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农历的癸未年，这年春节对于余家窑这个穷山村来说，没有喧嚣，只有宁静。但一则消息却不胫而走，那就是：“余荣家的儿子余录得了精神病，神情恍惚，像是撞见了鬼。”
　　
　　羊年是余录的本命年，过了年他就36岁了。按理说，过年应该高兴才是，但余录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66岁的老父亲余荣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半了，这些天看起来病情有些恶化。就在三年前，余录的母亲过世了，不过她是脑溢血蹲在茅房里没有起来，没有给家里带来啥经济负担。老余荣却不同了，尽管没有到去乡里或者城里住院，也要有人在家里耗着伺候，还要吃些药、输些液来治疗，一年下来没有个三五千过不去。余录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大儿子在乡中学读书，花销也不小。这大过年的，父亲的病又重了，本想把父亲送到医院去，只是钱有些短缺。说实话，短缺也不是，是严重的资不抵债，为给父亲看病和供孩子上学，除了搭上全部收入外，余录还欠下2万多块的债务。就在年关，乡信用社的代办员余海还登门送来了催款通知书，说是再不还钱就要把余录送上法庭，让余录脊梁骨直冒冷汗。还有个邻村的表叔，过去承包苹果园挣了一些钱，借给余录三千块，未料到冬季修剪果树的时候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的儿子心急火燎地年前来催债，还从腰里掏出了一把刀，说再不还钱就不认亲戚了，卸个胳膊腿儿了事，让余录那几天直做恶梦。还有要账的要推余录家唯一的好家当－－机动三轮车。那可是余录的命根子，他还指望用这辆车开春贩运东西挣钱还债呢。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机动三轮车给保住了。
　　
　　余录为了钱的问题闹得揪心，所以就有些精神失常。除夕夜里，小儿子哭着闹着要压岁钱，余录没有好气出，阴沉着脸喝斥道：“你妈个的，还要钱，你爷爷都快没命了。”这声音吼得大了点儿，让忽清忽迷的余荣赶巧听到了，在那边嘟噜着：“儿呀，你盼着你爹死呀。”说过后有些气喘吁吁了，嘴巴张了一下，本想老泪纵横一番，但没等眼泪掉下来，就又昏迷过去了。妻子余凤没有好气，哄儿子说：“乖，咱不要压岁钱，等你爷爷病好了，妈妈给你100块。”小儿子也好哄，知趣地早早去跟哥哥睡觉去了。顿时，除夕的夜里宁静下来了。
　　
　　也许是过年的喜庆劲儿没有地方释放，妻子余凤躺下后非要来一次。这事大概有三个多月没有做过了。一是忙，二是没有心情。看着妻子余凤日渐衰老的容颜，余录心里一阵酸楚。大过年的，没有啥礼物给妻子，就这一点儿高兴事再回绝了，好像不大仁义。余录也没说啥，就在妻子的抚弄下勉强进入了，好像余凤的里边比以往干涩多了。记得余凤刚嫁过来的时候，不仅人长得水灵，下边也像是水蜜桃，一摸就往外泛水。他们还曾经在后沟干农活的间隙去大石头后边做过一次，那可真是天作房、地当床，随意疯狂，真叫爽。真是今不如昔了，余录在妻子余凤上边一边做一边想，不觉得加快了节奏，妻子也随着节奏呻吟起来，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痛苦。正在这关头，余荣在那边喊道：“录儿，爹喝水。”余录赶忙应了一声，打了寒颤，下边便一泄如注了。
　　
　　余录穿上衣服过去给余荣喂了水，直到余荣又睡了过去，才回来躺在妻子旁边睡下了。余凤显然是没有尽兴，叹了一口气，悄声埋怨说：“咱这日子可咋过呀？你爹也不学学俺爹？真不知道心疼小的们。”余录听了这话，心头一震，举起手臂要去打余凤，手臂到了半空又停下了，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陷入对往事辛酸的回忆中。
　　
