付生活,就好像拿一尺布去做三尺长的衣服,但总的来说,比以前踏实和安宁多了。他希望儿子经常露出睡在泥土里的红薯那样硕壮滚圆的笑容。
当儿子跟他差不多一样高的时候,儿子主动要求到街边的理发店当了学徒。做父亲的感觉手里的一根线动了动,被拉紧了,但他也明白,那根线迟早是要放的,所以他就试着放了一点点。儿子干得很卖力。做学徒是很辛苦的,但可以学到手艺啊,所以他狠下心来让儿子继续做学徒。儿子比以前变得开朗了一些。有时候,他回来会高兴地说,他今天学到了什么,或,师傅让他握了剪。儿子的眼睛里是惊喜和还有些胆怯的得意。儿子的表情使他心疼不已,现在他明白了,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没有幸福,那么他一辈子都不能真正地感到幸福。童年是人的一只脚,如果得了小儿麻痹症,它就会永远地萎缩。
没多久,儿子在给一位顾客洗头时,不慎把洗发水洒到了顾客身上。那大概是一件名贵的衣服,那个人十分愤怒,给了儿子一巴掌。其他店员纷纷向顾客道歉,可那位顾客并不领情,要儿子赔他的衣服。师傅气极了,也只好给儿子来了一巴掌。儿子眼里满是泪水。可儿子到哪里去拿那么多钱呢,听说那件衣服要几千块钱。回来,儿子又不敢跟他讲。那个顾客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找儿子要钱。那件衣服他是真的不要了,脱下来扔在那里。所以儿子看到有人进店就不禁一阵哆嗦。他就更经常地把洗发水弄到客人身上去。也就更多地挨了打骂。终于有一天他什么人也不顾径自向外面走去,师傅在背后喊他他也没听到。
做父亲的听到消息的时候,儿子已经在大街上脱了衣服奔跑。他赶上儿子把衣服披在儿子身上,可儿子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只是在不停地自言自语:我没钱赔,你看,我已经把衣服脱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他这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理发店是不会负责的。他们说,你儿子还损害了我们的声誉呢,现在生意比以前差多了,以前我们多跑火。做父亲的本是个懦弱的人,这时候他的懦弱就更明显。毕竟是他儿子有错在先。这样说来,倒是他们拖累了人家,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儿子时好时歹,见不得人,见了人就要脱衣服,一件件地脱,裤头也脱(那裤头做父亲的看了羞愧,上面的破洞就好像是他们整个家庭的破洞),边脱边说,我没有钱。后来没见人也要脱。冬天也要脱。脱了之后就从家里跑出去。做父亲的心想这不是个办法。有人说这是病。既然是病,那就要治。为此他借了很多钱,把儿子送到了精神病院。说实话,他刚把儿子带回家的时候,还有些一筹莫展,仿佛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但现在,他又有了,那就是借钱给儿子治病和还债。因此他的已经有些衰老的身体又灌满了劲。精神病是不是神经病?说出去挺丢人的,但现在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带儿子去的时候,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倒立,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唱歌,有的人在莫名其妙地哭泣。但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给他们打针,让他们按时吃药,打了针吃了药,他们就不哭不闹了。
几个月后,他再次去探望儿子时,还高兴地到街边的小酒馆里要了二两卤猪舌,喝了二两烧酒。先前他去探望过儿子几次,跟我也见过面。我叫他放心,他儿子的病很快会治好的。他不知道,我为了治好他儿子的病,所用的远远不止药物。我几乎把那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子。我走进了孩子的内心,在那里我看到了孩子不幸的童年。孩子的体内全是阴影。做父亲的终于见到了儿子。真的,儿子正在慢慢好转。他叫他爸爸的时候竟然会露出有些难为情的神情。这一夜他睡得很踏实,大概还做了很多好梦,以至第二天早晨还醒迟了些。他挤公交,转车。下车后,他向医院奔跑。但快到门口时,他听到了儿子熟悉而恐怖的尖叫。他跌跌撞撞赶到那里,看到自己的儿子又脱光了衣服在院子里奔跑,不同的是,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下身。
我曾向院长建议有几个特殊的病人不宜和其他病人住在一起,我了解过那些人的病历,都有狂躁或阴郁的暴力倾向。一个曾持斧在深夜连杀从工厂下班的女性三人。一个是在公共场所游荡了多日的精神病人,无端袭击过一个小孩。据说官司还在打,受害者家属把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告上法庭。多年前,我读过一篇小说,一个警察因苦于一个屡屡杀人的精神病人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私自处决了那个病人。结果是,如果他想保命,只有配合相关部门的鉴定,也假装成精神病人,但警察拒绝那样做。有时候,我也有那样的冲动。前几天,医院收治了一个老头,那是一个被人性中最可怕的因子控制的家伙,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强奸幼女,杀人,并且他杀人的方法很怪,非常之残忍。归案后,家属提出给老头做精神鉴定,结果是,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奇怪,既然家属知道他是精神病患者,为什么不早点采取防护措施?老头的子女都很有钱,不在乎那些民事赔偿。有时候,我会怀疑有些精神病人是故意伪装的,正如有很多真正的精神病人他们反而不自觉一样。老头的一个儿子说他们也曾经想给老头作精神鉴定,但家里的事向来是老头说了算,他在家里说一不二,谁也不敢反对他。老头以前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在退休前也是这样独断专行。老头说,他在单位是领导,在家里也是领导,谁敢说他是精神病?
我向院长建议把这些病人分开,可院长已完全成为了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说,这几年医院里并没出过事。院长也是过于相信药物的,他说,不管病人多么狂躁,在打了针吃了药之后,就会乖乖地安静下来。院长转过身去,不再理我。我盯着院长的后脑勺,忽然怪怪地想,如果院长也是精神病人怎么办?谁敢给最高领导一个鉴定呢?我曾看过一本书,叫《病夫治国》,那里列举了许多国家元首所患疾病对他们政治行为的影响。高血压、痔疮、鼻炎、皮肤病、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梅毒,甚至一次感冒,都曾经左右过历史的走向。如果他们患了精神病,那不更可怕么?据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都患有狂躁症,希特勒则有明显的癔病倾向。但后者,没有及时被人发现,或者说很难被人发现,因为精神病似乎更有某种抽象意味,因为他已经是元首。
我想,是不是要拿个锤子敲开院长的脑袋看看?
正在这时,院长也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望了我一眼。于是我更加确定了这一点,因为精神病人都是特别敏感的,院长知道我要拿锤子敲他的脑袋。我骇然跑开了。
——那孩子又奔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手没能遮住自己的身体,于是那做父亲的忽然惊呆了,因为他看到了儿子下身的空洞。
几天前,那孩子上卫生间时,被那个埋伏在那里的老头抱住,咬断了生殖器。老头在吃掉那孩子的生殖器之后,又跑到女性患者的病房外大吵大嚷。医生和护士折腾了大半夜才把他制服住。医院本来要及时打电话通知那孩子的父亲,可找来找去,居然没找到他家的电话。因为他们家根本没有电话。
于是,我惊讶地看到,那做父亲的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的身手忽然变得无比敏捷,虽然铁门是开着的,可他却从铁门外翻了进来,拉过儿子和他一起奔跑。
第三章
1
万籁俱寂,梁康蒙望着灯火阑珊的城市。他的双脚已站在阳台的栏杆上。一切均妙不可言。他轻轻闭上眼睛。如果他让自己的身体稍稍失去平衡,其他的事情只要交给地心的引力即可。
他刚做完一则笔记:一个人在顶门被封住的楼里住了十几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完全撬开了封堵的砖块,来到了宽敞的楼顶。他站在那里手舞足蹈,大口呼吸,可楼下忽然聚集了一堆人,他们认为他要自杀,便规劝他,嘲笑他,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不得不眼含热泪,从楼顶跳了下来。
——不过,他并没有死掉。他在三楼的雨棚上弹了一下,又在二楼的雨棚上弹了一下,再摔了下来。在医院里做好接骨手术以后,他接着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固执地说自己并不是自杀。现在,他最恨的事物便是雨棚,他在活动区走来走去,每看到隔壁职工生活区的雨棚,便停下来,像轰一个聚结在那里的鸟群一样,想把它们轰走。
梁康蒙合上笔记本。他忽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他试着像那个人一样,先是在房间里张开两臂,然后站在阳台的水泥栏杆上。
他想,下面是万丈深渊还是通往天国的捷径呢?
2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他窃笑了一下。或许,她正是他要找的那种女人。
那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说她是他朋友的同学。那段时间,他频繁地参加聚会,虽然参加了又后悔,恨不得马上逃离。他有些喜欢这个矛盾重重的自己。或者说,他要故意制造一个矛盾重重的自己。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多么的孤独。他的孤独即使在热闹里也是那么难以溶化,甚至,他更加孤独了。他想,他要尽快把他的孤独溶化掉,哪怕是溶化在硫酸里。
他忽然听到一个女声叫他:梁医生,你就是梁医生吗?
一个个子小巧、身段风流的女人站在他面前。她的眼睛灵活地眨着。
他放松了矜持,让出了半边沙发。
他一边跟她说着什么,一边暗暗打量她。他的眼神简直有些唐突。她的由两条雪白的大腿并拢所构成的弧形阴影。从黑色皮短裙下隐约可见的纵深地带。棕色长统皮靴。窄小的红色短领毛衣。湿润发亮的脸。曲红鲜艳的嘴唇。
可她似乎并不在意他的冒犯。
季节已是春天,乍暖还寒。
眼前的这个女人,年龄大概跟他差不多,这至少可以从她脸上的雀斑和微微凸现的眼泡看出。她的睫毛有些乱。真的,他一眼就发现了这一点。她的样子似乎既妩媚又沧桑,既精干又慵懒,既结实又弱不禁风。
按道理,一个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大多变得世俗。甚至是俗不可耐。理想的光辉彻底地从她们的眉眼间撤走。她们婆婆妈妈,跳来跳去,嘴角挂着白痰,牙缝里塞着菜叶,身上散发出各种妇科病的味道。她们忌讳年龄,每天都要在镜子前长时间地比划,遇到婚外男人的侵略,马上又挺直了身子,显得一本正经。与她们相比,或许一个荡妇更真实可感,有血有肉。因为她们敢爱敢恨。
他喜欢有些沧桑感和复杂的女人。他觉得,在这个年代,过于纯情的女人看上去要么是作秀,要么是个白痴。她那略显浮肿的眼泡,似乎暗示着她的纵欲过度。他听说,眼毛乱的人,私生活也是乱的。这给他的主动出击提供了信心。他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对想象中的另一个自己笑了笑。
这个女人,似乎既放荡又不庸俗。介于天使和魔鬼之间。他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喜欢性格里有一些豪爽成分的女人,正如他认为自己的性格里有极温柔的一面一样。他是个具有粘液质的人,内向,敏感,但又固执。
她说她叫艾约,是一所大学幼儿园的老师。一想到许多家长都把自己寄寓了无数重大希望的孩子放在她的手下培养,他又窃笑了一下。要知道,在家长的眼里,自己的孩子都可能是未来的国家总理科学家音乐家画家,省长市长都不在计划之内,老板暴发户之类要逼得没办法了才去做,他们当然不肯承认里面也有流氓杀人犯贪官卖国贼。
他的脸有些坏坏的。
他说,你的名字挺有特色。
她扬了一下头:你说说看。
他说,真要我说吗?
她说,当然,快点。
他说,你的名字跟一个象声词谐音啊,“哎哟”,“哎哟”。
她的脸蓦地红了,但马上笑了起来。
她的脸红让他怦然心动。
告别时,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
他知道,他肯定要显得主动一些。第一次打她的电话,她正在什么地方旅游,信号时断时续,她的笑声被风吹得飘飘忽忽。他当然不会问她和谁在一起那么低级的问题。如果她是一个人旅游那才不正常。倒是她自己说,她和几个同事在一起,旅游是单位组织的。她说她回来再打电话。
第二天傍晚,她还真的打电话来了,问他有没有空,叫他在大学门口等她。她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到河边去散散步。他说,好吧。
见了面,他故意说,你胆子好大,居然叫我在这里等你。
她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
他说,如果你先生看到了,要打你屁股的。
她说,我先生在上海,打不到我的屁股。说着,她咯咯笑了起来。
他又想起了那个象声词“哎哟”。他盯着她看。她说,你盯着我干嘛?
他忽然脸红了。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内向的人,腼腆,甚至不自信。很多时候,他更喜欢躲在语言的背后。
他们沿河边散步。这里原是一条臭水。后来换了一个市长,才大刀阔斧地把它作了改造,把臭水换成了清水,大小的鱼可以活下去。又腾出地方开发了景点,弄成一个河滨公园的样子。一个卖花的中年妇女鬼鬼祟祟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待他掏钱买了一束,她才毫不犹豫地去寻找新的跟踪目标。
他把花举到艾约面前,说,只能献给你了。
她笑着说,我只好收下。
他说,你看清楚了,它可是玫瑰。
她说,玫瑰就玫瑰,你以为我怕它?
他们又沿河边走了一会儿。恋爱的私语与河水的喋喋声交织在一起,游河的小船从星星头顶驶过。岸边的长椅都被人先下手为强了,他们倚着栏杆说了一会儿话。有时候,他们像老朋友那样拍拍肩膀或者拉拉手。反正又不是初恋,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他的初恋献给了医专里的一位女老师。开始他没意识到那是初恋。只是当他彻底失去它的时候,他才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凶猛的初恋。它已和他的身体密不可分。失去了它,好像身体缺了一大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陷其中不能自拔。他的初恋其实是暗恋。女老师不知道一个学生看她的眼光很特别。她忙于自己的恋爱,教学,调工资,分房子。本来他的暗恋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女老师开煤气自杀了。
她教他的病理学。女老师不知道,她自杀死去后,他原本不感兴趣的病理学的成绩突飞猛进。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怀念他的初恋。令他吃惊的是,经历了这样的初恋,他在别的女人面前居然不再流泪。拥抱的时候,他的目光从对方肩脊上翻越过去。虽然有时候他也会装出投入或伤心的样子,但总有一个自己逃出去,站在旁边打量着这个自己,乃至发出嘲笑。
他终于明白,他是一个不适宜结婚的人。每次打电话回家,都免不了听母亲埋怨和父亲一顿痛骂。这么多年,父亲骂起他来还那么有激情,让他既惭愧又感动。隔不了多久,他就要打电话回家去挨骂,仿佛上了瘾。
艾约的幼儿园所在的大学离精神病院只有几站路,以前也是郊区,现在已经很热闹了。新校区又到郊区去了。他曾在一家著名的报纸上发现,第一版是专家谈城市化进程过快,圈地运动如何疯狂,第二版却正是赞扬某市的城市化进程如何迅速、城市建设如何有气魄。艾约说,她父母以前也在这所大学里工作,在她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一次去北京开会,忽然高烧呕吐,送到医院,医生以为是感冒。几天后,她爸爸就死了。事后才知道是误食了老鼠吃过的东西引起的病,潜伏期有半个月。可北京的医生哪会想到这一点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神态一直是若无其事的,眼睛望着别处。好像是说着一个跟她毫不相干的人。有时还突兀地笑出一声来。他以为越是这样,越说明这是她内心的一个很深的伤痛。
他不禁抓住了她的手。
可刚抓住她的手,他就后悔了。因为他的那只手完全是画蛇添足。它像一支扎在她皮肤里的针头,她带着针头向前疾走,根本不理会它。他没法进入她的冷漠。
他送她回学校。
她微微侧首,彼此没再说话。
进了学校大门,转弯,是一条狭长的水泥路。路旁树影浓密。有两条路进小区。一条是紧贴着院墙的小路,一条是两旁泊着许多小车的大路。这时,她的冷漠才忽然不见,重新浮现出笑容。她带他先走了一段小路,再拐到大路。到了她住的楼下,她指给他看山墙上的编号,说,33栋302,你记住了吗?
他幽幽地说,我快迷路了。
两天后,她打电话邀请他。他真的迷了路。他是个方位感很差的人,尤其是在具体的巷道或单元中,他老是迷路,处处似曾相识。有时候,他到朋友家去,敲开的却是一扇陌生的门,一张陌生的面孔嵌在门缝里警觉地问道:你找谁?那次他去会一个女人。一个生活阅历颇丰又略显矜持的女人。她在充满暧昧气息的房间里等他。暖黄的壁灯,宽大的床罩,温软的长沙发,以及如厚重大幕似的窗帘。然而,在快接近目的地时他却迷了路。夜晚是蒙面之城,模糊的路灯下,他不知道哪是她住的那个院子的入口。虽然他白天来过多次,但现在,他一点也不记得了。那是一些单位的住宅区,一连几个院子都差不多。那天晚上,他像一条狗,东闻闻西嗅嗅,上楼下楼。他着急了。然而他越着急,便越找它不到。那是一个关键的夜晚。之前的许多次见面都是为这个夜晚作铺垫的。不然他可前功尽弃了。终于看到那扇熟悉的门时,已是深夜一点了。虽然他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解释他的迟到,但他还是没有这样做。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怀着一种宿命感,沿原路返回。第二天,他老老实实把原委告诉了她,她在电话那头宽容地笑了笑。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没有再向前发展。虽然发展起来很容易,但他们谁都懒得去动一动。
她那天忽然的冷漠成了他心里的一个悬念。他要解开它。这次他没有放弃。他打她房间电话,说你出来接我,我找不到你的门。她说你到了哪里?他说在××复印店门口,她说远了远了,你走错方向了。
不一会儿,她出现在他面前。
她住在二楼。一室一厅。厨房卫生间。阳台。一进去,她就很自然地把门关上了。按道理,这个动作应该由他来完成。毕竟是单身女人的卧室。他关上门,女主人要么装作没看见,要么脸色异样地回过头来。他的心忽然嫉妒了一下。他想,她为多少男人关过门呢?其实进门就是卧室,一张床占了大半。它像一个大戏台,不知上演过多少好戏。床头边挂着她的放大照片。教案之类的东西杂乱地堆放在桌子上。还有手工做的一些玩具。看来,她这个幼儿园老师还是很称职的。她说,乱糟糟的。他笑着说,这样更好,更真实,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是乱糟糟的。
她说,我老公跟你不一样,他每次来都要讲我,我就叫他帮我整理。他整理好了,下次来,又乱了,为此,他还总是一语双关地说,你看你,每次你快要乱了时,我就及时来收拾你。去,谁要他来收拾。
他说,幸亏我刚才没讲你乱,不然,我就要当义务劳力了,而且等你老公来,他会说,咦,奇怪,怎么好像已经被人收拾过了?
她过来用小小的拳头在他胸上擂着。
他把她抱到床上,脱掉了她的衣服。进入她的时候,她果然哎哟叫了一声。
很久,他们才回到现实。她抿嘴笑了一下。
他们躺在那里说话。她讲起她妈妈,妹妹,还有后爸。后爸是上海一家很有名的企业的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好几栋房子。他说将来会送一栋给她。她说她妈妈和妹妹现在也都在上海,妈妈已经退休,妹妹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但妹妹还没有出嫁,似乎有幽闭症,不肯交男朋友,下班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肯出来。她忽然说,咦,我有个好办法,你不也没结婚吗,要不,把我妹妹介绍给你,你做我妹夫得了。他拍了一下她的脸,说你开什么玩笑。
他想找到她心里的那块坚冰,却怎么也没找到。
像以往一样,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跟她交往的标准,那就是,快乐就好,不干涉她的其他。如果她要干涉他,那也办不到。
几天后,她却要他给一个男人打电话。她说,他叫邹孟辉,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助理,这段时间一直在追她,可她不喜欢他,她要他告诉他,不要再经常打电话纠缠她了。他说,你要拒绝他,你自己跟他说,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我不管。她说你一点都不爱护我、心疼我啊。他笑着说,你是要我吃醋,还是要电话那头的男人吃醋啊?她也嘻嘻笑着,说,最好是你们两个都吃醋。
人就是这么怪。听她这样说,他倒同意打电话了。他被好奇心驱使着,想知道那个叫邹孟辉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于是他拨了艾约给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他说,喂,请问你是邹孟辉吗?艾约要我给你打个电话,叫你别纠缠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反正她叫我打,我就打了,她不会是想让我们争风吃醋吧?那这个醋就吃得很高级了,我猜她以前也叫你给别的男人打过电话,是不是?嗬嗬,她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至少是自以为聪明。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可以打她电话,说你已经接到我的电话了,老兄,说不定我们以后会成为朋友,好,再见。
下次见面,她就跟他谈起了那个叫邹孟辉的男人。她说他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他们是在一家夜校的英语辅导班上认识的,他准备考研,她学英语则纯粹是因为无聊,想到那里认识几个朋友(他想,你真厉害,居然到那里“猎艳”去了)。她说:邹孟辉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喜欢在我面前扮小男孩样,而我偏偏有恋父情结,你知道我爸很早就去世了,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我希望找个老成点的男人,把我当个小姑娘哄一哄,你说,我和他怎么能凑到一块去呢?
他有些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她宽大的床单,心想,那个邹孟辉真的没有到此一游么?
他说,既然你先生、妈妈和妹妹都在上海,你为什么不到那边去呢?
她忽然说道,我是离过婚的,赵光是我的第二任,他倒是头婚,跟我结婚时还是处男呢,你信不信?他爸跟我妈同过事,我妈跟后爸结婚后,也调到了上海,我去看我妈时认识了他,他长得老成,额角上满是皱纹,在一家公司上班,他爸是很有名的教授,参与编写了很多教材呢。赵光也谈过几次恋爱,但都因女方嫌他长得丑吹掉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乡下姑娘,人家明摆着不过是想利用他来进城嘛,他倒很有志气,说他不干。不知怎么的,第一次看到他,我就产生了很亲切的感觉。他约我出来,我没有拒绝。但我后爸反对,他说我已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现在一定要慎重。我不听,后爸为此很生气。那天,后爸硬要送我上火车,票都帮我买好了,赵光也偷偷地躲在人群中送我。虽然他不让我看见,可我还是看见了他。我心痛欲绝。我不知道是听自己的,还是听后爸的,后爸毕竟是长辈。我已经上火车了,后爸在车窗外向我挥手。可我的眼睛视而不见。我盯着站台的某个方向。我看到赵光在发呆。车快开了,甚至我已感觉到车开前的轻微震动,忽然,我站起来,行李也顾不上拿,向车下冲去。赵光也看到了我。我们在车门口哭作一团。就在我们相拥而泣的时候,火车大吼一声开走了。我说,行李,我的行李!他说,让它去吧,以后你要多少行李我给你买多少行李!我破涕为笑。
她说,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很多,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3
有一天,他碰到了举办那次聚会的朋友,装作无意的样子说,哎,你那个叫艾约的女同学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到她那儿去玩呢,她说她跟你同学。
朋友说,我怎么跟她同学啊,她是我一个同学老婆的表妹,那天一起来玩。
他说,我也有些纳闷,原来是这样。
朋友说,你不会跟她搞到一块去了吧?
他说,瞧你,什么话。
朋友说,如果还没搞到一块去,我奉劝你,最好离她远点,如果已经搞到一块去了,就趁早收手。
他说,嗬嗬,这么严重啊。
朋友盯着他的眼睛说,她曾说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事实上她也介绍了,可后来当我和对方见面并且彼此满意后,她又来破坏我们。
他笑道,那是你太有魅力了,她看中了你,吃醋了。
朋友说,她居然在对方面前说她已经跟我上了床,气得我再也不想理她,那天聚会,是她死皮赖脸要来的。
他心想,怪不得那天她有些孤零零的。
朋友说,这个女人有病,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你别以为你是精神病医生就可以上刀山下火海了。
他说,可能是因为分居吧,你知道,有时候,女人的内分泌失调也会左右历史的命运走向的。他想幽默一下。
可朋友很严肃,他说,你知道她为什么离婚吗?她居然怀疑她的头一任丈夫跟她妈有那种关系,而她的头一任丈夫,又是她从一个堂妹那里夺来的。他是她妈妈以前的学生,人很勤快老实,开始介绍给她,她没看上,就介绍给她堂妹。看到堂妹动了心,她又去把他夺了过来。那个男的毕竟对师妹更有好感一些。男的在一家很不错的企业上班。结婚后,家里的事她什么也不管,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抱,天天在外面唱歌跳舞,弄得几个男人为她打架。男的讲她,她反而跑到男的单位去闹,说他生活不检点。男的要离婚,她不肯,等男的不想离了,她却坚决要离。离婚后,看到男的跟别的女人结了婚,她又天天上门去闹,男的没办法,只好把一家人都搬到广东那边去了。这时她妈妈去了上海,看到女儿可怜,给她在那边介绍了一个,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去,好有个照应。她的第二个丈夫又老又丑,背也驼了,看上去像个老头子,她从来不肯跟他走在一起,但她想调到上海,结婚后她在那边呆了一阵子,可是,看到婆婆对丈夫好一点她也吃醋。并不是说她多么爱他,而是她这个人就是这么霸道,打个比方说,一个东西她不捡,别人也不能捡。这个女人简直是发了疯。不但如此,听说她和后爸还有一腿,有一次当着她妈的面,她居然钻到后爸的被窝里去了,她妈为此跟她吵了一架,可她说,她很早就没有父爱了,难道女儿钻到爸爸的被窝里去有什么不对的吗?她妈说,你又不是小孩子,你都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她说,这说明你还没有把我后爸当成亲爸看。她说,我要永远把他当成我的亲爸,如果他是我亲爸你会这样吗?结果,弄得她妈和后爸现在都分开住了。在上海呆了两年,她又回来了,男方本来想把她调过去,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也不想调了。
他说,既然如此,何不再离次婚?
朋友说,这次没那么容易了,他们婚前居然做了一份公证,谁先提出离婚,都必须付对方二十万。男的肯定不想离,反正有一个老婆总比没老婆好,艾约这边,即使想离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她花钱如流水,从来就不懂得攒钱。你说,她不是有病是什么?她的那个妹妹,跟她的性格却完全相反,一个是没男人活不了命,一个是见男人怕要了命。她和她的亲妹妹几乎也没什么来往。
朋友本来是想他离她远一点,不但朋友,就是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听到这里却忽然鼻子一酸。先前的玩世不恭完全没有了。他匆匆和朋友告别,来到她这里,令她诧异地紧紧抱住她,流下了热泪。虽然他一时还不明白这眼泪到底从何而来。
她说你怎么啦怎么啦,他说我想你。她也哭了。她是真哭。泪水使她敷了粉的脸一片模糊。过分的美白使她脸部的皮肤变得很薄,她必须不停地美白下去,不然会起皱,长褐斑。她是个完全被现代美容术控制了的女人。
后来他们去食堂打饭。她一直是吃食堂的。到房间不过一百来米。他仍在悄悄地问着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很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怎么反而让他深受感动?
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已经承认她是一个有病的人。
他想,大概男人都是有拯救欲的,何况他还是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院的医生现在私自收治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大概也不是不可以。精神病本来就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只不过有着更尖锐的异常程度。
此后有一段时间,只要有空,他们几乎都在一起。他听她说话,陪她购物。她说,我和赵光之间真的有过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不会爱他这么久的。那天,他躲在人群里悄悄为我送行。他是跑来的,没等到车。他一口气跑了好几站路。他气喘吁吁地寻找着我。后来我从上海回这里办结婚手续,他又到车站送我,火车开动了,他跟着火车跑着,跑着,围巾从脖子上掉了下来,也不知道,我拼命地向他摇着手,喊道:赵光,等着我回来,回来我就是你的新娘。我仿佛看到,泪水滑过他并不漂亮的脸,但我觉得,那一刻,他英俊极了。
他默默听着,心想,这个小时候缺省了父爱的女人,正在肆意地发挥她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她的故事说不定就是电影或电视里的一些情节和镜头的组装。
她说,有一次,后爸带她到公园里散步。他们手拉着手。她不停地撒娇。后爸伸出食指一勾,说要让她吃栗子,她像是回到了多年前,回到了小时候。她要后爸给她买冰糖葫芦,后爸说,这是小孩子吃的。她说,我就是小孩子嘛。走累了,他们就在路牙子上随便一坐,也像她小时候一样。她说后爸不喜欢她妹妹,因为她妹妹从不跟后爸接近。其实后爸是非常慈祥的人,在她看来,他跟自己的亲爸没有区别,如果亲爸没有去世,现在肯定也是这个样子。后爸为了她妈,跟以前的老婆离了婚,因为她妈太有魅力了,退休后,还担任了一家业余越剧团的团长。她看过她妈和后爸的很多照片,两人都满头银发,互相依偎在一起,她对赵光说,等他们以后老了,也要像后爸和妈那样。不,她不应该叫他后爸,而应该直接叫他爸爸。她也见过后爸和前妻的照片,那是很有知识很有气质修养的一个女人,很理解后爸和她妈的感情,她跟后爸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着一个最值得你爱的女人,现在你终于等到了,我也高兴。她主动提出了离婚,然后去了美国,临走时,他们三人拥抱在一起。现在,两个女人还经常打电话。她们把后爸当成了需要关心的孩子,好像后爸是她们共同的孩子。你说,这种感情是多么叫人感动。后爸的儿子小卫跟后爸一样高大。在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也做了工程师。她叫他哥哥。她说哥哥哥哥,他就哎哎哎哎。有一次,他忽然从背后抱住了她,他说你嫁给我吧,她说你是我哥哥,虽不是血缘上的哥哥,可在我看来,简直比亲哥哥还要亲,但如果我嫁给了你,人家会怎么说呢?不,我不能嫁给你,哪怕以后我嫁的男人一点也不好,可我也不能嫁给你啊。他们彼此抱着痛哭了一场。三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后来,小卫强忍着失恋的痛苦,也去了美国。
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男人喜欢我,难道我真的是妖精变的吗?有一个男人就曾经说我是妖精。有一次,我给妹妹做媒,带一个男的去见她。那时我刚离婚。由自己想到妹妹,我希望她找一个好男人,不要像我。刚好我碰上了一个。我跟他把我妹妹的情况讲了,他动了心。我们就坐火车去上海。快到上海的时候,我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老拿眼睛瞄我。还有几次,他故意用身体蹭我。果然,下车后,他说,他不想去见我妹妹,他已经爱上了我,要跟我结婚,你说好笑不好笑?我说,哪有这样的事,说出去不很荒唐吗?再说我没有爱上你,如果不想见我妹妹,那你就回去吧。他一气之下,还真的去买了回程的票。后来见我态度坚决,他又可怜兮兮地来找我,想让我再安排他和我妹妹见一次面,他说,既然不能跟我结婚,就跟我妹妹,那样,他也就能经常看到我。我没答应。把这样的男人介绍给我妹妹,那不是害了她么?
她说,第一个无论我怎么追他都不动心的男人是一个长得特别像费翔的男人。那还是在上海呆着的时候,我在一家电信公司上班,做文秘,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跟你说,第一次看到他,我就眼里放光,魂不守舍了。你别笑我,嘻嘻。那时,我和赵光妈妈的矛盾很大,他妈妈有典型的恋子情结,看到我和赵光那么好,就吃醋,可我偏偏要在她面前和赵光亲热。结果,她就在赵光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的坏话。我就气赵光没脑筋,听他妈妈的。有一次,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跟他说,你在我和你妈之间选一个吧。这才吓住了他。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是不是?他妈妈说我懒,我就真的懒起来了,他妈妈说我爱花钱,我就真的花钱如流水,有一次,我一件衣服就花了将近一万,把他妈妈气病了。看到自己的报复手段起了作用,我暗暗高兴。他妈妈说我水性杨花,那好,我就水性杨花一回好了。我瞄准了我们公司的副总裁。他不但长得像费翔,歌也唱得像费翔,偏偏我很喜欢费翔的歌,喜欢他略略凹陷的眼睛、黝黑的皮肤和花花的衬衫,喜欢他的发型,喜欢他腰间扎着宽皮带、手扶椰子树的迷人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男人时,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扒掉他的西服,买一套像费翔那样的花衣服送给他。可无论我怎么向他卖弄风情,他都正襟危坐,理都不理我。没办法,我只得主动出击,我雨天请他喝咖啡,故意不带伞,那年下了雪,我故意穿很单薄的衣服走在他面前,可他并没有让我钻到他的伞里去,甚至不用他的黑宝马送我,而是给我打了一辆的士。对我的冷得发抖,他也视而不见。我恨死他了,恨不得狠狠咬他一口,但奇怪的是,他越这样,我反而越爱他,还没有人拒绝过我呢,我就不信他不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在躲着我,看到我就远远绕开了。我拿文件给他签字,他看都不看就签了。他不敢看我。有一次,机会来了,下班了,其他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磨磨蹭蹭没有下班,不用说,我也一样。外面忽然下起了暴雨。看来一时半刻我们走不了。我敲开他的门。我说我喜欢他。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离婚。他终于勇敢地望着我了,但没有说话。他没说爱我,也没说不爱我。可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有感觉的。如果他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不会答应我的约会。他似乎是在故意逃避什么。其实有时我也看出,他有些激动,只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又望而止步。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他三十好几了,还是单身,没结过婚,货真价实的钻石王老五。我豁出去了,我大胆地过去抱住他的腰。他太高了,我只能抱住他的腰。为了抱得更紧些,我甚至还踮起了一只脚。那一次,他终于激动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也颤抖起来。你知道我颤抖起来是什么样子,坏家伙,你别吃醋。他也颤抖起来了。他让我抱着,没有推开我。但我们还是什么事也没做。此后,我一连一星期都没看到他。我有些慌了,不露痕迹地向别人打听,才知道他忽然做出决定,到美国读书去了,读工商管理硕士,MBA。他走后,我也不愿在那里呆了,辞了职,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这里。
她说,后来我听说,他好像在那方面有些问题。原来是这样。可怜啊,一个那么英俊、高大的男人,偏偏做不成男人,命运对他太残酷了。
他听着她在那里滔滔不绝,看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兴奋得面色通红。大概对于她来说,这种幻想就好像是兴奋剂。是精神鸦片。他在想哪些大概是真的,哪些完全是出于她的臆想。可他并不想揭穿她。就像大人看着一个孩子在面前玩小把戏。后来不知不觉的,他的眼睛又湿润起来。跟她在一起,他的眼睛常常湿润。
4
她缠着他,要他陪她逛街,购物。他说,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啊,你看你,衣柜里塞满了衣服,鞋架上堆满了鞋,过道里扔了那么多伞,化妆品堆在那里都没来得及拆封,有时候,一件衣服买回来,才知道这种式样的先前已经买过了。有的衣服买回来后,根本不会穿,你甚至把它们忘记了。
她说,要买,就是要买嘛。
他知道,他是没办法阻止她的这种欲望的。她是个内心寂寞的女人,许多时候,只有靠疯狂购物来填补空虚的内心。她在逛街的时候眼睛发亮。瞧,她在商场里是多么快乐啊。她紧拉着他的手,在电梯上频频回头打量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男士,不时地发出惊讶的赞叹声。这倒不一定是要让他吃醋(他想,我会么?她的那些小伎俩,在他眼里不都是一清二楚的么),但他会故意装出吃醋了的样子回头打量对方一眼。后来他发现这些引得她频频回头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穿着蓝花花的短袖上衣。她对穿蓝花花短袖上衣的男人有一种由衷的迷恋,乃至也要用它把他打扮起来。有几次,他来她这里,最先看到的却是她给他买的衣服。他想,他成了那个准费翔的替代品了。或许,那个准费翔也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是她想入非非和虚构的产物。
渐渐地,他不知不觉跟着她走。仿佛是想看看她到底把他带到哪里去,又能把他带到哪里去。
她在购物时完全可以称得上奢华。几十块钱的衣服她瞧都不瞧。步行街的专卖店她都不一定去,更别说那些什么牌子也没有的小店了。哪怕是买一个很小的饰品,她也要去大商场的专柜。一把小阳伞,她花了两百多。一只发夹,居然花了八九十。一副遮阳镜,花了近一千。一件普普通通的女式衬衫,花了三百多,还是打的五折。他毕竟是从乡下出来的,不理解和不能接受这种消费方式。他说,你不会对钱有刻骨的仇恨吧?她笑着说,这算什么,她每次回上海过年时,都要赵光陪她到商场里买两万多块钱的衣服,谁叫他让他们两地分居,得惩罚惩罚他。他说,那你现在是在惩罚谁?她说,现在不是惩罚,是奖赏,对自己的奖赏,我和赵光又没有孩子,要那么多钱干嘛。他说,你们准备生孩子吗?她说,我才不愿再生孩子了。他问,赵光会同意吗?即使他同意,他妈妈会同意吗?她说,他不同意不要紧,可以离婚啊。他猜到了一点什么,便不再追问。她不生孩子或许跟她光顾自己享受、对人生感到虚无有关,还有一种可能是,她故意这样逼赵光跟她离婚,如果他们的婚姻真的有那份二十万的协议的话。当然,如同她对钱的蹂躏,她对自己也是蹂躏的,只不过这种蹂躏是以极端自私自恋的方式呈现的。她不但喜欢买,还喜欢送。那枚八九十块钱的发夹,她才戴了一天,问同事好不好看,同事说好看,她就毫不犹豫地摘下它送给了对方。每次从上海回来,她都要带些东西来送给大家。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他想,这是否完全是大方呢?或许,她是在满足自己的另一种虚荣心吧。
她在商场里一逛就是几个小时。从一楼逛到顶楼。从化妆品专柜逛到内衣专柜。因为她,他知道了SKⅡ。她只买SKⅡ。她的化妆品明明还没用完,可每次经过那里,还是要停下来看一看,问一问。导购员一听她开口便知道她是内行,于是不敢怠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想,或许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吧?一件衣服,明明不怎么好看,他断定她一定不会买,可她一定要试试。她把提包给了他,到试衣间去试衣,自己试了不够,还一定要导购员穿给她看。离开后,她问他,是我穿着好看还是那位小姐穿着好看?说实话,因为她折腾了那么久,耽误了导购员的时间和精力,他早已感到难为情了,但他不忍扫她的兴,真心实意地说,要说好看,还是你,不过你这样折腾人家,也太不像话了吧?她嘻嘻地笑。
除了热衷于购物,她还喜欢美食,旅游。她喜欢跟他在旅馆里做爱。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再在室外或她房间里约会,而是直奔旅馆。在旅馆里做爱似乎有一种无穷的乐趣,不用收拾残局。有时,他或她在旅馆订好房间,然后给对方打电话。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到外面找旅馆。一家旅馆他们只住一次。他们几乎跑遍了城里的旅馆。他们不但住高档的,低档或充满了危险性的也住,比如二三十块钱一晚的,车站或码头旁边的,有的连卫生间都没有,隔音效果也不好。谁知越是这样,她倒越兴奋,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叫床。有一回,他们的钱包和手机被人半夜从窗户里爬进来偷了,她也不恼,还高兴得大笑。他们仿佛在旅馆的丛林里历险。
激动的时候,她咬他。刚开始他很不习惯。如果是别的女人,他会虚与委蛇或果断地推开,但他忍受着没有推开她。渐渐地他接受了她的撕咬。它同样让他疯狂和飞腾起来。她咬他的肩膀,背部,他的手臂和胸。那些牙印深深地镶嵌在那里,熠熠发亮。她甚至也要他咬她。但他实在没有、而且也无法形成这个习惯,这时她就咬自己。咬衣角。他再次疯狂起来。后来即使不激动的时候,她也咬他。她望着他,眼睛忽然闪亮起来,说,我要咬你。她才不管他乐意不乐意,就像一头母豹似的扑了上来,在她看准的什么地方张嘴就咬。如果咬到以前的伤口上,他会痛得大叫。和激动时相比,她现在咬得比较有章法,好像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什么东西,或匠心独运地镂刻着一件什么艺术作品。她的神态笨拙而投入。她说,现在,你没办法去掉它,一看到它们,你就会想起我。
咬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她咬他的脸,他的耳朵,他的脖子,他的下巴,他的胸膛,他的大腿。她咬遍了他全身,而且一定要咬出牙印,咬出血印。
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就推开了她。她哭了起来。末了,他还是乖乖地把自己送到她的嘴边,她这才破涕为笑。
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他还从未见过这种疯狂。他们一会儿在天堂,一会儿在地狱。他腾云驾雾,水深火热。她既是单分子的火焰,也是复合分子的水。她是单纯的复杂,也是复杂的单纯。她还是喜欢玩一点花招,撒一点谎,仿佛对于她来说它们是必不可少的零食。比如他们在大街上散步,她会忽然一声惊叫,指着一个刚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男人的背影说,那个家伙刚才狠狠掐了一下她的臀部。她说半夜有人打电话骚扰她。说在某某地方遇上了一个老板,他请她做他的销售经理,年薪五十万。说上次回上海时,一个男人下了火车就一直跟着她,要她的电话号码。哪怕他们刚刚做爱,她还要故意当着他的面自慰一番,嘴上则笑嘻嘻说道,你回避一下。