　　这余家窑是个三县交界的三不管村，传说过去在村西的岭头上一个人被杀了，三个县的县太爷都跑去看，谁也不乐意管。虽说是一个行政村，却有7个自然村组成，余家窑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村里清一色都是姓余的，也许祖上出过文取星，名字都是单字，听名字很多人都被误认为出自城里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大集体的时代，全行政村里曾经有千把口人，如今却剩下300来口了。余录其实兄妹5个，如今仅仅剩下4个了。1967年，当时担任村支部书记的余荣从村大队部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语录回来，碰巧遇到妻子给自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此前妻子已经给自己生了两个丫头片子。余荣乐不可支地哼上了小曲，随口给孩子取名叫余录。后来，1972年又添了二儿子，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就取名叫余批。1975年添了小儿子，正好碰上邓小平出来搞国民经济整顿，就取名叫余顿。余顿很乖巧，但5岁上去地里玩耍碰破了头，大人也没在意，后来得了破伤风夭折了。余录到了25岁，家里穷说不上媳妇，当时大姐余英已经出嫁了，嫁给了本村赤脚医生余兰的二儿子余柱。无奈之下，只好让另一个自然村的媒婆张大嘴说合，促成了三转换的换亲。余录娶了余梁的闺女余凤，余录的二姐余杰嫁给了余堂的儿子余新，余新的姐姐余玲嫁给了余梁的儿子余云。这样做虽说有些“近亲繁殖”的嫌疑，也不符合现代生殖学关于“婚姻圈”要适当大的高论，但是山里人哪还顾得上这些，只要不让他们打光棍和断子绝孙，其他的他们本来就不懂得，即使别人说了也不乐意相信。就这样，三家同一天既嫁姑娘又娶媳妇，余录和余凤乐得昏头昏脑地入了洞房，于是在小山村的静夜里又多了三个吱吱呀呀响动的木床。余凤的母亲十年前都过世了，父亲余梁五年前感到吃饭下咽有困难，到县城的医院一检查是食道癌。回来后，尽管余云、余凤、余录他们几个都竭力给余梁说谎话，说他得的是咽喉炎，但是精明的余梁从他们焦虑的神色中还是看出了名堂，偷偷地买了一包老鼠药，趁孩子们都不在跟前的时候吃了。当余录和余凤听说后赶到的时候，余梁已经静静地躺在草铺上，像是做买卖赚了钱一般脸上挂着和悦的神情，让他们几个在呼天抢地哭嚎的同时，心里暗暗地为余梁老汉的睿智感到了敬佩。
　　
　　余凤在除夕夜提出要公公向他爹学习，这让余录恼得不轻，心想：“俺就是再穷，也不能让自己的老子去寻短见。”想到这里就想打余凤，但转念一想，自己对这个家庭也有怨气，弟弟余批前些年娶不到媳妇，又没有用来换亲的资源可以利用，一气之下就到山下给别人当养老女婿了；大姐余英和二姐余杰都按照本地的规矩，不用分摊给父亲看病的钱。要不是大姐夫余柱继承父业，当了村里的“土医生”，省去了给父亲看病的诸多出诊费，说不定余录欠下的债台还要更高些。想到这些，余录也像是找到了便宜，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余录两口子初一五更被村里稀稀拉拉的鞭炮声给震醒了。洗了把脸，去向父亲余荣拜年，余荣却好像还在昏睡。叫了好一会儿，余荣才慢吞吞地睁开眼，说：“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是一年呀。”余荣在解放前上过私塾，读过五经四书，也挨过先生的戒尺，所以除了在文革期间嘴里都是纯而又纯的革命语言外，其他时候都喜欢说一些古文来显示与众不同。1962年，余荣加入了共产党。1967年生余录的时候余荣已经是村党支部书记了。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口齿伶俐，背毛主席语录是全村最好、最快的，谁都不会相信最后他会在政治上收获平平。现在想来，都怨1972年批林批孔期间公社派下来的女干部吴英那个女妖精。