他想,这是个一刻也离不开爱的女人。因此她要不停地制造爱的幻觉,生活在爱或爱的幻觉里。她希望每个男人都爱她,每个女人都嫉妒她。她从来不怕得罪女人。虽然她送给了她们不少东西,可最终,她还是会把她们得罪个遍。她天生是男人们的情人,女人们的天敌。她在他耳边虚构或经营了许多爱情故事。邻居的男士在向她暗送秋波。校医跟她打情骂俏。音乐系的副教授想教她弹钢琴。一个女同事的丈夫酷爱摄影,自愿给了照了一张相,并把它放大装裱起来挂在她床头边,喏,就是这一张。她说。学校的保卫科长自告奋勇地陪她晚上去锻炼,打羽毛球,保龄球,乒乓球,还有击剑。一个公司的老板想教会她开车。大学校长、一个工程院院士多次向她发出了某种邀请……
后来,他也跟着她装疯卖傻起来。有一次,他们骑自行车去郊外,明知自行车不能带人,可她一定要他带着她。过十字路口时,果然被交警拦了下来,罚了款。他很配合很主动地交了钱,收好罚款收据,故意问交警,现在可以带人了吧?交警说,那怎么行?他继续装傻:我们不是交过钱了吗?交警说,交了钱也不行。他搔了搔头皮,说,我还以为罚了款就可以带人了。他们故意闯红灯。站在大街上接吻。傻里傻气地问××路怎么走,其实他们正走在××路上。装结巴。装盲人。她甚至还装过孕妇。他们不识字。不会说话。没有钱。没有职业。他们是乞丐。是流浪汉和流浪女。是傻瓜。他们花十块钱买一只苹果。打的时送给司机一个吻。如果是女司机,他就代表他们送上一束鲜花。他们故意去做了一回小偷。她站在大桥上,他给警察打电话,说有个女人要跳水自杀。警察还真的来了。围观的群众。喇叭。记者。末了,她被成功解救。她哭哭啼啼扑进警察怀里,说,警察叔叔怀里真温暖。叔叔?警察吃了一惊,因为他大概只有二十岁呢。这一下,她露出了在幼儿园工作的马脚。可这马脚,也是他们故意露出来的。他们给警察叔叔送锦旗,送金匾。为贫困儿童募捐。争做好人好事。牵老太太过马路。帮民工推板车。喊着抓小偷。给报纸上登的那些婚姻介绍所打电话。免费给人家看病治病。在汗衫上写着:不是神经病的不要找我。朝每一个人微笑。和每一个过路的人拥抱。比赛谁笑得响亮笑得时间长……
有时候,她故意当着他的面跟赵光打电话,跟赵光发嗲,左一个老公又一个老公。有一次他忍无可忍上前去把电话掐了。有时候他当着她的面故意打电话给赵光,问艾约是否回上海了。赵光问他是谁,他说是和艾约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朋友。赵光哦了一声。不知怎么回事,看赵光在那头吃醋,他暗暗有些高兴。
六月份,医院组织了一次旅游,他在途中频频给她打电话,发短信,忙个不停。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急切地奔向公用电话亭,弄得大家不知他怎么回事。在一个小县城里,晚上买不到磁卡,他在把自己的卡打完后,又去向同事借了一张,不知不觉把它也打完了。他耳朵里全是电话铃的响声。她在电话里说,下午,她在街上被人割包了,一只刚买的包被小偷划开了一道很长的口子,她心疼死了。她说,她评上了全校的先进。她的普通话考级虽然通过了,但只得了个乙级,她不服气,主考官是她的一个学生家长,她笑着说,看我怎么收拾他儿子。她说昨天她楼下来了贼,她害怕,刚才她看到窗子边伸出了一只手。妈呀,她真的尖叫起来。
其实他并不在乎她说了些什么。比如小偷划包和窗边伸出一只手这些事完全可能出于她的臆想。她有着撒谎的本能。也有着撒谎的天才。如果她没撒谎那才奇怪。几乎任何一件事,她都要经过加工才说出来。她在撒谎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某种类似于创作的激情里,面色绯红,文如泉涌,眼睛和牙齿闪闪发亮。说实话,他喜欢她的撒谎,渐渐地,他也迷上了她的撒谎。这时,她是那么的快乐。因为她,他可以原谅所有爱撒谎的人。当同事或朋友抱怨自己的孩子爱撒谎时,他总是为孩子辩护,说撒谎也是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他想,如果有人容忍她的撒谎,理解她撒谎背后的那些东西,也许,她反而渐渐不会撒谎了。它是一种好奇,一种恶作剧,一种幻想和精神自慰。如果大人不对孩子的撒谎横加指责,或许,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作家或其他富于创造性的人才。她的撒谎源于她的孤独。她希望以此引起对方的注意。
他把她当成了小孩子。在他看来,她的撒谎也是清澈见底的。就像小孩子捉迷藏,躲在某个一眼能见的地方,大声喊道,你们可以找我了。他说,我看到你躲在哪里了。她说我不在这里。
旅游回来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没有白天和黑夜的一个周末。她把手机也关了,说让赵光在那边着急吧。整整两天,他们是靠饼干、橙汁和白开水度过的。除此之外,就是没完没了的爱情。他们把爱情像奶油一样涂满了彼此的全身。
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来到她房间时,觉得耳目一新。刚洗的床单在阳台上飘荡,散发着好闻的洗衣粉的香气。阳台上的泡沫饭盒之类,也忽然不见了。房间里清新如画,窗帘大开,风长远地吹了进来。台灯、风扇的塑料壳子也被擦得明亮,桌上的教案之类被码得整整齐齐。卫生间里的脏衣服也已洗好,在阳台上晾着,地板被拖洗得照出了人影。房间里弥漫着明亮而湿润的水汽。她像一个勤快的主妇那样跑进跑出,脸上红扑扑的。袖子也捋得高高的,露出白皙的手臂。她甚至还前所未有地系了一条围裙。再看厨房里,菜也买了许多。看来她要自己做饭了。炉子上正在炖着什么,她说,等会儿我们可以喝绿豆汤了。
她仰着脸说,我还能干吧?
他笑着说,岂止是能干,简直可以称得上贤惠了。
他开始关心她的行踪。他们每星期见两次面。在其他的时间里,他有些神不守舍。他想她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和另一个男人见面去了?要知道,这种事对她来说可不新鲜。有一次她问他,如果她还有别的男人,他会怎么样?他说,他只要跟她在一起感到快乐就行,其他的他不管,那属于她私生活的范畴,是她个人的自由。她却说,她要管,她不许他有别的女人。在街上他多看别的女人一眼,她也会干涉。可现在,他怎么也暗暗管起他不该管或本不想管的事情来了?他问她在哪里,因为他打电话到她房间她不在,她说在宁小乔家。宁小乔也是她在英语补习班认识的,据说学英语是为了移民英国。他跟宁小乔见过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唱过歌。当然,对宁小乔她也是提防的,一方面说她和宁小乔怎么好,几乎无话不谈,另一方面又说宁小乔这个人很乱,还没结婚,同时和几个男人交往,那些男人都是做生意的,对她并没什么真心,有一个还得了性病,等等。现在,宁小乔交往了一个男人,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据她说,宁小乔和他只能偷偷交往,宁小乔因此总是叫她去做烟幕弹。她到宁小乔家,跟宁小乔一起出门,等宁小乔和那男人约会好了,她又陪宁小乔回家,有时候打的回小区,有时候就跟宁小乔在一起睡。有一天深夜她打电话给他,说她在宁小乔的被窝里,宁小乔在卫生间洗澡,她偷偷给他打电话。他不禁有些嫉妒地想,天知道她是在宁小乔的被窝里还是在某一个男人的被窝里。这时他打电话给宁小乔,当然不好直接问艾约是否在她那里,而是说打错了电话,本来是打艾约的,摁错了。或者说艾约的手机怎么打不通。艾约曾教过他一招,把手机电板在开机状态下卸下来,语音提示便不再是“对方已关机”而是“对方不在服务区或手机已掉电”。那次她就是这么对付赵光的,她会不会也这样对付他呢?他装作学生家长打电话到幼儿园,问艾约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事还负责吧?好打交道吧?把孩子放在她班上没什么不好吧?或者故意语气很冲地说,把她的电话告诉我,我有事找她,看对方是什么态度。
暑假来了,她要回上海。每年的寒暑假她都是在上海过的。这一年,赵光已经感到奇怪在抱怨了,问她怎么还没回去,她说单位要组织活动,或要参加一个什么考试。她把回去的日程一拖再拖。后来还是他提醒她,不能再拖了,她应该回去了,于是他陪她买车票,买火车上吃的东西。
他从医院赶来,送她上火车。她在房间里等他。一进门,他忽然抱着她哭了。好像要永远失去她。她望着他,眼泪也簌簌掉个不停。他没想到自己会哭,也没想到她会哭。他们都没想到。但他们都在哭。他们的眼泪是那么灼热而透明。她说她是命苦的人,自从嫁给了赵光,她就经常在两个城市间跑来跑去,很多个夜晚她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她说,我怎么没早点遇到你呢?
他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精神病医生,一辈子大概只能彻底地治愈一个病人。因为那不是用药物而是用心灵。而他的病人就是她。
5
拯救是否也是一种病?一个朋友曾这样问他。
艾约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他们完全靠电话联系着。她给了他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他们每天都要通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这在他的生活里是前所未有的。他其实很反对煲电话粥的人,可现在,他不知不觉成了其中的一员。他告诉了她,她在那头嘻嘻笑了起来,说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说到爱,他的眼角又有些湿润。多少次,当他们说爱的时候,当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们彼此注视,眼眶忽然湿润。他被她感动,也被自己所感动。她在电话里说,她每天都在想他,她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搜出了一大堆,既有精神病院的医生也有精神病患者,既有官员也有杀人犯,既有经理也有民工。她说她要把他们都找到,一个个地去爱,因为在她看来,他们都是他。她说她有时候会叫错名字,会把赵光叫成他。赵光问她,她就把什么都给他讲了,反正她又不怕离婚。她说她拒绝和赵光做爱,用碎玻璃故意把自己的身体弄出血。她说她怀了孕,不过她已经到医院去做了手术。她是故意让自己怀孕好做手术来拒绝和赵光做爱的。她说她要写小说,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成为畅销书。她说她要去瘦一下脸,去隆胸,等她回来,她胸前就有两座诱人的山峰了。她还要纹身,把他的名字纹在她身体最隐秘的地方。在电话里,她有时候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时候又沉默寡言,或哭哭啼啼。有时候温柔婉转,有时候又声嘶力竭,像是歇斯底里。他静静地听着,明明知道她又在撒谎和想入非非,有时候一笑了之,有时候会揭穿她的把戏,说,小妖精,又撒谎了。她就在那边嘻嘻地笑。她喜欢他骂她,骂她小贱人小妖精小毛毛虫小狗狗。他说,小心,你有受虐倾向。她说,我就是一个受虐狂。想到以前有人叫过她妖精,他便不叫她小妖精而叫她夭夭。既是逃之夭夭也是桃之夭夭,前者指的是机智灵活,后者指的是绚丽多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她不可能不懂。她果然很喜欢。此后发短信便自称“小夭夭”或“你的小夭夭”。他越来越喜欢马上揭穿她的把戏,比如她说她用玻璃划破自己的身体,他马上说,你那么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身体划破?你尽管和赵光做爱好了,我不管。她说你真不管还是假不管,他说真不管,她故意咬牙切齿说道,那好,我就和赵光做爱到死,把我们两个都做死掉,等公安局的人来收尸!他说,把我的电话写下来,让他们到时候通知我。她还是嘻嘻地笑,说,我就在墙上写,这对狗男女系梁康蒙所杀。他不想让她在撒谎后自以为得计或为此忐忑不安,而要把它完全变成虚构的乐趣,因为她也对他动了真情。他也曾建议她如何对待幼儿园里爱撒谎的孩子。他的用意是让她知道他并不反感她撒谎,知道她哪是撒谎哪不是撒谎,这样,说不定她反而慢慢不撒谎了。他发现,他们在一起久了,她就不会或很少撒谎,一旦分开,她撒谎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仿佛撒谎是她的精神粮食,她离不开它。这让他领悟到,是否可以用一种新的办法,让她走出她的心理怪圈。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一个怪圈。
他开始尝试着这样做。他把自己变成一把小刀,慢慢深入她的心理内部。他要先把她完全接受,然后才能找到那些病灶,再把它们剔除。说简单一点,就是别支支吾吾,而要直话直说。如果你让她知道自己有很多毛病,可你还爱她,这本身对她就是极大的鼓励。疾病让人产生自卑感。就拿撒谎来说,她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很可能是因为她不自信。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她反而对它产生了依赖,沉迷其中而不觉。他大量地阅读过中外许多心理和精神疾病方面的书籍,但书本上的东西,毕竟是教条的多,在活生生的病例面前,它们反而捉襟见肘。有多少医生能完全了解病人、深入病人的内心呢?有多少医生能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乃至爱人呢?不这样做,医生又怎么能完全治愈病人、病人又怎么会主动配合医生呢?这是精神疾病领域里存在的一个悖论。医生是病人的天使,病人也是医生的天使。如果说,病人体内有一个魔鬼,那么,医生的职责就是和魔鬼作斗争,同时医生也很有可能被魔鬼打败被绑上十字架。当他再一次在某学术会议上大胆地提出这一观点时,不用说,又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嘲笑。他们说,这简直是在混淆职业和情感乃至宗教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医生治疗病人,就如同你在读书时解一道数学题那么简单。
不管怎么说,他要试试。他试图让她先认识自己。医生总是指责病人讳疾忌医,但你没告诉他们疾在哪里,他们又怎么知道是讳疾忌医呢?他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有着许多心理疾病的人,它们像浓重的阴影或霉斑,在悄悄笼盖或入侵你现在的生活,以至你现在的生活完全被它们所左右。你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忽然失去了父亲,于是你的情感天空出现了空缺,你一直在寻找在弥补着它。不用说,你有严重的恋父情结,你和你妹妹的幽闭症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一个因父爱或某种约束力的缺席而如洪水破堤,一个则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把自己禁闭起来。你故意淘气,放荡,撒谎成性,为的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严厉的父爱再次降临。你希望像小时候那样,在某次淘气后,会得到父亲的呵斥,有一次,父亲甚至打了你一巴掌。你说过,父亲每次在惩罚你之后,再用手摸你的头,你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你一直渴望着那只手再次降临你的头顶。你在心理上,还一直停留在少儿时期。或许,你父亲是一个粗心的人,为此你总在不断地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挨打你也是情愿的。小时候,你就和妹妹经常吵架,为一样东西争得不可开交,像是在争风吃醋。父亲对你们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但你总怕父亲更爱妹妹。所以后来你四处掠夺。你从堂妹手中夺过一个男人,让他成为了你的前夫,又阻止了妹妹那可能的爱情。你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其实不是他勾引你,而是你在勾引他,你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不能自拔。你不能容忍别人也有爱,尤其是你的亲妹妹。失去了父爱,你开始了幻想,开始了虚构。你的心中因爱的空缺而造成了爱的饥渴。你幻想全世界的男人都会注意你,都在爱你。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开始向许多男人卖弄风情。我承认,在这方面,男人恐怕比女人更贱,只要母狗摇了尾巴,公狗一定会爬上背(她又嘻笑了一声)。刚开始,我就是抱着这种心理跟你交往的。跟你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交往没有负担。我相信其他男人也是这么想的。父爱的缺失使你成为一个既任性又自私的人。你内心充满了嫉妒和占有欲。哪怕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也不希望别人拿去。有一次,你把自己的一件旧衣服扔掉,我叫你把它折起来放在楼下,让别人捡去,因为那件衣服还有八成新,别人完全可以穿的,也许本来你会这么做,可听了我的话,你反而拿剪刀来把它剪碎了。爱和恨不是一组反义词,而是同义词,你知道你的第一次婚姻为什么会破产?因为你在前夫那里不能找到父爱的感觉。那时你们都还年轻,而你喜欢年龄大一点的,看上去更像父亲。你喜欢撒娇,他不懂你的撒娇,不懂你的任性,不懂你心里的巨大缺口。你故意不理家务不带孩子,天天在外面鬼混,就是想气他,想刺激出他心中可能的父爱,你希望他像父亲那样狠狠揍你一顿,那样,说不定你们的婚姻还有救,可他不懂,他因为爱你因为你是小师妹,而在你面前更加战战兢兢。你甚至没意识到,你其实是爱他的。不然你后来不会穷追不舍,直把他赶到广东去而后快。离婚后,你心中爱的缺口越来越大。你破罐子破摔。你是在完全麻木的状况下,嫁给了赵光的。你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离开这个让你失去了爱的地方,哪怕永不回来。但你并不想跟母亲还有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你看来,母亲也是你爱的竞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你不自觉地把父爱的缺失的账,记挂在她的头上。你认为她应该对父亲的死负责。你恨她。你要抢夺她拥有的一切。一方面,你故意让自己接受她的安排去和赵光见面(赵光的容貌加重了你对她的憎恨),另一方面,你要故意气她,你要找到做孩子的感觉,为此你故意钻到后爸的床上去,你后爸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会乱伦,但你希望造成乱伦的错觉。或者说,你喜欢这个词所包含的叛逆的魔力。艾约,你的内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魔鬼,你完全被他操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魔法越来越大。为了达到离开这个城市的目的,你甚至和赵光签订了那荒唐的合同。不过有一点你可放心,你们的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如果没人蓄意破坏的话(比如我),因为你现在的婚姻让你找到了父爱的感觉。赵光的年龄和容貌很容易让你得到这一点。实际上,他还揍过你,我注意到那次你从上海回来后,嘴角和手臂的伤痕。他歪打正着,击中了你的内心。另一方面,你也满足了他在婚姻方面的虚荣心。你从这里回上海,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拉着你走亲访友甚至到他单位上露面,是不是?你要什么他都会给你买,你怎么撒娇刁蛮他也会容忍。但赵光并不能满足你另一方面的爱。那种两情相悦的男女之爱。即使他能容忍你的越轨,但他父母肯定不能容忍。他们家,应该有一点女权倾向,家里是他妈妈当家的。虽然你们有单独的房子,可他妈妈会经常过来察看、监督你们。为此,你只有离开上海。作为报复,你拒绝给他们家生孩子,同时也随时做好离婚的准备。不过别急,你们还是离不了婚的,倒不是因为那张经过了公证的合同。你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你又过起了类似于以前的放荡生活。你希望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虚幻的父爱,这边又可以不断地寻找两情相悦的男女之爱。渐渐地,你对这种生活产生了依赖。它能让你兴奋。让你得到快感。但这些喧嚣的泡沫下面仍是你孤独的内心。你要不断地填充它。你知道很多东西是靠不住的,知道很多男人不过是在和你逢场作戏(你曾把这个词改为“逢床作戏”),他们利用你,你也利用他们。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并不是好欺负的。你拼命用他们的钱,让他们心痛。如果他们不心痛,你自然有其他折磨他们的法子,比如故意和他们的老婆争风吃醋,不让他们按时回家。你对他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占有欲,并不是说你对他们多么有感情,而是因为你心里的不平衡。你怀着一种恶作剧的心理跟他们交往。不用说,这种放荡而荒唐的日子并不能维持多久,迟早,他们会找理由离你而去,而在他们快要离开你的时候,你先发制人,抢占了主动权,主动离开了他们。你怎么能容忍他们抛弃你呢?虽然他们一个个如释重负,可至少在面子上,还是你主动的。接着,你又有了别的男人,为了彻底把头一个男人打败,你还会故意带着后一个男人到头一个男人那里去炫耀,故意让他知道你又有了别的男人,甚至比前一个更出色。这就是你那次叫我打电话给邹孟辉的原因,后来你还带我去他们公司,可惜那天他出去了,没有见着。你是个在感情上锱铢必较的人。没有其他男人的时候,你的空余时间也是由购物填满的。仿佛只有物质才会填补你的寂寞。你花钱如流水。你从不坐公共汽车,出门都是打的。你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不够用。你什么都想开了。为了和时间作斗争,你迷上了美容,相信那些化学药剂。毕竟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你把美容也当作了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之一。你越来越离不开它。你不知道,每次醒来时,你显得多么苍老。脸上有很多褐斑。眼泡浮肿。美容使你脸上的皮肤越来越薄,没有任何抵抗力。这时,我的怜悯之情便油然而生。你是一个迷途的女人。你的缺点在我面前就像清水里的鹅卵石,清清楚楚。你是一个最单纯也最复杂的女人。那次,我的泪水感动了你,你的泪水也感动了我。你其实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我的眼角,至今还有那泪水的灼热。我爱你,艾约。我像爱一个病人那样爱你。也像爱一个天使那样爱你。我爱你像爱自己。我知道你内心的魔鬼多么巨大多么可怕,但我不怕,我已经打定主意,我要么让你摆脱魔鬼的控制,要么和它同归于尽。
他们都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回来时,他去车站接她。那趟车并非直达省城,而是在离省城有半个小时路程的一个郊外车站停驻。她在车上给他发短信,说下车时会有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送她下车,问他信不信?他故意说,不信。等火车到站时,他在站台上看到,还真的有一个青年男人帮她提着行李把她送到门口。他朝那个男人摆了摆手表示感谢。
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他这个精神病医生还真的把她的病给治好了。他觉得,对于某些病人,只要向他们指出,疾病便会不治而愈。好像他们只需要某种共鸣,某种理解,或某种必要的揭示。仿佛他的手,他的语言,可以化石为鸟,点铁成金。
她开始自己做饭。不一定为了节约钱,但这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她买来菜谱,倒也学得津津有味。每做好一道菜,都高兴得不得了。有时还打电话叫他过来品尝她刚做好的一道菜。为了表示隆重,他就打了一辆车。他说,打车过来尝新菜,怎么样,颇有点古典诗歌的意境吧?看她系着围裙,忙里忙外,胡乱哼着歌曲,发丝湿湿地贴着额角,他不由得笑了起来。他说,越来越像一个好女人了,一个小妖精,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好女人。她的面色红润起来。她不再跟其他男人打那种很调情的电话,也不会当他的面跟赵光发嗲。他又讲过她一回。这次只讲过一回,她就听了,这让他有些感动。现在出门,她会跟他一起去挤公交车。在商场买衣服,也不再像猫抓老鼠似的逗人家玩,懂得尊重别人。她说,她要学着做一个朴素的女人,一个贤惠的女人。以前,她总说她要嫁给他,现在,反而不说了。只是不管他怎么劝说,她也不肯给她妈妈还有妹妹打电话。隔阂深是一方面,或许,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她不好意思。这是好的现象。有时候,羞赧的情感会让人的心灵得到舔治和复苏。国庆长假期间,赵光要来。她很不希望赵光来,但她没有办法阻止。为此她很苦恼。赵光是早晨到的,在赵光到来之前,他们还抓紧时间在一起缠绵悱恻,忧伤不已。甚至在赵光到来之后,她还顽皮地找机会出来见了他一面。
6
他是在赵光来的那次,忽然觉得自己的体内不对劲的。一个陌生的魅影张牙舞爪地窜了出来,让他焦躁不安,内心充满嫉妒。开始他以为是爱情在起作用。毫无疑问,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人。爱上了她的所有优点和缺点。如果说嫉妒,以前他也有。那是他刚对她产生好感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老是想,她又在和谁幽会呢?有一次,他因为出差,跟她分别了近半个月,回来发现她房间的地上有一只烟头,床边有份《环球时报》。他感到奇怪,因为她是从不看报纸的,现在,它却被扔在床头柜上。那段时间,他们刚好闹了点别扭,她可能是为了气他,一会儿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师范大学的教师,一会儿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公务员。他想,说不定那只烟头和那份《环球时报》,就是那个大学老师或公务员来拜访她时留下的。那次的见面,就有些不欢而散的意思。虽然他强装笑脸,可那只烟头和那份报纸一直盘桓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他装作随意的样子问她,你什么时候也买报纸了?她说闲着无聊,那天就买了一份。他轻描淡写地问道,多少钱一份啊?她说,大概是两块钱吧,具体是多少我也不记得了。他心里一沉。因为《环球时报》那时是一块五毛钱一份的。伊拉克战争期间,他几乎天天都买。他又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她并没有抽烟的女友,宁小乔她们都是不抽烟的。后来,他通过间接而巧妙地打听,还真的是宁小乔她们来打过一次牌,宁小乔还带来了她的男友,那只烟头才算得到解释。那份报纸,他自己后来也解释好了,那就是,她并不是一个买什么都能准确地记住其价钱的人。她这个人,对数字没什么准确的概念。那时他完全能够战胜自己的嫉妒。可现在,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事情的苗头早就有了,只是他没怎么注意。比如晚上他会检查自己或她的房门是否拴好,管道煤气的阀门是否关上。有时候,他们都已经睡下了,他会忽然爬起来去检查这些东西。他会趁她在卫生间里的时候,悄悄翻她的手机,查看她的通话记录或短信。如果是陌生的名字,他会找机会旁敲侧击地打听对方的情况。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打的过来,待看到她窗子里安静的亮光,才悄然回去。
不久前,她说她瞒着他在外面兼了一份职。一家销售公司的老板正要找业务经理。他们在××大厦同乘电梯上楼,那位老板一眼看中了她,叫她来公司,按业务提成,一笔大业务就可以赚几十万。她兴奋得很。她告诉他的时候,据她说,她已经在那里上了班,那位老板还单独约她在一家高级宾馆的客房里谈过一次。开始他以为又是她耍的小诡计。如果她真的想瞒他,又怎么会告诉他呢?但她还真的拿出一盒刚印的名片给他看。她似乎对自己一下子当上了业务经理很高兴。其实谁不知道现在的公司里,只要是负责业务销售就是业务经理呢?她说眼前有一笔大买卖,如果能谈成,她至少可以赚五十万,等赚了五十万,她就跟赵光离婚,付了赵光二十万后,还剩三十万,他们就可以把全国的名山大川游个遍,再去欧洲,去美国。此后她就忙了起来。当然她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一会儿说在陪客人吃饭,一会儿说在公司开会。她让他听手机里的杂音,还真的有个人在讲话。有一次,她忽然跟他来电话,说一个重要客户晚上在宾馆约见她,她问去还是不去。他说,不去。她嘻嘻笑着,说,有五十万呢。他没好气地说,那你自己拿主意吧。
他为此伤脑筋。她是真的那么天真还是故作天真呢?他看不出她在商业上的特殊才能。难道钱真是那么好赚的?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果真有这么一笔业务,她要谈成,不用说要付出什么代价,一种是她的感情产生了转移,对他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厌倦了。她的喜新厌旧的毛病又发作了。
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作为一个病人,她已经痊愈,而他却发病了。现在,她的体内产生了抗体,那魔鬼放过了她,而窜到了他身上。他越想越觉得这是很可能的。他是凡人,可他担当了一回上帝的角色,所以该遭此谴。与魔鬼相比,他势单力薄,根本不是它的对手,结果是,魔鬼附体,他变成魔鬼。
国庆节长假,她说赵光要来,他忽然想,真的是赵光要来吗?据他所知,以前都是她回上海探亲的。她说她的很多个夜晚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她说得泪光闪闪,楚楚可怜。赵光有糖尿病,一出门,针头和药瓶子要带一大堆,所以他一般是不会长途旅行的。是不是她和那个老板或其他什么人要在一起度过这难得的长假呢?他被这个念头折磨着。
他想,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事实真相。这在医学上叫系统脱敏疗法。他一方面装作很相信她的样子,说他刚好也利用长假回乡下看看父母,何况作为医生,他们的假期也没有她那么长,总之这个假期他会很忙,没空跟她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开始跟踪她。
他没意识到,为了治疗一种病,他会染上另一种病。魔鬼开始显露出它的三头六臂。
赵光到来的第二天早上,她偷偷打他电话,知道他还没有回乡下,便说趁赵光还在睡觉,她要跟他见面。她说这时候见面很刺激。她果然打的来跟他见了一面。他心想,你大概是想亲眼看着我踏上下乡的火车吧,那好,我就让你放心。他顺势和她缠绵了一会儿,然后跟她一起去火车站。他们先在售票点买好车票,到了那里,就可以直接上车。她送他到检票口,他拍了拍她的脸蛋,叫她不要送了。他们挥手再见。
他在半路下了车。回到省城已是晚上。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理智告诉他,他不能这样做,可他的脚步总是抢在他头脑前面。他悄悄潜到她楼下,见她房间里没有灯光,只好到外面走了一圈。回来,还是没看到灯光。他想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过了十二点,学校关了大门,那时就出不去了。他又到她平时喜欢去玩的那些地方转了转,还是大海捞针不见踪影。有时候,他看见一个背影很像她,疾步近前却发现不是。还要提防真的是她,他只好从旁边开溜。他想起了一些往事,想起他们曾打的到一家早已关闭的电影院去看电影。到一家很偏僻的招待所住宿。在大桥上,她忽然说她要跳下去。在公园里,他们莫名其妙地争吵。有一次,他们到一家上海人开的足浴城去泡脚,她和老板娘说了半天上海话。你看,她既那么讨厌上海,又那么急切地说上海话,或许,在她心里,她是以一个上海人自居的,虽然她在那边遭到了排斥和驱逐。那天晚上,他一无所获。回来后做了许多噩梦。一会儿梦见跟她在一起的是一个老头子,一会儿梦见跟她在一起的是一个老女人。一会儿梦见是赵光,赵光比照片上的赵光显得年轻,脸上没那么多皱纹,下巴也没那么苍老,后来赵光忽然穿上了一件蓝花花的上衣,变成了费翔。一会儿梦见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
第二天一早,他又去找她。他躲在树丛后面观望。她依然门窗紧闭。这一天,他像条疯狗似的,在精神病院和大学的小区之间来回奔窜。他的样子像恋爱。他冲到路边,手在空中划了一下,一辆的士猛然停在跟前。他懵懵懂懂上了车,说,快,××大学。车子调转了方向。快。快。路口。红灯。快。快。一整天,他都在重复这个动作。
他越来越瞧不起自己了。他强颜欢笑地给她发短信:下午顺利到家,毋念。父亲身体尚可,只是母亲起居大不如前。田野风景很美,以后,你和我一起来吧,你说你最想钻一钻乡下的草堆,我已叫父亲特意留了一个在那里。他一面像个侦探似的鬼鬼祟祟,一面又像个失恋的狂徒,眼窝深陷眼泡浮肿。
他担心晚上做噩梦,结果真的做了噩梦。他希望梦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免得她下落不明,结果梦里的那些男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她跟他们打情骂俏,在床上翻滚。他想他应该失眠了,那天晚上他果然没有睡着。他想他应该头痛、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对人缺乏热情,果然他就开始头痛注意力不集中。那天和涂荣广对面相碰,涂荣广跟他点头,他理都不愿理。他一遍遍地到水龙头下洗手。摸了手机要洗手,在外面吃了饭要洗手。他的肝部开始隐隐作痛。他知道,精神分裂的前兆是,对人冷淡、与人疏远、对亲人怀有敌意、少言寡语、独自呆坐、无目的漫游、生活懒散、不守纪律、对人劝告不加理睬,他都已经按那些要求一一做到了。他翻出相关资料和笔记,把它们一一熟记。由于他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他不得不花比以前更多的工夫。他慢慢地、一条条地记着。如果还记不住,他就生气地把那些纸条吃了下去。几天下来,他已吃了很多这样的纸条了。这导致了他的便秘。——很好,便秘也是精神病人常见的症状之一。这么说来,他已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无疑了?对,他还应该怀疑自己有病,于是他马上如愿以偿。他记录了一个想方设法打开楼道口、然后站在屋顶上想从那里跳下去的病人,那个人见不得被封住的东西,即使是冬天,也大开窗户让北风长驱直入。他因楼道口被封一直烦躁不安,后来他终于把楼道口打开了,但他并不认为是在跳楼……等他意识明白的时候,才骇然发现自己正站在阳台的栏杆上。烧开水时,忽然停了电,临出门他还回头检查了一下,确定已经把热得快拔离了电源,但回来时他惊讶地发现热得快已经烧断了,瓶胆也已经爆裂,一地的碎片。他不明白是谁把它又插上去了。难道他跟他的病人一样,要把煤气完全打开,才不会担心它没有关上?他听见涂荣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声音越来越响。他听见艾约在和他不认识的男人放浪形骸。他们在嘻嘻地嘲笑着他。那天他看到那做父亲的爬过铁门带着被咬掉了生殖器的儿子向外奔跑时,他忽然也有了一种强烈的爬上去的冲动。他偷偷到人事处想查看自己的档案。每次经过运钞车时他心惊胆颤担心警卫的枪走火。他仔细观察过,那都是冲锋枪啊。他担心自己和某个正在被人追杀的家伙长得很像,他们随时都会从背后朝他开枪。他想把自己的字写得谁也不认识。想脱光了衣服在大街上狂奔。想破罐子破摔不上班不洗脸不吃饭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许多精神病人有一种典型症状是“木僵”:言语、动作和行为明显减少,笨拙,或者干脆不言不动、不吃不喝,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不变。于是第二天一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坐在那里,也如石块一般僵硬了。他走上前想撼动那块石头,结果这一个自己也被吸附过去变成了石头。他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自己这块石头神奇般地越来越大。
第四章
1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单位办公大楼。院子里照例停着许多车子。门卫老张戴着手袖背着手在那里走来走去。如果是外单位的车子,老张会很凶地轰着人家。经人家摇下玻璃再三申告,他才放行,并指着一个方向让你沿着前进,稍有差池他又跳了起来。因此老张的那条戴了袖章的手臂总是伸得特别的直。但说实话,他对这门卫的作用还是有些怀疑的。他已接连在院子里丢了三辆自行车。并有两次都是锁在铁栏杆上。锁车的地方空空荡荡,他脑袋一嗡。开始丢的是在解放路买的那种旧车子。众所周知,那是专门卖旧自行车的地方,夫妻或兄弟形成偷卖一条龙的流水线。以至他再买旧车的时候,不禁拍拍座垫,对卖方说,车是好车,只是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回到你这儿来啊!卖车的中年妇女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那种微笑,就像你朝佛像前的水缸里丢硬币,眼看着硬币摇摇摆摆斜下去了,圆阔的水面也不过抿了一下嘴唇。当他刚把一辆旧车骑出感情来它又丢了之后,他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买旧自行车了,正是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喂养和促进了这一市场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们越是频繁地光顾这里,丢的车会越多。如果大家不贪这个便宜,他们的车卖给谁呢?既然卖不出去,他们偷那么多车来干什么呢?所以此后他买了新车。为了防止新车被偷,他锁了两把锁。他在上下班的车流中,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辆车子上都挂了至少两把锁,有一辆电动车,居然挂了四把。他掏出钥匙。他已经看到他的自行车了。有一辆面包车头朝外屁股朝里挡住了大门,既不进来也不出去。奇怪,老张怎么不管了?不过不要紧,他可以侧着身子从车和大门的夹缝里挤出去。
正在这时,忽然从面包车上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似乎对着手里的什么看了一眼,其中一个人还在打着手机。他们走过来对他说,禹漱敏,跟我们上车。
他说,你们是什么人?要我上车去干什么?
他们说,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们看过你多次,只是你没注意到我们。
他说,可我真的记不起你们了,你们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们上车的。
他们说,上了车,你自然就知道了。
他想,他大概是遭到绑架了。电视和报纸上经常说,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绑架案。可人家来绑架他干什么呢?不管那么多了,他扔下车子掉头就跑,心想现在还来得及。
那几个人早就防了他这一手。一个人眼疾脚快,挡住了他的去路,另两个人架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车里。临上车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背着手站在那里的门卫老张,他想朝老张喊,可嘴也被人家捂住了。他注意到,大概是担心别人看不到臂膀上的红袖章,老张背着手站在那里时,还故意微微侧着身子。
2
他被按在车里一动不动。还好,嘴巴被放开了。他喊道,你们是谁?让我下去!没人理他。他的喊叫很快在车里消失了。被座垫和靠背上的海绵吸走了。他说,你们卑鄙!发动机嗡嗡着。他想用脑袋撞击车窗玻璃或顶盖,很快,脑袋也被摁住了。他挣扎着,转过头来咬那些按着他的手,结果换来的是一块抹布。他闻到了浓浓的机油味。
车子停下时,他还在挣扎。抹布一拿开,他又开始了喊叫。他想,他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喊叫呢?犯罪分子之所以那么猖狂,就是因为敢喊敢叫的人太少了。对此,他早已作好了准备,随时准备反抗准备喊叫,不管是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还是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在犯罪。他是公务员,不是小公务员;他是市民,而不是小市民。作为一个市民,他应该懂得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不仅仅是每天晚上坐在那里看鸡毛蒜皮的都市现场节目或无聊的电视剧。
但他忽然停止了喊叫。车子停下了。那几个抓住他的人,忽然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件蓝白相间带条纹的衣服。他们把他带下了车。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们手里拿的是病服。他已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那个人抓住他,扒他的衣服,想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换上病服。
他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又大喊大嚷起来,并且拔腿就跑。当然是跑不掉的。他的脑袋和四肢被重新按住。他们把他摁倒在医院大厅的一张长木凳上。两名穿白大褂的护士立即将他的手机、证件、通讯簿、钥匙等东西搜走。
他听到有人说,先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他的脑袋被额头朝下下巴朝上摁着。从一个人的腿间,他看见另一个人穿着白大褂站在那里。那个人身材魁梧,为了看得清楚些,他又把脑袋动了动。他认出来了,那个人是医院里的涂荣广主任。
两只肘子压住了他后背。
一股冰冷的液体被推进他的血管里。
紧接着,他的衣服也被扒掉了。宽大的病服像既成事实一样牢牢罩在他身上。
他说,我要见梁医生。
涂医生说,现在,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他嚷道,谁说我有病?谁说我要你们治疗了?
涂医生说,你现在是一个病人,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你说的话算不了数。
他说,我没病。
涂医生并不想跟他争辩什么,只是招了招手,接着,他被扭送到涂医生的办公室。他看到,斜对面的梁康蒙诊室关着门。
他说,是谁要把我关到这里来的?
这回,涂医生说话了。他说,我们是受你单位的委托,收治你的。
他睁大了眼睛:什么?单位?
涂医生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打印材料朝他晃了晃,并翻到最后一页让他看了看盖在上面的公章。
他吼道,这是诬蔑!
涂医生示意他身后的人让他坐下来。于是他感到自己的脊椎被猛然折了一下,他的腰和腿一弯,坐下来了。涂医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开始提问。
姓名?
你知道。
严肃一点,我们这是在给你作初步鉴定,你不配合,只能说明你狂躁偏执。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
他瞪了一眼。但他忽然显出玩世不恭似的神气来,有些嘲弄地打量着对方,说,那好吧,你大权在握,尽管问好了。
姓名?
禹漱敏。
年龄?
三十二。
职业?
公务员。
现供职于何单位?
省××局××科。
前段时间,你是否经常来我院就诊,怀疑自己出了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的。
你是否觉得孤独,和环境格格不入?
是的。
他摆了一下脑袋。这是多年伏案形成的类似于职业病的习惯。坐在那里时间长了,就会用力摆一下头。
你是否觉得自己郁郁寡欢,精神萎靡不振?