那阵子余荣的妻子刚生过余批，余荣就有事没事晚上跑到大队部吴英住的地方去讨论批林批孔的大事，其中也谈到孔孟之道对人们欲望的禁锢，然后就理论联系实际，两个人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一番。直到余荣的妻子一次去叫余荣，才发现了他们两个的“革命实践”活动。余荣的妻子对余荣找个女人玩玩意见并不大，关键是余荣好上的是一个城里来的女干部，对于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余荣来说，这就像是把风筝的线交给了吴英，不采取行动会让余荣飞黄腾达，最后一家老小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想到这些，余荣的妻子义无反顾地告到了公社，让公社撤销了余荣的村支部书记职务，余荣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为此，余荣后来有年把地不跟妻子同床，即使最后妻子死了他也没有掉半滴眼泪，躺在病床上有时候还会念叨：“当初都是你娘害苦了我。”接着又说起了古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看着儿媳余凤在跟前，接着补充说：“我说的是你娘。”余凤嘴快，回敬说：“当然不针对那个吴英了。”把余荣说得一时语塞。
　　
　　简单吃了初一的饺子，喂了父亲余荣一些白面汤，余录想坐到一边去喘口气。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听余荣在那边喊道：“录儿，把我的宝贝儿搬过来。”余荣可没有啥金砖或者古董，知其父者莫过其子，余录一听就知道余荣要看他的两箱书，一箱装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和毛主席语录本，一箱装的是一些古版本的书籍。这两箱被余荣看成是宝贝的东西自从他的主人卧床不起了，就被余录和余凤随便丢在床下边，由于整天不见日月，一股潮霉的味道扑鼻而来。父命不可违背呀。记得有一次余录的小儿子要买作业本，手头正好没有钱，余录就让余凤搬着这两箱破书卖给村里的代销点。等余荣要看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可老爷子余荣得知余录给卖了，当场把他一顿臭骂，还要余录赶快给追回来。余录到代销点一看傻了眼，这些破书早已送到乡里去了。回去跟余荣一说，仍然是不依不饶，还拿绝食相威胁，余录只好开着三轮车跑了20多里给他弄了回来。大过年的，余荣又拿出来这些破东西来抖搂，也太让人扫兴了。心里甭管多不乐意，余录还是屁颠屁颠给余荣抱到了床头。余荣看到了他的两箱宝贝，眼里立马来了精神，手哆嗦着掏出了“红宝书”，对家里人说：“毛主席的话，那是宝呀，再没有钱花也不能把毛主席的书给卖掉。”余录和余凤在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称是。余荣缓了口气，又从另一个箱子里掏出一本发黄的绵纸书，已经成了一块破烙馍，是一本《本草》，颤巍巍地拿住了，指给家里人说：“这些都是好东西，要一代一代地处传下去呀。”说完，像是交待了临终遗言，又一次昏了过去。
　　
　　余录一看父亲余荣这次昏过去不是好现象，一时间慌了手脚，连忙跑到大姐夫余柱家里去求援。余柱的父亲余兰曾是三里五村很有名气的医生，参加过抗日战争，是老革命，性情豪爽，喜欢吹牛，人称“余大炮”，过去有个病村里村外的人都要请余兰去看，好吃好喝都尽着他。但是，医不自治呀，余兰的大儿子余喜刚到30岁就得了怪病卧床不起了，半年后就死了，死后5个月他老婆又给他生了个闺女，让村里叹服余喜病怏怏的还不耽误“播种”。这余兰四年前才去世，享年80多岁。临死的那年春节，市委书记带着人马前呼后拥地到他的病床前，给他送来了一床棉被，还亲手递给了他500元救济金，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慰问话。