是的。
最近是否经常失眠,头痛,记忆力下降,常做噩梦?
是的。
你是否怀疑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是的。
你是否产生过幻觉,仿佛听到了那些?
是的。
你是否越来越觉得和别人交往困难,或者说,根本不愿和人交往?
也许。
近来,你是否逐渐表现得有些不遵守纪律,迟到早退较多?
有一点。
是否感觉工作效率没有以前高?
不知道。
涂医生点点头,朝纸上写了点什么。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接着问:近来,是否一方面对单位或其他事情兴趣减少,与人交谈时容易走神,另一方面又容易激动,会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
请问,什么是小事?
注意,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请回答。
伤及到人格和尊严的事是大事还是小事?
注意,请直接回答。
那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会因小事激动或流泪,比如一个卖菜的乡下老太婆挨了城管的打,或者一个人爱脸红,就被人怀疑是小偷。还有一次,我在去山里旅游的石级上踩死了一只虫子,我一直为此内疚。那一年冬天,下着很大的雪,我在一家高级宾馆的酒楼里看见了一只悠然自得的蚊子,你说,要让那只蚊子安全过冬,要用多少能源维持那里的空调?你说,这些是小事还是大事?现在,你们无端说我得了精神病,这是大事还是小事?
这时,他才感觉出,自己的肩膀一直被人用力摁着。
涂医生说,那我问你,你是否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病?
没有,梁医生跟我说过,一个知道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的人,是没有精神病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没有精神病?
是的。
那我告诉你,不承认自己有病,正是精神病人的突出表现。每一本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书上?难道书上就没有错误么?
我再告诉你,你这是敏感多疑。属于精神病患者的性格改变。
荒唐,太荒唐了,照你这么说,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
你粗暴无礼,自私傲慢,同时出现了推理判断障碍和妄想观念。
你这个书呆子,反正我没病!
感知障碍。
去你妈的!
那我现在就把我们初步的鉴定结果告诉你,你患了躁狂型精神分裂症。
3
他被关进了医院的强制病区。刚开始,他整天大喊大叫,可每次折腾都是以一针冰冷的液体被强行推进他的静脉血管而结束。他不肯服药,会有人来撬开他的嘴巴。这些景象他以前在电影里看过,没想到现在应验在自己身上。他想,再这样下去,他真的要变成神经病了,那时,他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都没有证据。人家会说,你看,你不已经是一个精神病人了么?就像小时候,看到巷子口有人算命,大家说,那个瞎子算得真准,说××和××要分手,没多久,他们就真的分了手。可他总是想,不是算命的准,而是××和××自己在心理上配合了那个算命的,让他的谶语变成了现实。所以他劝自己安静下来,不要让那个姓涂的自以为得计。
他开始装出配合的样子。强制区的病人,有的完全被绑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有个人不但大喊大叫,还见谁打谁。听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以前在这里住过院,后来家里没有钱,治不起,让她回家休养,谁知在家里经常打人,有一次把她妈妈都打伤了。这次是因为她趁邻居出门时,用一把菜刀在邻居八岁的女儿脸上划了十几刀。现在她躺在那里,还嚷着给她刀,刀。他还看到一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医生把他绑在那里,在他身上涂满了各种液体,有米汤,脏兮兮的柴油,墨水,染料,甚至还有臭烘烘的大粪。那个人嘶哑着喊道,让我死吧!可医生还在颇有耐性地把脏东西往他身上一层层地慢慢涂抹着。据说那个人有严重的洁癖,一天要无数次地洗手,洗澡,洗脚。有一次停了水,他就忽然犯了病,狂叫着要去找自来水公司的人拼命。禹漱敏猜想,这种疗法大概就是要让一个敏感的人变得麻木,有洁癖的人不再有洁癖,可一个人敏感和有洁癖真的完全是坏事么?照这样说来,屈原和陶渊明也是有精神病的,应该去接受一下电击或满罐疗法。精神病院的医生们是大多不会管有没有《离骚》和《归去来兮辞》的。至于那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变成“良民”呢?他笑了笑。他想他不能被绑住。他把药片含在嘴里,等护士转过身,忙吐在手心里,再想办法处理掉。刚开始护士的监督很严,为此他练就了一门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的本领。他的舌头轻盈灵活,每和他合作完成一回这样的恶作剧,都要让他张开嘴巴乘个凉什么的。他和它配合默契,心照不宣。他竟然从中找到了乐趣。又过了几天,他才被转移到普通病房。
在这里,要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在指定的地方散散步。听说还可以被探视。家里人肯定很着急了。岳父,妻子,女儿,哪一个离得开他呢?他们是否知道他被关在这里呢?他曾多次设想自己出了什么意外事故,把他们扔下,他们一个个都不知怎么办。比如说他突然失踪,或出了车祸,像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变成了幽灵,他能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他,甚至刚开始,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已是一个幽灵了。为此他不免自问,现在,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幽灵呢?
他后悔那次不该跟谭霞成吵架。或许,他真的有神经病,居然怀疑那件事跟妻子有关,居然怀疑她就是那个人。妻子是他以前的同事,那时,他们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他考上公务员后,妻子不服输,说,明年我也去考个公务员玩玩。第二年,她真的考上了。那时考公务员不像现在人这么多,听说今年的录取比例是五十比一。考上后,妻子洋洋得意。他请她和女儿吃了顿巴西烧烤。他还记得他向妻子求爱时的情景。那是学校为优秀教师组织的一次旅游,他们都去了。晚上,她忽然敲他的门,问能不能到他房间里来洗个澡,因为她那间房里满是人,他们在打牌,跟他同住一间房的人也打牌去了。她不喜欢打牌。他也不喜欢。他激动得手忙脚乱,心想,她这么信任他,至少,对他也是有好感的,不然谁会提出这么大胆的请求?在她洗完澡,脸上红扑扑湿漉漉地从洗澡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邀请她去散步。在月色中和梧桐树下(那时,许多城市的街道两旁栽着的是法国梧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清一色的樟树),他呼吸急促,忽然问她,我们这样,是不是已经是那方面的朋友了呢?她故意装糊涂:那方面是哪方面?他急了,说,就是说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他看到她在笑,于是明白她其实早已懂了,他不禁勇敢地上前去抓住了她的手。
她上班的地方在市政府。前不久,市政府的一个领导被抓起来了。报纸上说得很明白,检察机关从那位领导的抽屉里搜出来了一本日记,上面不但记载了许多行贿受贿内容,还有他给情妇们买的许多贵重物品的清单。他仔细地看了报道,上面说日记里提到的身份暧昧的女人有数十个,其中有“唐××”、“刘××”、“周××”、“秦××”、“谭××”和“李××”。报纸上当然不会出现真名,但越这样,他就越觉得那个“谭××”是她。谭霞成上班时和那位领导只有一墙之隔,并且要经常向对方汇报工作。她是市政府大院里最活泼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其实就算不是最漂亮的,恐怕也难逃厄运。报纸上说那个家伙贪得无厌,好色成性,对于眼皮底下的猎物怎会轻易放过?
那天,主任忽然很热情地问他:你爱人好像姓谭吧?起先他没明白,后来看了报纸才反应过来。办公室订了这份报纸。而且整个大院里,每个科室都订了这份报纸。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他走到哪都感觉有人指指点点,甚至别人正在面对面说什么,一看到他,马上闭了嘴,等他转过身,又开始嘀咕。
他记起来,有一次,他把手从她衣领里探进去,忽然问她,如果你们领导勾引你,也像我这样把手插进你衣服里,你怎么办?她说,我会请他自重。说着,仿佛他的那只手果然变成了领导的手似的,她厌恶地皱了皱眉,把他的手打开了。他暗暗松了口气,但她那个打的动作,未免有些轻佻,所以他马上又问,如果他死皮赖脸呢,或者以工作为由要挟你呢?同时,他再次把自己的手当作她领导的手,重新从她的衣领里插了进去。她依然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打开了。这次,她的动作让他比较满意。他想了想,又说,如果你们领导长得帅,又经常买你喜欢的东西送给你讨你的欢心呢?她抬起头,忽然说,那我就答应他。虽然她马上把紧绷的脸皮松开了,可他觉得,也许她刚才的玩笑并非完全是玩笑。就像有时候她问他喜不喜欢别的女人,他的回答也半真半假一样。
这样一想,类似的疑点就越来越多了,比如他们正在做爱,他会忽然发现她眼睛望着别处。她的拎包里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礼物出现,有时是一条项链,有时是一只玉坠,还有一次是一瓶高级进口香水。按道理,这些东西是要他陪她去买的。有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有时候,她推说单位上有应酬,回来得很晚。还有,她明明在发短信,看到他,马上就中止了。他听到她在打电话,可他一进门,她就把电话挂了。
那位领导被抓起来后,她单位上也闹翻了天,有一段时间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许多职员被有关部门叫去调查或谈话。紧接着是单位宿舍里,年轻或不怎么年轻的夫妻吵架越来越频繁。单位上的那张报纸,开始好像被谁故意放在极醒目的位置,等他后来去找,又怎么也找不着。他到报亭重新买了一份,带回家,放在茶几上,看她的反应。她瞄了一眼,果然不自在。又过了一会儿,她借抹茶几之机,做贼心虚地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篓。
他把一切看在眼里。他走过去,把报纸捡起来,重新打开。他说,还没看完呢。说着,翻到那篇新闻,装作刚刚看到的样子,惊讶地说,呀,是你们单位的呢。然后用缓慢的语速把文章朗读了一遍。
他说,你们领导,有那么多女人啊。
他说,也难怪,我要是他,也会这样的,手下漂亮女人那么多,他有权有钱,而那些女人,既要满足自己的物欲,又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刚好他两者都能提供嘛。
他说,说实话,我认为这件事,责任不完全在他,我倒挺同情他的,他被那些女人利用了,他成了她们满足物欲和虚荣心的工具。
他唠唠叨叨,一会儿旁敲侧击,一会儿指桑骂槐。她说你有完没完,他说没完。
他们吵了起来。
随着争吵的升级,他干脆说道,对,我觉得那个“谭××”就是你。
至此,那遮掩的东西完全撕破了,他们从热战转入冷战。
以前他是个很勤快的男人,下了班总是忙这忙那,他热爱美食,喜欢烹饪,厨房里是一把好手。以前,她每次下班推门进来,看到的是系着围裙、眼镜上蒙着一层雾气的他和桌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点彼此单位上的趣事,然后哈哈大笑。饭后,他们手拉着手沿着街道或公园的湖堤散步。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家里不再热腾腾的。他们的表情很干燥,风一吹,冷漠的细屑掉下来,满屋子飘飞。
他也想到过报复。有一件事,就是她在饭桌上告诉他的,物价局的一个人,老婆被领导搞了,他想报复,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报复才好。后来他忽然想到了写匿名信。他把那个家伙的贪污受贿玩女人都写了,信寄出去后,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想找黑社会的人教训那个家伙一顿,他问别人,你知道黑社会的人在哪里吗?别人都摇头。他很奇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事件,电视新闻里几乎天天有,可他就是找不到他们。他又去想勾引那个家伙的老婆来求得心理平衡,谁知人家根本看不上他。末了他只好故意到红灯区去染了病,然后他就像一个播种的人,幸灾乐祸地等待预想中的事情一步步发生。不久,他果然在性病医院里碰到了那个家伙。他对那个家伙笑了笑,那个家伙也仿佛认识他似的对他笑了笑。不过他还是很心疼,治这种病,毕竟要很多钱。这时他看见那个家伙叫医院里开了一张发票,并且金额比实际所花的还要高出许多。他没想到那个家伙不但没吃亏,反而还赚了一笔。
可是,他怎么能这样报复谭霞成呢?他不会那么傻。她是他妻子啊,他们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这样下去,受伤害的只能是他们自己。他决定打破目前的局面。以前小吵小闹也是有的,但那是甜蜜的调味剂。每次争吵过后,彼此间的热烈倒增加了一倍。有时候为了追求这种热烈,他们还会故意制造一些争吵,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他们都是对生活很负责的人。在这方面,他甚至是个急性子。如果她心里有什么疙瘩,他一定要给她解开。不然他比她还难受。打个比方,如果他打算跟她离婚,也一定要马上离成,好让对方和自己开始新的生活。他最怕彼此耗着。这么长时间,他和她都没有想到离婚,这说明他们并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那件事,他也想开了,即使真有那么回事,他也会原谅她的。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人都有弱点。那是人性的弱点。说不定,那些项链香水什么的,是别人用来贿赂她的,她不好意思跟他讲。现在,什么地方没有贿赂呢?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的。她本身就是一个办事能力强的人。再者,换了一个角度想,假如那日记完全是该领导的虚构呢?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出于某种病态心理,故意编造了那些日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说来,把当事人的日记作为办案的重要证据,是合理的么?还不说日记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相关部门在行使法律权力的时候,是否也践踏了法律本身呢?
他又开始思考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变得两眼放光旁若无人了。那天他忽然抓住她的手,问她,把日记作为犯罪证据,你不觉得有些荒唐么?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曾在老师的授意下虚构了许多日记,有一篇还得了奖。
她把手抽了出去,不理他。
他说,我也很荒唐,居然被迷惑了。
他自我检讨着,忽然一句话触动了她什么地方,她终于笑了起来。
她说,你神经病!
什么?你也说我神经病?他胸口一紧。
她见他变了脸色,忙问他怎么回事。其实单位上的事,他很少跟她说,要说也是说轻松有趣的事。他跟主任之间的矛盾,还有他偷偷到精神病院去看过医生,他都没跟她说。他在网上查找相关知识。他把自己近来的身体和心理表现跟网上逐一比对,不禁大惊失色。这时他仍然笑了笑,说没什么,家里冷了这么长时间,忽然开了冻,我太激动了。他站起来,转过脸,眼里盈满泪水。
现在,谭霞成急成了什么样子呢?
4
他说,我要见梁医生,在你们医院里,我只信任他。
护士说,好啦好啦,我一定会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
他皱了皱眉说,别用这种跟小孩子说话的口气跟我说话,告诉你,我没疯!再说,即使我疯了,也不是小孩子。你们怎么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把什么人都当成小孩子?不,不仅仅是你们,其实很多人都这样。他们说,好不好呀?下面说,好。对不对呀?对。行不行呀?行。
护士笑了起来。那种笑容,在他看来,也是讳莫如深或正中下怀的,仿佛他刚才的那些话,正好印证了他们的诊断,或者,又可以让他们给他一个新的病名。不知怎么的,他在念叨“病名”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识中却是“罪名”。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它们也的确相去不远,比如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一直想不通,孤独怎么可耻呢?难道在他们看来,孤独或不合群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他们说,容易被小事激动也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那么究竟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它们到底由谁说了算?他们大概是想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把每个人都修理成同一个模样吧?
因此他迫切地想见到梁医生,想跟他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也许,只有他才理解他。
那段时间,和梁医生交谈几次后,他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在梁医生的指导下作了一些心理调试,效果很好。他和梁康蒙几乎成了朋友。至少,他在心里是把梁康蒙当朋友的。可精神病院也跟外面一样尔虞我诈。从梁医生的话中听出,他在这里并不开心。
他怀疑护士没把他的话当话,根本没把他的要求反映上去。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谁会把精神病人的话当真呢?
他又喊了起来。
这次,终于来了人。是涂医生。涂医生说,梁医生休假去了。
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涂医生注视了他一会儿,说,梁医生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了,你一定会见到他。
他安静下来。他像一个病人那样安静了下来。在别人眼里,他肯定是这样的。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害怕。他想再用吵闹和喊叫来表示他的反抗,但那样,他们会再次把他送到强制病房,进行捆绑、电击和注射。
他想,我还是装糊涂吧,就像他在单位上那样。此刻谭霞成一定在为他奔走,会尽快救他出去的。
5
××精神病院,兹将我单位科员禹漱敏近来的精神卫生情况报告如下:
近阶段以来,被送人禹漱敏行为异常,按道理,作为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应该懂得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可是他逐渐表现得不遵守纪律,无故迟到早退,甚至不经请假就旷工的现象也屡次出现。外表上不修边幅,十天半月不刮胡子,而且据其妻子谭某讲,近阶段生活懒散,不愿洗澡换衣服,最长的一次,内衣穿了两个多星期才换,外衣更是长达一个月之久。精神易激动兴奋,易与人发生冲突,工作学习和其它活动注意力均不能集中,自控能力差,精神萎靡不振,对人冷淡、与人疏远、对亲人怀有敌意(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少言寡语、独自呆坐,或无目的漫游,对同事的劝告不加理睬。行动越来越迟缓,在办公室里经常端坐一隅,纹丝不动,对其他人的进出毫不关心,甚至失去起码的礼貌。具有自恋人格倾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整天戴着耳机,尤其喜欢听贝多芬,对具有疯狂性的音乐有特殊兴趣。
被送人疑病观念很顽固,两月前,他屡屡外出,到精神病院还有其他医院作了各种检查,担心或相信自己患有某种疾病,希望得出患有疾病的结果。具有一定强迫观念,反复检查字是否写错,门窗没有关好。据其妻子讲,在家里,他也会反复检查电灯、水龙头或煤气开关等。由于觉得手脏,床单脏,就反复洗手,要妻子洗床单。在单位,也经常看到他洗手。只要动身便是洗手,不然就不动身。或者怀疑自己刚说过的话或刚做过的事有错误,就反复多次地询问周围同事,求证自己的表现。他明知这样的行为没有必要,却不能控制,否则就会焦虑紧张,痛苦不堪。
被送人对各种事物兴趣减退,孤僻任性,沉默少语。与同事交谈时不注意倾听或很少回答,情绪多变,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且伴有幻听,内容荒诞不经,常怀疑有人在背后议论或辱骂他,逐渐形成与周围完全对立的局面。近阶段以来,工作能力也大大下降,很简单的日常工作,他连起码的程序都忘了,比如材料的格式,科室里的程序,语法等等。在和同事的语言交流中,常常答非所问,言语支离破碎,语句缺乏联系。思维过程也很缓慢,以至影响言语速度。性格反常,无故发脾气,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而且,其情感反应与环境非常不协调,与思维内容不配合,甚至出现情感倒错现象。比如单位拿了先进,明明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却表现得忧心忡忡。我们省城被评上了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他却冷嘲热讽。看到别人笑,他觉得刺耳。据谭某讲,他很反感她看电视剧、相声、同一首歌、挑战主持人、相约星期天等等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只希望她看新闻调查、社会纪录、法治在线等节目。被送人具有某种比较明显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竟然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意义,说原始社会的人们也照样活得很快乐,说马克思当初对人类社会的阶段划分是完全错误的,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只有两种,那就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说中国的历史书应该完全重写,不应该给秦始皇唐太宗朱元璋这样的人以大量的篇幅,不然会导致更多的权力崇拜,现在的很多宫廷电视剧就是证明,有许多亡国之君倒值得大写特写,他喜欢看外国足球不喜欢看中国足球,说很多人把体育和爱国混为一谈,说现在关于2008年奥运会谈得太多以至他一听到福娃娃就想吐……
另,据同事们观察和与之交谈,发现其有比较明显的知觉障碍,有躯体不适感,如时常觉得头部沉重,脑子模糊不清,他曾跟同事说,这段时间,他感觉自己的头部好像和身体分开了。并且经常头痛、头晕、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失眠、做噩梦等。时常感到受了控制,要摆脱单位所有的纪律与规章制度。即使是大热天,也穿着厚衣服,戴着帽子,仿佛要把自己藏起来。另一方面,又常表现出被迫窒息,即使大风大雨,北风呼啸,他也要把窗子打开。极不习惯空调,认为空调有某种强迫意味。强迫他呼吸某种他不想呼吸到的气体。
被送人有强烈的灾难妄想。坐车担心出车祸。步行会担心楼上掉下玻璃,坐在屋子里担心天花板出现裂缝,怀疑跟每一个同事都有纠纷。据他妻子讲,他几乎每天都会幻想妻子或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然后被自己的想象折磨得发抖,好像事情真的已经发生。另,被送人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前阶段他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事情的起因是谭某单位的领导因贪污被起诉,检察机关在该领导的办公室搜出了一本日记,上面除了领导的受贿记录,还有他的私生活的描写,比如跟哪些女人约会、送了对方什么贵重礼物等等。被送人便怀疑日记里的谭××就是他妻子,为此想出种种办法来试探,对妻子横加指责,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到目前为止,他的怀疑仍未消除,并扬言,他一定要报复他的妻子。这件事让他觉得很丢脸,心情压抑,郁郁寡欢。
被送人的躯体障碍也很明显,据观察,常有出汗、口干、胸闷、吞咽困难,腹泻或便秘等症状。有时候,他一天上好几次厕所,有时候则恰恰相反,上一次厕所要呆好久,且伴有呼吸急促,头昏出汗,四肢冰凉等症状。最长的一次,他在厕所里蹲了三十多分钟,而且什么都没拉出来,这是单位同事亲眼所见。他经常表现出胃肠不适,食欲下降,多次拒绝和单位同事就餐。睡眠障碍突出,该睡时头脑清醒,该醒时昏昏欲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送人有家族精神病史,其父在他五岁时,因精神分裂症自杀。并且据调查,其父曾犯重大罪行被判刑劳教,1978年,发病后保释就医,不久便服毒自杀。
至于有无阳痿、早泄、遗精等症状,因涉及个人隐私,待考。
综合以上诸种症状,我们认为被送人禹漱敏行为异常,情感、思维和知觉均出现大面积障碍,性格剧烈扭曲改变,类神经症状明显,已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同时,被送人具有固执的反治疗倾向,对自身精神活动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障碍,不能对自己的病态表现进行分析和批判,反而认为自己的病态知觉、思维、言语和行为正确,不肯承认自己有病。故现将其送至精神病院,请予以确诊和收治为荷,不胜感谢!