市电视台、市报社的记者挤到前边，想采访到余兰老泪纵横连连道谢的感人场景，为此同来的市委秘书长伸过手来关切地问：“大爷，你好呀。”想往下边启发一下余兰，余兰却接过来话说：“我不好！我们打天下，你们坐天下，你们才好。”结果弄得前来慰问的各级头头儿都碰了一鼻子灰。正月里，余兰便一命归天了。余柱的看病本领一是靠余兰言传身教，二是靠自学琢磨，三是靠参加各类培训班，尽管没有他父亲余兰过去名气大，反正看病还马马虎虎。就是自打去年进山砍柴一脚踏空，从悬崖上跌下，脑子给摔坏了，看病的技术一落千丈，出现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差错。村里又没有别的医生，只好还让他给看，死马权当活马医了。余柱听说岳父余荣的病又重了，就赶忙跟着余录往岳父家里赶。医生都讲望闻问切，余柱看了岳父余荣的情况，又向余录两口子问了刚才的情形，眉头皱了皱把余录拉到一边，悄声说：“老弟，刚才那叫回光返照，咱们准备后事吧。”
　　
　　余录一听大姐夫余柱说父亲余荣要撒手人寰了，登时感到有些发懵。余录发懵不是因为他将要跟父亲余荣永别了，而是感到这丧事需要的开销没法办。莫说信用社年前都要起诉自己，再向信用社贷款根本就没有指望，即便是说信用社贷给款，这大过年的也没有人办公呀，村里的代办员得同意贷给，乡里信用社的领导也得点头，最后各村联了网的电脑也都在“休息”。跟乡亲们去借，很多能借的人都借过了，不能借的人也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再说过年期间借钱更不好意思了。但父亲的丧事还不能简办，生死婚娶都是人生的大事，让父亲走得体面些也是做子女的一片孝心，更关键的是有一帮子“丧事监督组成员”，这些人都是余录姥姥家的舅舅们、妗子们，在本地被称为“后家”，吃喝招待得怠慢一点儿就会跟主家大闹。几年前母亲去世下葬的时候，就因为招待这些“后家”的烟酒档次不够高，让余录的二舅雷霆大发，当场就摔了一个盘子，最后只好赶忙撤换烟酒才过了关。等到这次父亲去世了，如果余录操办的丧事不让那些姥姥家的人满意，恐怕又要闹出啥笑话来。想到这些，余录为难地对大姐夫余柱说：“办事的钱可咋办呀？”余柱尽管脑子出了点儿故障，但毕竟岁数大，经历的场面多，想了想说：“把他们叫到一块儿说说，想想法子。”大姐夫提到“他们”，那就是指他们兄妹四个了，看来一个“家庭扩大会议”也就非开不可了。
　　
　　直到初二上午，余荣一直昏昏然，也不吃来也不喝。到了中午，余荣的嘴才略为动了动，断断续续地说：“老汉－－我－－六十六，不－－算－－夭来－－也－－不算－－寿。”看来是在梦呓般地说胡话。兄妹几个却在余柱的主持下，会场的气氛很凝重，余录、余凤、余英、余杰、余新、余批阴沉着脸。俗话说，除了割肉疼，就数拿钱疼。不仅如此，这些人家都不宽裕。余录的大姐余柱、余英家刚出过余柱摔下悬崖的不幸，余柱的侄儿余方，就是他哥余喜的儿子年前又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抓走，一家人花了不少钱才算把人给弄了回来。余录的二姐余新、余杰家境本来还可以，余新的父亲余堂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听说要转正了乐极生悲，喝酒的时候一醉没醒，他们的儿子余力却患了风湿病，一年到头要吃药，开销也不小。弟弟余批到山下当上门女婿，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财政大权都是妻子和岳父、岳母把持着，况且过去说亲的时候都有言在先，山里的亲生父母活不养死不葬，这次参加“会议”还是在家里说了谎话跑出来的。
　　
　　真是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呀，余录耷拉着脑袋蹲在一边。余凤用胳膊肘捣了捣他，他也假装没有感觉到，无奈余凤只好开腔了：“咱爹看来病得不轻，咱们再穷也得把咱爹给打发好，别让乡里乡亲的人看笑话。”其他人听了，也没有人附和，大家心里明镜：“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关键是锅腰上树－－钱缺。”最后还是余柱拍了板，余录负责购买烟酒和一头猪，其余的每家出一千块，手头没钱的想法转借，不当家的想法说谎话弄钱，等以后余录家的日子好过了再算帐，响器、纸折的钱由两个闺女家分摊，从一千块钱中多退少补；余批出的钱由余录原数返还。余柱说了意见，看了看大家，问还有没有意见，没人吭声就当是全体通过了。这个“家庭扩大会议”就在这种死沉沉的气氛下胜利闭幕了。
　　
　　接下来的两天余荣还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哈，处于半阴半阳、奈何桥畔之间。余录却忙得不可开交。最后终于从邻村一个老同学开的代销点那里赊到了2000来块钱的烟酒，还写出保证来上半年还清，不然的话就拿机动三轮车来折抵。本来村里育成的肥猪过年都卖的卖杀的杀，几乎都处理完了，碰巧五里外的村里一户人家有头半大的猪这几天不好好吃食了，各家过年都有猪肉担心杀了也处理不下去，就经人介绍答应先赊给余录了。
　　
　　看来万事齐备，就等着余荣蹬腿了。这个人学了一辈子毛主席语录和圣人之道，最后还真长材料，在初四半夜倒头了。余录叫来亲戚一起把余荣安顿在草铺上，让他在软绵绵的干草上边静静地仰卧着，也好接受亲戚朋友日后几天的吊唁。忙完这一切，余录感到眼睛有些疼，让妻子余凤看看咋回事，余凤惊叫了一声：“哎呀，这哪里是人眼？整个一双狼眼，太红啦！”尽管余录感到困得要命，但是天还是亮了，他赶忙逢人磕头报丧，一晌下来膝盖都有些酸痛了。中午草草地吃过饭，余录就去发动自己的机动三轮车，他要把烟酒和肥猪拉回来，以便应付那些气势汹汹的“丧事监督组成员”。
　　
　　天气有些冷，机动三轮车烧的是柴油，不好发动，余录就近拾了一些干柴生了一堆火来烤。火生了起来，他也在火堆便趁机打了个盹，朦朦胧胧地回味关于这辆车的辛酸往事。这辆车本来是大姐夫余柱的，自打大姐夫从山上摔下了坏了脑子，大姐余英怕他开车出事，就让他把车卖给了余录。说是卖，其实也没有得到钱，说好了3000块钱，等余录经济上翻了身再说。余录也不是没有想过翻身，经常拉些山货到山外倒腾，无奈总是遇到“大檐帽”，每每斩获平平，去年腊月的一趟更是倒霉。村里是县上划定的林业区，国家在山上飞机播了种，也就禁止了放牧。松树倒是稀稀地长了些，可都是些歪瓜裂枣的，不成气候，过去山上的黄荆、黄栌、野皂桷等灌木却都疯长了起来。附近的一个煤矿上需要坑木，就收购这些灌木棍，一根七毛钱。为此，不少人都偷偷摸摸地砍一些或者是收购一些，趁着夜色拉到矿上去卖。余录砍了半月，弄了一车，本想送到矿上换个钱好好过年，没料到到了山口就让夜里巡逻的林业警察给逮住了。刚开始说是要没收，最后说要罚款3000元，看余录衣衫褴褛也怪可怜的，就答应减轻罚款1000元，还有一个警察登上了三轮车，跟着余录到矿上去卖。可别说那个警察勤快，他是惦记着那1000元罚款。卖了货后，余录得了1500多块钱，当场就让那个凶巴巴的警察给弄走1000块，气得余录真想劈头给他一老拳。现在想起来这些，余录还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狗日的，简直就是强盗！”
　　
　　机动三轮车总算是发动着了，喷着黑黑的烟雾团像是预示着不祥之兆。余录站直了身子，感到眼前直冒金星。他也顾不得休息了，跨上车就要起步，眼前的车上的机械却一片模糊，平时驾轻就熟的机关都是那样陌生。就在几秒之间，车朝着不该去的地方跑了，一头栽进了路边的深沟里，重重地摔在了石头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村里人出来看的时候，只见三轮车被摔得七零八散，余录静静地躺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第一个跑到跟前的是余录大姐夫余柱，他看到余录并没有流血，还暗自庆幸。但来的人多了，也不见余录醒过来，顿时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人命关天，余荣的丧事先要搁一搁了。