6
涂荣广处理完一个病人,才下班回家。这个病人从九岁开始喝酒,后来发展到每天喝烈性白酒不少于一斤。为了戒酒,指头都砍断了两根,可每戒一次,酒量又大了一分。以至骨瘦如柴,全身发颤,经常出现谵妄状态,这次他被几个子女强行送了过来。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慢性酒精中毒导致了精神障碍。
他给病人实施的是厌恶疗法。他摆出十二个玻璃杯子,在其中的九个杯子里装入烈性白酒,在另三个杯子里装入自来水,把它们随机摆放,然后让病人随意拿起一个杯子去闻,如闻到盛酒的杯子,就给他一次电击。他相信,经过几周的治疗,病人酗酒的恶习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他只有上班的时候才感到快乐,下了班就有些烦。
回到家里,不出所料,老婆苏红果然还没回来。
他的耳朵里仿佛又掀起了一阵阵麻将的搓动声。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苏红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同事家打牌。
他们住的是苏红单位的改造房,市邮政局以前的集体宿舍。也就是说,他们家的楼上楼下都是邮递员。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好像他是被人托运或寄存的包裹。这样,他们吵架的时候,苏红就显得理直气壮了。她说,你不愿住就搬走。
可当初,这套房子,无疑也是他追求苏红的动力和砝码之一。是放在了他内心的天平上的。他是外地人,在异地工作不免有漂泊之感,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这个城市的人都会放鞭炮,他讨厌得要命,一听到鞭炮声,他那异乡人的感受就异常强烈。后来,他和苏红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这里的人真讨厌,怎么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放鞭炮。他的抱怨引起了苏红的共鸣。作为本地人,她也很讨厌这个陋习。因为这,她在有些场合都不愿承认自己是本地人。可他,直截了当地批判了他们的陋习,让她产生了好感。
但是她没想到他们在结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他也像其他人那样,清早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那天正是农历十五。
那挂鞭炮预示着他们的婚姻生活由各取所需和南辕北辙所带来的不幸。
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充斥着傲慢的邮政系统职工的地方。苏红是顶她妈的职进了这个系统的。楼道里常年弥漫着一种油漆的味道。奇怪,并没有什么油漆,可他闻到的就是这种味道。他在邮局见过他的邻居们,有的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会算错。他们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这些人没什么别的追求,又有的是时间,下了班就互相串门打牌。苏红很快就上了瘾。由于经常熬夜,手背的皮肤便格外粗糙,不小心碰到她的手,会以为是一个老女人的手,他不禁被吓了一跳。不过他并没有提醒她注意护理之类。他曾想买一套房,但怕离婚时财产分割让苏红占了便宜。他是不会让苏红占便宜的。现在他的工资比苏红高得多。这几年,精神方面的疾病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原来,他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里,那个整天说胡话的王阿姨和看到人就会把裤子脱下来的丑阿金,都是得了精神病的,如果是现在,都能治好。可那时候,谁会想到把他们也送到医院里去呢?从这方面说,社会真的是进步了。最可惜的是他的五舅,在大学里谈恋爱受了刺激,才读了一年就被学校劝退了。他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他五舅不是双重打击么?从大学回到家里,五舅整天都木讷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作声,从早晨坐到晚,每晚九点半,准时睡觉。据说那是他和女朋友初次约会的时间。全家人都为他着急。五舅读的是师范大学,如果正常毕业,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二舅有些门路,心想五舅这样坐下去不是个事,便找关系把他活动到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学校对五舅也很照顾,只让他教些无关紧要的课,等于花钱养着他。但他没法维持课堂纪律,那些调皮无知的学生经常跟他唱对台戏,把他当猴耍,每上完一堂课,五舅都要气得浑身颤抖。没多久,他病得更重了,一天晚上,他悄悄走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一口水塘。五舅给涂荣广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被人从水塘里打捞出来,身子鼓得像一头牛,脸色比平时更黑更紫。等他读了大学,才知道五舅原来是可以治好的,甚至治起来还很简单,可当时,连那么精明能干、跟各界人物都有交情、在什么地方都混得开的二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据说五舅是个数学天才,上课昏昏欲睡,从不听讲,但学校的每次数学竞赛他都参加,而且成绩总是全校第一。
没买房子,他就悄悄存私房钱。他和苏红是不会过长久的。因此从结婚时起,他就骗苏红,说他不能生孩子。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难。他不希望将来孩子会成为他们离婚的绊脚石。他是从结婚起就准备离婚的。为此他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她讨厌什么,他就偏偏去做什么。他迟早是要买属于自己的房子的。现在,他已今非昔比,一口地道的本地话,比本地人更像本地人,何况他现在还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这两年,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他的钱在银行里一天天贬值,气得他直骂娘。要想阻止它们继续贬值,唯一的办法就是早点和苏红离婚。
他们不幸婚姻的源头,就在于他和苏红第一次做爱时,发现她不是处女。
从此,她在他眼里,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其他男人藏在她身后。他们接吻,其他的男人会探出脑袋偷看。他们做爱,其他男人也在旁边用力,有时候帮他,有时候帮她。她说你快点,可他却泄了气。
奇怪的是,苏红对此满不在乎,甚至还露出恬不知耻的神气。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还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她找了许多帮工,帮他扫平了前进的道路。
他曾旁敲侧击地向她打听,那个或那些男人是谁,可苏红根本不承认有其他男人的存在。对此,他很生气。如果她跟他讲出来,说不定他还会原谅她。可她坚持说没有。就好像门本来是锁得好好的,等他从外面回来,发现门开了,肯定是有人进去了,难道是风吹开了不成?她这不是把他当傻瓜吗?
看来他对她还所知甚少。他要进一步摸清她的底细。这对于他以后的生活很重要。他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去。这哪是结婚,简直是钻绿帽子,跳粪缸。
他开始向她的熟人或朋友巧妙打听。原来,她早在读初中时就跟人上了床,那时她才十四岁。怀了孕,差点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差点让两个脸上长粉刺的家伙动刀子。如果不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在群殴中死掉了另一个去当了兵,还轮不到他来娶她。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甚至怀疑那个介绍人都有销赃的嫌疑。
他有折磨她的法子。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是爱她的,可越爱她,便越不能爱她。他想他为什么这么命苦呢,想找个处女做老婆都扑了空。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扑了空。填志愿,考研,恋爱。刚毕业时,他就被在大学里热恋了两年之久的女友耍了。那天中午他忽然回到他们临时租住的民房里,却发现她腿间夹着另一个男人。每次,他都要把苏红的内裤撕碎。他喜欢这种撕碎的感觉。反正已经破了,就让它破下去,破罐子破摔。他不能容忍别人动过他的东西。他要报复她。从卫生学的角度来说,那是一次不卫生的性交,不久之后,妇科病开始在苏红体内扎根,如果她想他接纳自己,她就必须接受这种不卫生的性交。她忍受着。闻到她体内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露出了难以觉察的微笑,仿佛那是她应得的惩罚。他在以这种方式,来驱赶他对她的爱情。终于,他成功了,有一次,他刚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就把她推开了。他一路呕吐着奔向卫生间。
此后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或许,说爱情依然是不准确的。当初,他真的是因为爱她才追求她的吗?他认为,爱情只在人的童稚状态中存在,一旦渗入了心机,就谈不上爱情了,只能说是异性间的互相利用和勾引。爱情犹如慈母,恋爱中的男女有如她怀中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他们只能离慈母越来越远。谁还会像孩子那样欢笑和哭泣呢?那时,为了追她,他还是动了些脑子的。他先了解她的气味,再投其所好。他在她面前表现出了雄辩的天才。他大她几岁,知道怎么讨她的欢心。刚开始,女孩子是好幻想的,他就向她展示他的理想和抱负。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她听了双颊绯红,心驰神往。她的面容看起来是那么纯洁无邪。可他不知道,这样单纯的女孩子也跟别的男人上过床,而且是为他所不耻的那类没什么文化的人。难怪,他那么容易把她弄到了手,原来她早已是开了封的酒,正在等着他这只勺子来舀她。本以为她中了他的计,到头来,却是他中了她的计。
前不久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创办了一家网站,专门给那些单身老板(号称钻石王老五)介绍异性朋友。网站没开通多久,竟火得不得了。应征的多是女大学生。有一个老板因妻子不是处女一直耿耿于怀,想找一个处女,但他在和几十个女大学生约会后都失望了,最后找了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双方看了照片,都很满意,就等着见面了。但那女生的哥哥忽然提醒妹妹,要老板在见面时提供一份体检证明,结果老板发现自己得了多种性病。
所以他对自己找一个处女做老婆不再抱信心。这方面的资源已遭到严重破坏。在一次开会时,他认识了市第一医院的内科主任陶彩铃。他们一见面就互相产生了好感。她说,请问涂医生,我有个精神问题该怎么解决?他问是什么问题,她说她结婚这么多年,在性生活上从来没有满足过,听别人谈及此事就烦躁不安。她说涂医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一扫以前的萎靡之气,竟如下山之猛虎,把个陶彩铃弄得死去活来投胎重生。
跟陶彩铃在一块很轻松。他们到了一块,只干一件事,那就是脱衣服。一切都有条不紊,紧凑而有序。就像她的衣服,原本紧紧地绷在身上,但一解开扣子,相关部位便会美妙地弹跳出来。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的身体无比地瘦小,也无比地饥渴。这种反差给了他很强烈的感受。他们甚至很少说话。即使要说什么,一个眼神就够了。她的牙齿和眼神闪闪发亮。哪怕是打电话,他们也是沉默多于语言的。仿佛只要把电话拨通,其他的事情只管交给空气好了。他们发短信,一个说“喂”,一个说“哎”。用的是语气助词。省略了的句子成分仿佛就是两人彼此的身体。
自从有了陶彩铃,他的生活不易觉察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对生活、对苏红的憎恨比以前淡薄了许多。他和苏红彼此客客气气,相敬如宾。有时候,苏红实在忍耐不住,会嚎叫起来:涂荣广,你这个伪君子,你究竟要把人折磨到什么时候?老娘不就不是个处女吗,有什么了不得的,有本事你去弄几个处女,老娘也不管你,要不,我明天给你去介绍一个,或者在报纸上给你登个招聘广告,总行了吧?她上前来撕扯他,要跟他吵架,他也只是及时地闪开,掸掸衣服,继续看电视或翻报纸。苏红沉默下来,在一旁看着他,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会把我送进你们那个精神病院的,求求你,让那一天快点来。仿佛是害怕真的有那么一天,她如惊弓之鸟,要等夜深人静,才悄悄溜回家来。并且每次还要一个女伴护送,等她安全进了屋,才让对方离开。
他没理会苏红的聒噪。如果苏红真的想进精神病院,他也没必要亲自动手。一个没有婚内性生活的女人(估计她现在婚外也未必有),一个内分泌严重失调的女人。一个快要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不急。他在等待事物自己由量变到质变。时间是最好的酵母。就像他的同事梁康蒙,本来,他早就可以提醒他,近阶段他在精神上出现了一些反常,但他也不急。他总会看到他想看到的。
他四处察看了一下,他担心苏红已经回来,偷偷藏在什么地方,趁他没注意,悄悄潜到他身后,举起花瓶或张开剪刀……为此他经常移动花瓶的位置,或把剪刀藏起来,他老是把菜刀放在砧板的底下。他和苏红有各自的卧室。晚上,他把门打上保险,扣上搭链。因为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小解,拉开门,发现苏红正站在门口,头发蓬松,两眼发赤,简直像个女鬼。他吓了一跳,苏红自己也失声尖叫。他们就这样相互提防,互相害怕。
见苏红的确没回来,他才脱了外套,换上家常衣服。他用电热杯给自己烧了开水,扔了点茶叶在里面。每次他都是自己烧水喝。他呷了口茶,想了想单位上的事。很早,他就在努力改善自己和单位上老同志之间的关系。他越来越觉得,那帮老家伙还是不能得罪的,他们就像狗尾巴草,你去踩,它们就会弄你一身,越拍越多,怎么也拍不掉,还真的散发出一股臭味。但如果你把它们拿在手上,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武器,你可以用它们来对付敌人。这就是那帮老家伙的妙用。以前他没领悟到这一点,结果他们集体反对他排斥他,联名上书或写匿名信,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结果,弄得他差点功亏一篑。现在,他处处打老同志的招牌,维护老同志的利益,为老同志着想,瞧,情况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次,他又利用了一下他们,把院长搞得焦头烂额。用不了多久,院长就会被咬烂搞臭的,那时,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院长而代之了。
然后他躺在沙发里翻报纸。他喜欢看本地新闻。有时候,上面有一些病例和线索。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自己或身边的人患有精神病,作为医生,他有必要提醒和督促他们。他的这种治病救人的精神还被报纸报道过。当然,那是为了配合宣传而化钱做的软广告。现在的医疗广告越做越精彩,都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目前,除了像妇幼保健院这样的国家重视定向医院是全额拨款,其他医院都是少量拨款、多数自筹。精神病院作为特种疾病医院,在经营体制上跟普通医院并没有区别,他们也要自己挣钱吃饭。报纸上,头一张照片是院长,第二张照片就是他。他正在门诊。经他做思想工作,有十多位精神病人的家属主动把患者送到医院诊治。
今天他很高兴。那个叫禹漱敏的家伙终于被送到医院里来了。如果不是碍于梁康蒙的情面,他早就插手了。说实话,他对梁康蒙近来的状态十分不满。梁康蒙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走向了某个极端。他反对药物,反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他认为应该让病人处于一种自由散漫、任其自然的状态,说什么这种强制收治行为本身就会对病人产生极其有害的心理暗示,让病人产生恐惧感,并说绝大部分精神病人对别人并没什么妨碍,进行一些心理按摩就会自愈,强制收治侵犯了病人的个人权益。这简直可笑。试问,如果病人万一做出疯狂的举动,谁负责?最近,社会上经常有杀人狂魔出现,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精神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再说,精神病人是否算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不合格,就不能用普通的公民的标准要求他们,他们也就不配享有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当然,不可否认,梁康蒙说的那种情况也有,但任何事,都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有个大和小、多和少的问题,梁康蒙关心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权利,这是对还是错呢?答案是明摆的。谁都明白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梁康蒙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不知道他真是个书呆子,还是故意刁难别有用心。一个人,干嘛老是标榜和潮流保持距离,装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问题,并且古往今来,这种问题还很普遍。这是一种受了刺激而导致的精神障碍。哪怕是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人。不管你是名人还是伟人,不等于你精神就一定健康没有问题。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梁康蒙那些所谓的奇谈怪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精神至上,人不能沦为金钱的奴隶等等。这种腔调,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了,可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在梁康蒙看来,医院强制收治病人完全是为了赚钱。他怎么不想想,治病救人也是劳动,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拿报酬,这又有什么错呢?梁的观点很荒谬。他似乎要从根本上抹杀医生和病人的区别,抹杀病人和健康人的区别,抹杀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的区别。这是极其幼稚的。谁都能一眼看出的事实,他却在苦苦思索和求证。这真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梁康蒙和这个叫禹漱敏的家伙为什么谈得那么开心,就因为他们是一路货色。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正常人和一个精神病人不能正常交谈,但一个病人和另一个病人却往往谈得很投机。面对彼此词语或句子间巨大的跳跃和空白,他们竟然如履平地或视而不见。
什么是精神病人,简单地说,就是和普通人、正常人、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哪怕他是天才,其实天才往往也是有病的。他一向是这么看的。精神病人的显著标志是,他们从来也不肯承认自己有病。一个人,如果别人认为他有病,而自己不肯承认,那么他十有八九已经有病了。这是屡试不爽颠破不扑的真理。他们的大脑已被损坏,怎么知道自己有病呢?就像一只灯泡炸了钨丝一样,是不可能用来照明的。不过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个人很有可能同时患上几种精神疾病,那么他们有时候会承认自己有病并希望别人接受这一点,有时候却表现得完全相反。
下班前,他再次仔细看了那份关于禹漱敏的病情报告。据此看来,这个人的疾病就很复杂,既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又有抑郁症或其他类神经症状。报告写得挺有文采的,不愧是耍笔杆子的人弄出来的。虽然落款处的公章盖得比较模糊,似可值得商榷,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它盖的不是单位公章而是部门公章,但只要公章里有红五角星,就表明它具有法律效力。
这几天,一个叫谭霞成的女人不断地来医院要人。她是禹漱敏的老婆。这个女人很泼辣,在医院里叫叫嚷嚷的,看上去不是那么好对付,她一会儿来找他,一会儿去找院长,甚至还威胁说要把此事诉诸媒体,让媒体来曝光。他才不吃她这一套。他把禹漱敏单位送来的病情报告和鉴定申请给她看。程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护士也劝她,说,医院向来就是这样,只要有单位的公章,医院就会收治,不一定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当然,如果家属主动把病人送来,医院更加欢迎。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对病人、对和平稳定的社会高度负责。谁把病人送来,医院就对谁负责。禹漱敏是单位送来的,医院就对其单位负责,这个女人要想探视,必须征得禹漱敏所在单位的同意。这不是捉迷藏,这是规章制度。
他起身上了一下洗手间。前不久,他看了一则新闻,说有个医生破天荒地利用神经疗法来给一个人戒烟。也就是说,用外科手术打开病人的颅脑,找到那根嗜烟神经,再把它结扎或切除。他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那天,他到旁边的戒毒中心去聊天,他们说也正在研究用这种疗法帮助患者戒毒。他想,如果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精神疾病的治疗上,说不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因药物或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的难题会迎刃而解。
如果准备得充分,说不定可以在这个禹漱敏身上试试。
这时他收到了陶彩铃一条短信,上面只有一个字:喂。
7
关于我院患者禹漱敏的三份精神测试问卷
A
1、你是否过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担心自己患有某种疾病?
2、你是否对现状不满?
3、你是否跟朋友或同事无法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
4、你的联想是否散漫零乱,不着边际?
5、你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内疚和悔恨,比如担心说错了话、举止不当,得罪了人等等?
6、你是否无端沉迷于脱离现实的幻想中,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
7、你是否有突如其来的不寻常或不自然的举动?
8、你是否过分自信乃至自负,确信自己具有不寻常的才能,跟别人不一样?
9、你是否感到心境抑郁、悲伤、沮丧?
10、你是否对同事或朋友怀着仇恨、敌对和蔑视心理?
11、你是否经常怀疑同事在背后说你坏话?
12、你是否出现过幻觉,常听到了别人的议论或感觉别人对你指指点点?
13、有时候,你是否动作迟缓、言语减少,坐在那里发呆?
14、当领导检查工作时,你是否不合作或有对立情绪?
15、是否经常出现情感反应与环境非常不协调,与思维内容不配合,甚至情感倒错现象?比如明明别人都在高兴,你却感到忧伤,别人都在难过,你却暗暗高兴?
16、你是否对各种事物兴趣减退,漠不关心?
17、你是否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易激动和兴奋?
18、你是否有定向障碍,比如方向感不强,健忘,跟一个人明明见过面,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是谁?
B
1、你是否经常闷闷不乐,情绪低沉?
2、你是否觉得一天之中,早晨的情绪最差?
3、你是否想哭或容易流眼泪?
4、你是否经常失眠,做噩梦?
5、你是否觉得自己的食欲没有以前强烈?
6、与异性密切接触时,感觉是否没有以前那样愉快?
7、是否觉得体重在减轻?
8、你是否有便秘的苦恼?
9、你是否感到心跳比以前快了,甚至出现心悸?
10、你是否容易感到疲倦,浑身没劲?
11、你是否感觉头脑没有以前清楚,反应迟钝了?
12、在单位上,你是否有能力下降的感觉,觉得以前经常做的事情现在有困难?
13、你是否经常感到不安而不能平静?
14、你是否对未来感到灰心绝望?
15、你是否无故发脾气,不能自控?
16、你是否优柔寡断?
17、你是否很自卑,常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
18、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空虚无聊,毫无意义?
19、你是否认为如果自己死了,别人就会生活得好些?
20、你是否有阳痿、早泄、遗精等症状?
C
1、最近,你是否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紧张或着急?
2、你是否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3、你是否容易烦乱、害羞和脸红?
4、你是否觉得自己不能忍受,可能要发疯?
5、你是否有强烈的灾难妄想,会担心突然发地震,坐车担心出车祸,在大街上行走会担心楼上掉下玻璃等等?
6、你是否具有一定强迫观念,老担心门没关紧,水龙头没关上,反复洗手等等?
7、你是否因为头痛、颈痛和背痛而苦恼?
8、你是否容易感到乏力和衰弱?
9、你父母是否有过精神病史?
10、你是否经常有不安全感,爱与别人争辩、抗议而不易接受批评?
11、你是否自尊心过强,处处要求别人重视,易感委屈与受轻视,情绪易激动,易生愤怒情绪?
12、你是否经常有晕倒似的感觉?
13、你是否感到吸气、呼气不容易,手脚麻木、有刺痛感?
14、你是否觉得别人的笑声刺耳,也希望别人跟你一样痛苦不堪?
15、你是否常有出汗、口干、胸闷、吞咽困难,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16、你是否时常感到受了控制,比如即使大风大雨,北风呼啸,也要把窗子打开,或极不习惯空调,认为空调在强迫你呼吸某种你根本不想呼吸到的气体?
17、你是否敏感多疑,孤僻任性,我行我素?
18、你是否喜欢情感用事,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爱幻想及夸大虚构事实情节?
19、你是否经常失眠,紧张性头痛,头胀,头重,该睡觉时头脑清醒,该清醒时却昏昏欲睡?
20、你是否对自身精神活动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障碍,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
8
整整一上午,禹漱敏像是被老师关在教室里做作业的学生。虽然他曾是那么喜欢学习和考试。涂荣广正在对他进行精神测试。
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病,他的答案又怎是有效答案?
涂医生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
填到最后一项时,他有些嘲讽地抬起头来,问涂医生:我有病吗?
涂医生反问他:你说呢?
他忽然毛骨悚然,意识到他什么也不能写。或者说,无论他写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
9
他猜想,谭霞成大概正在发了疯般地找人。找医生,找领导,找其他的社会关系。不用说,谁也帮不上忙或不会帮忙。她再泼辣能干也没用,因为她不了解真相,就好像她手里有厉害的武器,可不知道对手是谁。他后悔以前没把单位上的事情告诉她一些,这样她就会作好充分准备,免得被人推诿和戏弄。想到她无辜和四处碰壁的样子,他十分难受。他的手机被医院“保管”起来了,他想打电话,护士说医院有规定,病人是不能随便往外打电话的。他想说他不是病人,末了还是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再陷入那种无聊的循环论证。
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尤其不能有过激行为。所有过激行为都会被认为是犯了病的表现,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在那里等着你:捆绑、针剂、药物、电击。他对自己说,禹漱敏,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那你就给我保持镇定,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弄出去再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配合他们,自己做自己的地下党。既然医生说,病人缺乏自知力,那么病人的胡言乱语、点头或摇头,怎么又被当作了确切表达呢?这里面的逻辑实在是太荒谬了。他们在用你虚妄的证词来证明你虚妄的疾病。你说你有病,那好,留下来治疗吧;你说你没病,他们会说,这正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越是有病的,便越说自己没病。这是强盗逻辑。你说这个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是依据你的标准,你认为他不快乐,可他真的这么认为吗?一个沿着大街乱走、甚至不穿衣服、在寒风中唱歌的疯子,真的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痛苦吗?不,他不但不痛苦,或许还很快乐。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疯子也是一个强加的观念。所谓的疯子,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又能否认,或许在疯子的世界里,别人都疯了,只有他自己没疯呢?但一个社会,往往需要的就是和别人一样的人,而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这才是许多人判断疯子的标准,就好像有人说,当你意识到自己身体上某个部位的存在的时候,那么它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问题。这话听起来多么有哲理。有句话怎么说,他人即地狱。或许这倒说到了根本上。当然,有人说,说这句话的人也是一个疯子。因为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没有谁敢说出来,可是他说出来了,所以他就是疯子。可谁又不是疯子呢?甚至有时候,这个世界完全是由疯子在操作运转。疯子的话被当作至理名言屡见不鲜。一个疯子杀了人会被抓起来,可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也是疯子(谁也不能保证他不是疯子),如果他发动了一场战争,谁又来制裁他?如果大多数人都疯了,那么就只有少数人没疯。如果大多数人都没疯,那么就只有极少数人在发疯了。多数与少数,真的是判断疯狂与否的标准吗……没有确切答案。他无法取舍。他摆了一下脑袋。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些陌生。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渊。看来,只要有人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你就决无逃出去的可能。他唯一的办法是佯装中计,再想办法逃脱。
或许,观察和了解一下精神病院的生活并没有坏处。他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曾对人说过,他最想做的是医生。可他既没有把教师做下去,也没有改行当医生,他做了公务员,现在又被关进了精神医院。他要当公务员,不是小公务员,可他还是成了一个小公务员。就像许多人并不想做小市民,结果还是成了小市民。他对一些地方很感兴趣,比如监狱,比如精神病院。他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了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全部的社会。他没法进监狱,精神病院的大门却被他一脚踩进来了。
他先看到了一个老是要跳楼的人。那个人对跳楼似乎上了瘾,他总想趁人不注意爬到楼顶上去。他认为在他跳下去的时候,翅膀自然会从体内伸展出来。他可以像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他砸玻璃,砸门。他讨厌所有的门和窗户。他的指尖陷进门框里,鲜血淋漓。他彻夜嚎叫,很快被送回强制区。还有一个人,看不得开关样的东西,看到便要上去拧一下。是开的他要关上,是关的他要拧开。对此他很固执。听说他曾把房子里的管道煤气打开,差点引发一场火灾。他说,有一天,他茅塞顿开,心想,只有把煤气打开,才不用担心它是否已关上。据说他还是个作家。看来,这家精神病院里,住的都不是普通的人。或许,许多人因为和别人一样,反而不容易出精神方面的问题吧。一个大学教授,因在校内张贴小字报、静坐、绝食,被单位送了进来。一个大学生因同性恋被家人送了进来。一个维权的女工,在和厂方发生冲突后,已是第六次被关进这里。一个报社的编辑,却是自己要求来治疗的。他曾在头版头条中,弄错了市委书记的名字,把“铎”字误成了“怪”字,没校对出来,使得报社总编引咎辞职。他当然也没什么好下场。现在,他经常坐在那里自言自语。他一把抓过禹漱敏的手,说,我总觉得,“呆在那里”的“呆”,还是要改为“等待”的“待”,报纸上还是不出现“痴呆”的“呆”字为好,免得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再比如“抚摸”和“抚摩”,前面的“摸”看上去是否像个流氓?至于把“稀奇”改为“希奇”,是因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希奇”排在“稀奇”一词前面,这牵涉到排名先后的问题。他蘸口水在地上写了一个“长”字,说,这个字我怎么越看越不像?还有那个“学习”的“习”字,弯着腰,显得很谦虚,但他的嘴里却同时叼着两根香烟,这个形象不太好。至于“我们”的“们”,我看也有问题,一个人靠在门上,就表示好多人?是不是其他人都在屋子里,只派一个人来站岗放哨?他们是否在从事非法活动,比如传销或法轮功什么的?
对面的房间里,住了一个老头子。老头子怎么也不肯穿病服,趁护士不小心,就要奇迹般地从什么地方翻出一套类似于警服的保安制服来。这是医院特许他家人送来的,因为一穿上制服,老头就很听话,叫他吃药就吃药,叫他打针他就挽袖子或褪裤子,而如果不让他穿制服,他就暴跳如雷。现在他穿上保安制服,赶快站到病房的大门口去指挥他想象中的交通了。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处级干部。处级干部什么都好,就是喜欢随地大小便。开始是在单位的卫生间里,无论是大便小便也不肯用水冲,甚至连那扇小木门也不肯关上。后来发展到偷偷在单位、公园或广场的草地上大小便。如果单位组织旅游,他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在野地里拉个够。为此他多次被罚款或受过其他处罚,可他毫不在乎,他说做领导的要大俗大雅,曾经有一个伟人,就是这样的,拉屎前总要叫勤务兵在野地里挖个坑。现在他就是在学习那位伟人。
住在旁边病房里的,是两个青年人。一个是做油漆的民工,给人家装修房子,可包工头总是发现刚买的油漆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开始他以为是谁偷出去卖钱了,这种事情在装修的民工那里并不少见。他暗暗监督了几回,也没发现民工偷油漆出来的迹象。有一次他趁人不备突然用钥匙开门闯了进去,惊讶地发现那位民工正赤身裸体,全身涂满了油漆。另一个还是个在校高中生,他一到学校门口或进教室,就感到头晕、恶心、腹痛,回到家中,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父母希望快点把他治好,好让他去参加明年的高考。
现在,禹漱敏在看着护士给他打针,看着他吃药。有几次,他还是不得不把药片吞下去了。他的静脉血管好像张开了大口,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冰冷的针头。当冰冷的液体被推进他的血管,他感到一阵清凉。但马上,他又害怕起来。他想,假如那些药物真的在他体内发挥了作用,比如对付偏执暴躁的,可以让病人变得安静,但如果不是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会不会让他过于安静乃至死寂,让他患上另一种疾病比如幽闭症呢?抗幻想的药会不会把他的想象力完全杀死?抗木呆的药会不会让他忽然多动好动口若悬河了呢?抗强迫症的药会不会让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呢?还有,他究竟出不出去,也是一个难题。不出去,肯定不行。可出去了,也难保不会弄假成真,难道别人不会认为他是真的得了精神病,经过医院的治疗,才康复出院的么?就好像一张白纸,已经被染黑了,谁相信它以前是白的呢?到那时,他真的说不清楚了。他最好是像他看到过的那些耍赖的人,被人无端打倒在地,明明可以爬起来,可就是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但他怎么会成为一个耍赖的人呢?难道他真的要被逼成一个耍赖的人么?
想到这里,他不禁大汗淋漓。他真的很着急了。即使他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可它们似乎也在和他捉迷藏,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药物仍在源源不断地输进体内,他想他现在的思维和动作,是他自己的,还是药物的?是他的自主意识,还是药物在发挥作用?仿佛他在前面奔跑,药物在后面穷追不舍。为了躲开它们的追赶,有时候,他会故意跟它们捉迷藏,本来要这样做,但就在他感觉快被药物赶上时,他却忽然改变了方向,沿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跑了下去。这件事很有趣,每当他捉弄了一回药物,就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时,另一个人从强制病区转到他的病房里来了。
10
那个人说,我已经是第四次来这里了。第一次,我在这里住了八天,第二次,我呆了半个月,第三次,我被关了两个多月,你说,这一次,我会呆多久?
那个人说,你知道是谁把我送进来的吗?跟你说,是我老婆。这几年,我做生意赚了些钱,她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然后好独吞那些财产。这个女人,对财富的占有欲非常强烈。说起金钱,她的眼睛会放出光来。就像说到美食她便面若桃花嘴唇发亮一样。说实话,我很喜欢她的这种充满了活力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我开着车,带她吃遍了全城和附近乡村的特色小吃。城里的饭店再高级,都是一个味,那味道都是由烹饪学校教出来的,是由味精和各种作料堆叠起来的,但乡下的东西好吃,全是原料本来的味道,菜根是菜根的味道,菜叶是菜叶的味道。这是她总结出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很有道理。她是看起来很能干的那种女人,小巧玲珑,风风火火,热情开朗,直爽泼辣,单位上、邻里间没一个人不说她好,连我公司的员工也都夸她。但那一天,我正在公司里,忽然来了穿白大褂的两男一女,闯进我办公室,把我摔倒在地捆绑了起来。不,我已经记不清这到底是第一次还是后面几次被他们抓来时的情景了。以至现在,我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便浑身发抖。
他们把我架到了楼下的一辆面包车上,直接把我拉到了精神病院,刚开始,我都没想到是她。我最先以为是绑架,看到车上的人都穿着白大褂,我又以为是她的哪一个同事想跟我开玩笑。这似乎可以从他们的回答得到证明,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们笑着说带我去体检。我也笑了起来,故意装出很配合的样子。几天前看报纸,上面说现在有的人活得无聊,就玩出假装绑架或被警察抓走的游戏,让当事人虚惊一场。直到看见“××精神病院”几个字我才感觉不对头,她跟这里的人又不熟。我开始怀疑是有人想报复我。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谁跟我有深仇大恨。虽然在生意上跟一些人有过一些小摩擦,但在我看来,都早已化解了。直到在医院里,我才如梦初醒,医生说,我老婆给他们出具了详细的病情报告,并且有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的诊断书。我根本没在那里看过病。或者说,从小到大,我的身体一直好得很,只有一次,因严重流感在附近的诊所吊了瓶盐水,老婆要我去她们医院我都没去,赚她们那里麻烦。其他,我基本上没进过医院的门(向我老婆求爱时除外,那时,我经常到她单位去给她献花,因为她说有一个同事追她追得很紧,我要用我独特的方式打败他)。我大吵大嚷,不用说,我被摁住绑在凳子上,打了针。后来我找个机会给我弟弟打了电话(你不知道怎么打吧?等会儿我教你),弟弟来接我出院,可医院拒绝了。他们说,他们要对病人负责,对家属负责,谁送病人进来,谁才有权把他接走。可我是病人吗?我根本不是病人啊!几天后,还是机会好,弟弟才带着我从医院跑了出来。
在我住院期间,我老婆还来看过我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她对我可好了,她用瓦罐熬来了鸡汤,坐在那里亲自给我削苹果,并安慰我要我好好治疗,争取早日出去。你瞧,她多会演戏啊。如果我把鸡汤打翻,她马上大呼小叫说我犯了病。我发现,我越想向医院证明自己正常,结果是,在他们看来,我越不正常了。如果我想早点出去,不应该想着怎么表现正常,而应该装傻,装傻就是最好的表现。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我已经痊愈,让我出院。而我老婆每次来,总是故意刺激我,让我跟她吵架,制造出我又发病的假象,一次次让我出院的梦想破灭。后来我也学乖了,不大喊大叫了。护士总是说,“乖,听话,吃药,睡觉。”于是我就乖,听话,吃药,睡觉。回家后,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谁知她竟笑着说,不为什么,老公,我就觉得这样好玩。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一次,我还真的相信她了。的确,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她没理由不要我、想除掉我而后快啊。
有人说,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大的毛病就是轻信,真的很有道理。她开始找理由故意跟我吵架。有一天晚上,都九点多了,她又找由头跟我吵了起来,我很生气,就推了她,谁知她竟打电话报了案。我以为是报了案,心想不怕,警察也不会乱抓人的。不久有人敲门,她马上跑过去把门打开,谁知忽然闯进来三个医生,我认出他们是哪里的了,我有些慌神,他们二话没说把我按倒,用手铐把我的手和脚交叉铐起来。就这样,我第二次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次,我的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她说我近阶段情绪不稳定,在家里乱砸东西,酗酒骂人打人,以至她晚上都不敢睡觉,整夜开着灯,并且还有街坊邻居们的证词。我忽然明白过来,我又中了她的计了。难怪这段时间,她老是把灯开着不关,拿拖把柄把家里的东西敲得乒乓响,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家里有老鼠,她在赶老鼠,我还奇怪,家里从来没老鼠,防盗门和纱窗都是严严实实的,老鼠怎么进得来?还有几次,她失手打破了茶杯。她把打破的茶杯捡起来又摔了几下。我还提醒过她,这么晚,别影响邻居们休息。我把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医生,可他们根本不听。是啊,他们怎么会听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呢?想到这一点,我热气上撞,又不理智起来,他们很快又把我送进了强制病房。
第二次是我老婆把我领出来的。她依然又好好表演了一番。给我送鸡汤,跟我的主治医生拉关系,希望我得到最好的治疗。当着病房里其他人的面,拥抱我,亲我。我知道我不能推开她。说不定她就是想让我推开她,好延长我住院的时间。我识破了她的诡计,因此她在拥抱我的时候,恨不得把我窒息。望着眼前的这个女人,我又爱又恨。现在,我似乎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她以为,是钱让我变坏了,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抓在自己手里,不然她就夜不能寐。以前她老是说道,男人有钱就变坏,当时我还没开公司,还没有发财,可自从我下海经商后,她就怀疑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你知道,有时候生意上的应酬是免不了的,要请对方喝喝茶、跳跳舞,就是按摩也是有的,有什么办法,对方就是这么暗示的,你不办,生意就做不成,那些人要么是做领导的,要么是生意伙伴,你怎么能得罪呢?可我跟你说,我真的没干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就是有时候请别人去按摩,我也是不进里间的,我装作进去了,等他们全进去了,我又跑出来,坐在外面等他们一个个心满意足地出来,我再上前去买单。他们很奇怪,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我只好装作很尴尬的样子笑了笑,他们马上明白过来,也笑了笑。他们以为我在那方面不行。按道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奇耻大辱,可我忍下来了。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优点的话,我认为就是能忍。被人误解就误解吧,而且我发现,对方见我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男人,很高兴,跟我签单或订合同的时候便特别爽快,好像给了我莫大的施舍。我每次从外面回来,老婆都要盘问我,她很在乎一些细节。她以特有的职业敏感,在我脸上、身上闻来闻去,仔细检查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头发或其他。我换下的内裤,她也要举到灯下细看。她说,一旦发现我做了坏事,她就要把我剪了。你知道它的宾语是什么。为了吓唬我,有时候她还故意买几把张小泉牌的剪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过我当时都把它们当作了一种特殊的调情手段。我喜欢看她那有些吃醋的样子,她生起气来,脸庞是那么生动可爱。
我想知道她现在怎么解释。那天,我靠在沙发上,一边用小勺子搅动手里的咖啡,一边望着她。可她什么解释也没有,把卧室的门咚的一声关上睡觉去了。那天,我家里其他人也来了,弟弟,姐姐,妈妈,可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过去敲门,她把门反锁上了,我听到她在里面哭。这样,我的心又变软了。
那天晚上,我就主动跟她在一起了。她趴在我怀里,睡得特别香。有时候,似乎还睁开眼,朝我腼腆地笑了一笑。我被弄糊涂了。一时间,我不敢确定白天发生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我希望它是噩梦。我开始怀疑,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是不是我的幻觉。可我的嘴巴里,散发着药的气味。我还在外衣口袋里摸到了一只药瓶子,上面写着:盐酸氯丙嗪,抗焦虑药,一般口服量12.5-50mg/次,2次/日。肌内注射,25-50mg/次。治疗精神病宜从小剂量开始,轻症300mg/日,重症600-800mg/日,好转后逐渐减用维持量(50-100mg/日)。拒服药者用50-100mg/次,加于25%葡萄糖溶液20ml内,缓慢静脉注射。这是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我偷偷藏在口袋里的。我只能怀疑现在是幻觉。我感觉从她体内刮出了一股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这个女人,像是一口深井,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我知道,一旦失脚坠下去,就永远也爬不出来了。
为此我找到公证人偷偷立了份遗嘱,说如果我万一出了意外,我的财产分成三份,一份留给我母亲,一份给我老婆(我本不想给她,但又一想,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爱她的),另一份捐献给慈善事业。我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可他说,如果我被证明患有精神疾病,那么这份遗嘱是无效的,因为精神病人是无责任能力的人。