余柱和余凤、余英、余杰赶忙从村里找来一辆三轮车，由余凤抱着余录坐在车上，余英、余杰、余柱在路上轮换，马不停蹄地赶往乡卫生院。乡卫生院大概还没有上班，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位值班医生，看了看余录的情况，摇了摇头说：“还是到县医院去看吧，别把病人给耽误喽。”这样到了傍晚时分，三轮车喘着粗气停在了县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余录抬了下来，满脸毫无表情的医生还是慢条斯理地穿上白大褂，要他们先去交纳押金。好在这些人身上还带着给办理余荣丧事准备的两千块钱，就让余凤跑着去交了。医生看了押金条，才给余录输上了氧气，又让他们去拍片子，说片子第二天才能出来。
　　
　　一晚上，余录都没有说一句话，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打着吊针。余凤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好不容易挂到天明，余凤赶忙去拿片子，心里还念叨着好在自己的丈夫余录没啥大毛病。但事与愿违，医生看了片子，说是余录的脊椎摔断了，医治至少要1万多，治好了也是个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人。余凤听了，哭得越发厉害了。别人都在一边劝她，她却愈发“人在疯”，说是要从医院的楼上跳下去寻死。恰在这个时候，医生又说：“别哭了，病人要想住院，赶忙去办手续，再交押金五千。”余凤一听，霎那间就气得昏死过去了。余柱他们几个又是掐人中又是喊名字，最后余凤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余凤做派一向泼辣，擦了把眼泪，健步跑到了余录的病床前，抬手就拨掉了氧气和吊针，狠狠地说：“孩儿他爹，你就去吧。”过了不一会儿，余录便断气了。
　　
　　余家的坟地添了两座新坟。村里有人说：“余录这孩子孝顺，追着他爹到地下伺候了。”只是苦了余凤，几个月后就开始在夜里梦到余录又爬到自己身上“坏”，醒来感到下边已经是湿淋淋的了，就是神情恍惚，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虽说“丑病不背医”，但这病如何跟姐夫余柱说得出口呀，余凤就找了机会给余英说了，想让余英说给余柱出些治疗的方法。晚上，一番云雨后，余英把余凤的病给余柱说了。余柱一听，就知道这叫“鬼交”，是中年妇女长期缺乏夫妻生活所致，就半看玩笑地说：“你也别笑话人家，我那次要是摔下山丢了命，你也说不定得这种病比她还要厉害呢。”余英听了，拧了一把余柱的屁股，接着问：“有没有药方可以治好这病？”余柱回答说：“药方就两个字：嫁人。”余英嘟囔说：“说起来容易，带着两个娃儿，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谁要她呀？”
　　
　　2006年春节前，余凤和两个儿子喜滋滋地拿到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红本本。过年后，亲戚给公公和丈夫一块办了三周年。事过人散尽，余凤拉着两个孩子夜里又跑到坟地里，掏出来了两个在家里仿制的《农村合作医疗》红本本，一边用火点着了，一边喃喃地对他们爷儿俩说：“你们没有赶上好时候呀，给你们捎个红本本到那边去，可别有病硬扛着，等到病得不轻了就晚了。”抬头望去，一轮冷月无情地普照着宁静的山村。正如公公余荣生前在婆婆死后告诫家里人的那样－－死者常已已，生者尤可歌，余凤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叹息声在幽谷中久久地回荡着，回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