街坊邻居,开始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有神经病。我从对面走来,他们会纷纷避开或故意视而不见,如果我跟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会很紧张地盯着我的手,生怕我会忽然掏出什么东西来袭击他们。他们越这样,我就越频繁地从家里进进出出,我不坐车,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常的,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可我越是这样,他们就越认为我不正常了。因为我以前是很少步行的,出门就要上车。公司里的员工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我一个命令要下好几次他们才有所动作,他们看着我说,是真的吗?或:您想好了,是不是真的这么做?我生气了,我把他们从我办公室赶了出去,或扣掉他们当月的奖金。不过第二天我又平静了,把他们的奖金恢复过来。以前,我可是个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好。谁知他们下次向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在门外犹犹豫豫,半天不敢敲门。我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我反复无常。有一个家伙为了试探我,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办公桌上的一盒高级香烟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要命的是我想命令他拿出来可我说不出口,只好装作没看到。这件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他职员也纷纷效仿,把办公室的东西据为己有。我怕太严厉他们一下子走光,那我的公司也就垮了,我只好忍气吞声。他们更加疯狂了。我的财务开始把公司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账户上。我以前的几个得力干将开始出卖公司的情报。这些我不怕,我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可以追回或起诉。我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派人来试探我,我也乐得装个糊涂。但要命的是,许多生意伙伴也纷纷背离了我,这可是釜底抽薪,一下子让我四面楚歌。我的生意一落千丈。不过我也忽然想开了,我老婆不是想得到我的财产么,那好,我就让她知道会有什么在等着她。她以为她会抓到一头大象呢,她伸出手,慢慢靠近,再猛然一扑,可抓到的不是大象而是一只老鼠,那多有意思(也许她刚开始还不信,以为手里的老鼠不过是大象的尾巴呢)。再说,没有了钱,她也就不会那么出手阔绰、频繁地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来了。
现在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也许不是为了钱,或是怕我在外面搞女人,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在她眼里完全是多余的。她才不在乎钱呢,做医生的收入高得很,光红包就不得了。以前她拿了红包还兴奋地给我看,后来提都不提了,好像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她怎么会视我为多余呢?我猜想,她的这个计划肯定很深,很长,说不定她为此精心准备、策划了好多年。可是,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她的目的。或许,她的目的就是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你看,我绕来绕去的,把自己都绕糊涂了。由于服用了大量药物,我的胃出血了,全身疼痛,酸软,经常头疼,睡眠不好。意识也有些不清楚了。我怀疑,这样下去,我迟早会真的被他们折磨成精神病的,那我老婆的目的就达到了,她可以永远把我关在这里了。因此,在我被医院完全变疯前,我要反抗。
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呆在一口深不可测的井边,迟早有一天,我会掉进里面去的,现在逃跑还来得及。我向法院起诉,提出了离婚。她果然对法官说我有精神病,这样问题就复杂起来,法院必须先鉴定我是否有精神病,而法院的鉴定又是以我先前的病史为基础的,经我多方奔走活动,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才作出结论,说我目前没有精神病,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以前或以后有没有并不知道。他们说,有一种精神病是间歇性的。我申请他们鉴定我以前病历的真伪,可他们以那份病历作为依据,驳回了我的申诉,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古怪。就像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人向上级主管部门举报自己所在的单位,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举报材料上批了个字,说,请原单位处理。这不太可怕了吗?不但没解决问题,还把举报人给暴露了,让他没完没了地遭受打击。我的离婚的想法被暴露后,我老婆对我的折磨果然变本加厉了。我和她之间最后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掉了。她不再给我一个笑脸,动辄打报警电话,她自己砸了电视,砸了热水瓶,茶杯,等别人进了门她就说是我砸的。她揪着自己的头发,撕碎自己的衣服,在那里大喊大叫,然后对警察说我有暴力倾向。她自己把窗帘点火烧着,然后说我要放火烧房子。总之她已经和我不共戴天,再也不肯跟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了,不但如此,她还要把我送到这里,好独占那幢大房子。
来,倒点水给我。谢谢。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开始我以为仅仅是一条疯狗在后面追我,想咬我,现在我才发现,不是狗在追赶我,而是我早已置身于它黑暗的肚子里面了,它的胃液正在慢慢地把我消化。我无处可逃,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变得坚硬一些,难消化一些。
可以说,第三次进精神病院,完全是我自愿的。我想,既然逃不出去,就不妨跟他们玩玩游戏。我开始故意折磨她,真的装出发疯的样子来吓她。我到她单位上大吵大闹,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我故意跟踪她。我故意在她来月经的时候强行跟她做爱。你知道,她是一个医生,当初,她正是利用自己当医生的便利条件和专业知识,伪造了我的病历,还捏造了我患有精神病的事实,然后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意激怒我,让别人觉得我真的有精神病。医生都很注意卫生,现在我这样做,简直比拿刀杀她还让她难受。有一天晚上,我打了一个花脸偷偷站在她房门口,她半夜小解时吓了一跳。果然,她又给精神病院打电话。唯一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个电话似乎打迟了一些,按道理,她早就该打了。不过我也不愿想那么多了。总之,这次我是十分乐意进精神医院的。除了她,我还要和那帮医生开开玩笑。我偷偷在衣服里藏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小锯条。我想,有了它,我在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就变得有乐趣了。我要求单独住一间病房。我很“乖”。只要我“听话”,我老婆也舍得花钱。前两次,医生跟警察差不多,这次也好多了,即使是警察,也是维和警察了。我的积极表现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但等医生和护士离开病房,我就开始行动了。我用锯条悄悄锯着窗子上的钢筋,每天锯一点点,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描述革命者越狱的连环画一样。这种在地下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过瘾。锯好后,我又把毛巾晾在那里,把它遮住。我早已观察好了,只要我把钢筋锯开,就可以趁门卫不备从那里逃出去。每天还有人不断地被送进来。只要听到那些叫声,就知道又有人被送进来了。有一个老头子,骂骂咧咧的,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儿为了占他的房子,居然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还有一个人,因认为自己的小孩不聪明,就把小孩掐死了。所以,这里的怪事最多了,呆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很好玩。每天清早,病房对面的食堂里会传来电动机的响声,我知道那是食堂在抽水,把自来水抽到屋顶上的水塔里去,这是我最欢迎的时刻,我闻鸡起舞赶快行动,这时锯窗子的声音大一点也不要紧。有时候,我还故意跟医生或护士捉捉迷藏,听到他们开门,我就躲到门背后或钻到床底下,刚开始,他们被吓坏了,以为我逃跑了。被他们找到,我就笑嘻嘻地举着手爬出来。他们也笑了起来。我为他们增添了乐趣。虽然后来他们一进门就会到门背后或床底下找我(总有一天,他们会扑空的),但我还是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可惜我不会飞檐走壁,不然我真的爬到天花板上去,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我爬到天花板上去了。每过一天,我就在门后悄悄刻上一划,一个正字有了,又一个正字有了,那时我住3号房,不信你可以到那里去看看,保证那些字还在。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刻到十三个正字还差一横的时候(它像一个倒着的“止”字,这是在暗示我停止“刻字”,可以迈开脚步逃跑了),需要锯开的地方,都被我锯好了。这段时间,即使我老婆像以前那样到医院里来表演,我也故意不配合她,显得很烦躁,让她暗暗高兴。有一次,我甚至还甩了她一个耳光。虽然我为此又挨了一次电击。
我从那里逃了出来。我没有回家。我从弟弟那里拿了钱,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的游戏并没有完,它还在继续。我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我,把我重新抓回去的。在那段难得的自由时光里,我随时都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准备着他们破门而入。只有这样,我才占了主动。因此我每次出门前都要在桌上留一张字条,说我去了某某地方,叫他们在这里等我,我大概有多久就会回来。我还写了日记。我把日记也放在桌子上,上面写我每天做了什么,从外面回来,我就赶快把刚才的经历写了上去。我不能再让他们玩弄我于股掌之上,恰恰相反,我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不出所料,大概半个月后,我哼着歌曲从外面回来,刚推门进去(其实我知道他们已经躲在门背后,我看到门锁已被破坏,但我并没有转身就跑),他们就扭住了我。我最开心的,是他们相信我,真的在屋子里等我。他们相信我的话,这不说明我没有精神病么?所以在临出门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别急,让我把日记写完。可这些人素质太差了,居然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都没有答应。我记得以前看外国电影,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警方在追捕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和一个女人成其好事,那警方会很有耐心地等他把事做完。这些人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呢?太让我失望了。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已经跑了三回,现在累了,要休息一段时间再跟他们玩。现在我呆在这里真的很开心,你看,那个护士小姐的小腿多迷人啊,还有她的胸部。跟你说,我老婆也有这样迷人的小腿和高耸的胸部。奇怪,如果把她们当作我老婆,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
对了,还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刘幸福,我老婆叫陶彩铃。
11
他是个想入非非的人。有时候,他喜欢想象一些悲剧性的场面,并且把故事的主角设定为自己。因为说到底,悲剧比喜剧更有价值,毁灭更令人深思。
那时经常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一个画面是,他在上班或下班的路上,忽然被一辆卡车刮倒,他的身体飘了起来。他醒过来后,依然上班,下班,回家。可单位或家里的人对他视而不见。他跟以前一样爱着单位,爱着家,他整理办公桌,擦地板,烧开水,坐在藤椅上翻报纸。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还故意把报纸翻得很响。可别人依然无动于衷。他的办公桌已经被别人占去了。他到学校去接女儿,女儿与他擦肩而过。他跟在女儿后面跑着。女儿的书包那么重,他想赶上去用力把它托住,好让它变得轻一些。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拉着女儿的手,想护住她。如果万一有车过来,就先轧他好了。女儿那么小。不,小也好,等女儿大了,麻烦也就大了,女儿要读大学,要谈恋爱,要防止被坏男人骗,要担心她将来的丈夫对她好不好,上司会不会借工作之名调戏、玩弄她。他跟在女儿身后。他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惊讶,一会儿摇头,一会儿拍自己的脑袋,掐自己的手。女儿敲门。妻子过来开门,让女儿进去了,看了看他,却没有什么表示。他说,是我。妻子根本没理他,把门关上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这些古怪的念头经常像蚂蚁一样咬着他。
他对刘幸福说,你猜我刚才去了哪里?告诉你,我刚才回家了,可是到了家门口,我才发现我没有钥匙。这样我就上不了楼。我躲在楼道外面等。等里面的人出来或外面的人进去。我等啊等。我很冷。我往外走了几步,想看看我家的灯光,随着仰望角度的减小,我还真的看到我家的灯光了。我一看就知道,那灯光非我们家莫属。那盏××牌吊灯还是我从灯具店买来亲手装上去的。它把白炽灯和节能灯组装在一起,既明亮又温暖。我恨不得沿水管爬上去看看妻子和女儿在干什么。不用说,妻子还在为我的事情奔波。她是不是已经变老了?那天,我终于看到了她。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她说她正在找律师起诉我们单位和医院,我叫她别起诉了,把我放出去就行了。她说,不起诉医院怎么会放你出去呢?我说,法院判这个官司,还是得以医院的精神鉴定作依据,可医院会出具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么?只要有人给你做精神鉴定,多少都会鉴定点精神病出来,就好像一个人只要有身体,那么他的身体多少会有些问题,没有大的问题,也会有小的问题,比如牙疼、皮炎什么的,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有精神意识,他们就会说你有精神病,会说你有焦虑、狂躁、抑郁或强迫倾向,你越反抗,你的症状就越明显。她说,那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们关你一辈子么?我说,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看得出来,她对我很失望。她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放弃了抗争。我还想说点什么,可我的意识忽然一片模糊。我要说的话,全部沉陷到那模糊中去了,就像一艘轮船在阴暗冰冷的大西洋上失踪。我冷漠地转过头,朝病房里走去。我忽然头痛欲裂,不想跟她说话了。等我的头痛好了一点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再去找她,她已经走了。我攀在铁格子上。有个人手里拿着什么向我走来,我很害怕,马上松了手。
我又猜想,我女儿肯定在做作业。一个小学生,作业却比大学生还多。她每天清早就要起床,稍微晚了一点,就要饿着肚子上学,没时间吃早点。楼下卖早点的地方,人总是那么多,她一个小孩子,哪挤得上前,以前总是我起早去买回来。即使想锻炼一下她的独立性也难做到,谁忍心自己的孩子挨饿呢?如果上学迟到了,还要被老师罚站。他们班是全校最好的班级,班主任是全市的优秀教师。她管理学生可有一套了,她让学生互相监督,互相管理,女儿迟到了,要扣分,在学校吃东西了,也要扣分。有一次,我偷偷在她书包里塞了一块面包,谁知女儿竟大哭大闹,以为我塞进了一枚定时炸弹,她说,难道你不知道学校规定不能在校园里吃东西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班的同学都互相监督、被同学发现了就会赶快去报告老师就要被扣分吗?爸爸,你这是在害我啊!如果分扣得太多,就会影响名次、座位和期末评语。女儿的眼睛有点近视,你看,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眼睛就近视了,难怪现在眼镜店的生意那么火爆。老师是按名次和分数排座位的,一不小心,我女儿就会被排到最后面去,这样,她的成绩只会越来越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你说,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只好眼睁睁看着女儿饿着肚子上学。时间长了,她就会头昏、眼花、低血糖。没办法,只好再想办法给她加强营养,可她还是不肯吃,她说,她是女孩子,吃多了会长胖,长胖了,在班里就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一个小孩子,居然就知道减肥,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她不但不让自己吃,还不让她妈妈吃,她说,妈妈,你要是长胖了,跟你一起出去多难为情啊。晚上,我和她妈妈哪里也不敢去,要对付她做作业。我坐在左边,做她的解题机,她妈妈坐在右边,充当她的活书架。如果她妈妈有应酬,我就既要做解题机又要当活书架。遇到难题,她仰起脸望着我。有一段时间我想让她自己思考,结果老师就在她作业本上批道:该生这段时间作业成绩不理想,家长没尽到责任,望加强督促、管理。这就怪了,小孩没学好,家长没怪老师,老师反倒怪起家长来了。没办法,我只好在女儿做完作业后,再把作业仔细地检查一遍。她要查字典,她妈妈就赶快给她翻。反正考试又不能带字典,不会考学生查字典的能力。她要什么资料,朝她妈妈手一伸,她妈妈就赶快翘起屁股找。就这样,为了对付女儿的小学作业,我们一家三口居然要忙到十一二点。
可现在,我不在家,谁来辅导女儿做作业呢?她的成绩肯定退了好远。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途中,没有平坦的大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她妈妈没敢告诉她我在这里,而是骗她说我到北京学习去了。的确有一次,我有了一个去北京进修的机会,但我放弃了,没去。女儿说,爸爸怎么没来电话?她妈妈说,傻孩子,爸爸现在跟你一样也是学生,你上课他也上课,你做作业他也在做作业,这样,他怎么有空给你打电话呢?
我多么想看到我女儿啊。我后悔买房子时,把楼层买高了。我喜欢住在高一点的地方。爬楼我不怕。我怕潮湿,吵闹,和邻里纠缠不清。我想,楼层越高,这些就会越少。可我没想到,这样我想看到女儿就几乎不可能了。我这不是自己蒙住自己的眼、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只好又回到楼道口这边来。当初,忽然住进楼道口有防盗门的房子,我们不禁受宠若惊,以为从此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我等啊等。都说等待时,时间是最漫长的。本来,时间就是人类杜撰出来的。哪里有什么时间呢?它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自从有了时间,人就被自己逼疯了。时间就像作文本上的格子,人一定要把自己写到格子里去才安心。
终于,我听到楼道里有了动静。我激动起来,我想我马上可以回家了。想到家,我的眼泪马上流了下来。我蹲在那里,等他们下楼来开门。我听出来那是一男一女。可他们挨挨擦擦的,很久都没有下来,偶尔还听到他们在拥抱和叭叭地接吻。他们拥抱的时候,涤纶衣服发出了摩擦的呼啸声。我往旁边躲了躲。看见人家的私生活总是不好意思的。好半天,他们才到铁门边。那个女人高跟鞋的橐橐声让我的心忽然提了起来。果然,我听到她说:女儿在我爸那边,马上要被送回来,下次你来早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了。
我一听惊呆了,你知道了吧,那正是我妻子……
12
护理区的病人似乎多起来了。据说,有十多个人本来是可以出去的,但他们的家属或单位却没有来接。有的已经呆了一年多了。这个问题弄得医院焦头烂额。跟家属联系,家属说,家里正在搬迁,没多余的房子给他们住。跟单位打电话,单位说没钱,或者说那个人已经被除了名,不是单位上的人了。还有的干脆说单位已经倒闭了。
医院里出现了奇怪的混乱局面。有时候,护士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已经痊愈的病人,哪些病人还需要继续治疗。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互相转换,一会儿,这个人症状平稳,但马上又变得狂躁不安了。病人像被炒剩饭一样炒来炒去。
因为种种原因,院长决定提前退休。接替他的是涂荣广。
涂荣广担任院长后,雷厉风行,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护理区的病房,由原来的三十多间,扩展到现在的五十多间。他的神经疗法还在准备当中。理论上的,技术上的。一旦条件成熟,他就要试验实施了。他仔细研究了禹漱敏的病历,又看了他的脑部扫描图,准备到时候让他先试一试。
禹漱敏经常坐在那里自言自语:你是否与人疏远、对亲人怀有敌意,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是否孤独敏感,常沉迷于脱离现实的幻想中,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我没病,别碰我!你们滚远点!我不是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狂躁。我知道,一狂躁你们又要电击,打镇静剂。我没有狂躁。我感叹号都没有用一个。你看到我的感叹号了?它在哪里,你们捉来让我看看。我说了,我没病。不,我说没病你们就会说我有病,那我还是说有病,我有病,总行了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把手指伸进喉咙。剧烈的生理反射使得喉咙弹跳起来。他在那里干呕着。没多久,他就要重复一下这个动作。他的指头湿漉漉的。
刘幸福说,哎,快来看,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好像是我老婆,是不是他们把她也抓进来了?
禹漱敏说,你老婆肯定是来救你出去的。
刘幸福说,不要,我不要,把我救出去,她和我又要没完没了地吵架。
禹漱敏说,那你快躲起来。
刘幸福就躲了起来。
他们吱吱笑着,在窗下抱作一团,滚到了一块。
这天,走廊里好多人在走动。又来了一个病人。禹漱敏把头伸出去一望,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他想了一会儿,忽然窜到新来的病人面前,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主任,你也来了?!
尾 声
×年×月×日,一位叫谭霞成的市民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把××精神病院和省××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对其丈夫禹漱敏重新作精神鉴定,判定两被告侵权并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一元整。经谭霞成多方奔走和必要的疏通后,法院委托××精神病院对禹漱敏重新作了精神鉴定,结论是禹漱敏患有偏执性精神病未治愈。但原告的代理律师认为,××精神病院本来就是本案的被告之一,又作有关本案的关键性鉴定,显然违反了法律程序。正在这时,主审法官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一个电话,再继续审理此案。犹豫片刻,他认为原告代理律师的反驳有效。法官最终裁决,××精神病院立即放人,禹漱敏原所在单位当初送治手续不完整,应立即恢复其名誉和工作,安排其正常上班。
×月×日,禹漱敏从精神病院回到了家里。
【责编 艾伟】
文学港 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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