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坐在办公室里，曹路祥特别的思绪澎湃，激情汹涌。他从藤椅上站起身来，又走向正南的窗台……
曹路祥对着人民广场的表演台凝神贯注。在阳光下，那闪闪发亮的华表柱子……当他的眼光收回来，落在那条市行政中心大门外的康庄大道时，他暗自思忖：“人生道路如果也像这通衢大道一样平坦无垠，就很可能会因速度太快而撞车……”
曹路祥又回忆起来，他在参加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时经历过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曹路祥在郊区南坑村当知青的时候，那一年，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最高潮。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在市委组织工作队的时候，要求在知青中挑选10个人参加。由于李俊泉副区长的提议，曹路祥幸运地被选上了。他参加了香州市委的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当时，按照李俊泉的指示，曹路祥是用双重的身份到市农业学大寨运动样板村——黄岗村驻点：曹路祥既是农村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运动的驻村工作队队员，也是农业局派出的农作物病虫害测报专业的技术员。他要求曹路祥在做好工作队工作的同时，做好水稻三化螟虫害防治的预测预报工作。
曹路祥记忆犹新，在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天，当他背着行李包跟着黄岗村大队党支书走到住地的时候，真是傻眼了。尽管门楣上清清楚楚地用红漆书写着“文化室”三个字，里面却是猪栏粪间一样脏。房门没有关，里面正有两条小花猪，靠墙横躺着。乱草碎纸，夹杂着石块瓦片，满地狼藉，猪屎狗粪，星罗棋布。有一股腥臭难闻的气味，直冲他的鼻孔。
曹路祥心里叹道：“这样的房间叫人怎么住啊？”
曹路祥探问村支书：能不能另外找一个房间或者是找一户人家搭个铺位……
村支书姓洪，叫洪春珠。他极难为情地摇头晃脑地说道：
“难哪！另找房间？生产队就只有这么一间空房子。搭铺嘛，没有社员肯的。如今社员群众对上面下来搞运动的工作同志感情不怎样好。谁肯惹这个麻烦，空出床铺来让你搭呢？不要说搭铺，就是搭伙食也难的。只有我们当干部的才肯吃这个亏，你也只好到我家去搭伙食了。——吓，这个队长也真操蛋！三天前我就叫他安排人打扫这个房间了，他竟当耳边风！现在半早不晚的，社员们都开工去了，去哪里找人来打扫。”
洪春珠支书毕恭毕敬地对曹路祥诉了一番苦，说得曹路祥心里痒痒的怪难受。想起革命前辈到农村工作的艰辛，他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懊悔刚才不该给支书出难题。
洪春珠支书说是有事先走了，曹路祥只好自己动手清理起房间来。
曹路祥用嘴吹吹那满是尘埃的书台桌面，把背包往上放好，卷起袖子准备打扫房间。
忽然，洪春珠支书又转回来，对曹路祥说：“你对面这一户，是四姓人家，背景很复杂。你要注意和他们划清界线，站稳阶级立场！……”
听洪春珠支书那么说，曹路祥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抬眼看看对面的农户，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并不在意。于是，一心一意清理房间，打扫房子。
正忙的时候，来了一个四十多岁清瘦的女人，穿条乌裤子，着一件黑色斜襟唐装衫。一头乌黑的短发，慈眉善目的，说话细声细语。她告诉曹路祥：她就在对门住，名叫汪玉霞，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去开工。
听说曹路祥是新来的驻村工作队同志，要在这文化室里居住，她便回家去拿了扫把、粪箕、铁铲来帮忙。她手脚麻利，干活轻快，不一会便把房间清扫干净了，还回家去打了桶水来抹了床和台凳。她不多说话，干完活后便即刻告辞。曹路祥迭口连声感谢她。她却只是淡淡地笑一笑，赶快向对面的家门走去，忽然又转回头来轻声说：
“缺茶少水需要什么时，尽管喊一声，我们会送过来。”
曹路祥目送她回家后，心里莫名地想：“这样一个好邻居，为什么是历史背景复杂的人家呢？”
太阳下山的时候，洪春珠支书来叫曹路祥吃晚饭了。他走进门来，看见已经改变面貌的文化室，眨巴了几下眼睛又特别强调地说：
“你对面这一户是个牛鬼蛇神窝，出身关系很复杂！户主洪山仁，虽然是贫农，可是已经蜕化变质了。娶的老婆汪玉霞是反动派的家属。她原先的丈夫逃跑在台湾，哥哥在香港，是个特务嫌疑分子。她是特务帽子拿在手上，可戴可不戴的帽子坏分子。虽然没有戴上去，我们内部也是把她当成特务分子对待的。她没有生育，收养了个外甥女儿叫黄云秀。她父亲叫黄素，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她母亲也是地主女，在反右斗争中上吊死了，自绝于人民。还有个青年叫叶良奎是洪山仁的堂表外侄，是个地主孙。”
听洪春珠支书这么一介绍，曹路祥心里嘀咕起来了：这样的坏分子家庭，怎么却那么热情？
曹路祥在想：也许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吧，阶级敌人总是在讨好人……不是说化成美女的毒蛇更毒辣吗。
曹路祥面对着“家徒四壁”，想到用水，不知如何办好？
尽管曹路祥心里不乐意，但天黑下来的时候，他还是硬着头皮跑到对面的四姓人家去借水桶。
曹路祥走进四姓人家屋里来，只见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特别醒目。它好象是有意识在显示主人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靠墙边铺了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张六脚台。台面上有一株水横枝供养在一个装过腐乳的广口玻璃瓶里。修剪得很精致，宛如一座碧绿的山丘座落在平湖之中，凭借一杯清水生长、竞秀！床头半壁还吊着个木箱书架子，里面装着满满的书籍。左边那间正屋（看样子，应该是汪玉霞母女的卧室）一张老式床，一个老式衣柜子（据说都是土改时分的地主家具）。此外，还有乱七八糟的杂物，虽然放置得有条不紊，但到底房小物多，塞得满满的。看上去，给人一种拥挤凌乱的感觉。
曹路祥心里嘀咕：这样的农户，一派忠厚老实的样子，说他们是坏人，横看竖看都不像。
曹路祥心中有些不平了，觉得给他们一家戴上“牛窝蛇洞”的帽子，也可能有点儿冤枉。他又一次感觉到，人世间，到处都是许许多多令人难于理解的事情！
四姓人家的主人洪山仁，土里土气的，五十刚出头，却已经有点驼背了。弯着身躯，满头白发，淡淡的眉毛，厚厚的咀唇，古铜色的脸额上刻着三条硬硬的横纹，还有满脸的都是粗粗的深深的皱纹，就像松树皮一样粗糙，一样刻板。热天里，他总是穿条扭浪牛头裤，赤条条地光着上身。凹下去的皱皱的肚皮，骨突着厚实的胸脯，肌肤紫得发黑，只有手臂上那突起的肌肉，却还令人可爱。他朴实勤劳，一年四季，从冬种到夏种，从春收到秋收，几乎总是从犁上赶到耙上，从地场上赶到睡床上。每天早晨起来，光着脚板下地，大田小田，旱田水田，从早到晚，忙个两头黑。一年三个农忙时节，歇牛不歇人，臭汗和着稀泥糊得一身一脸，鼻子眼睛都没了。只有仔细看，才能看见他那昏浊的眼睛里，白眼珠上挂着线线的红丝，黑眼珠上挂着薄薄的黄幔。天黑了，别人都收工了，他还要田头地尾走一圈，把田缺口堵好，把别人丢下的农具拾回来……他干的活儿比别人多，可拿的工分却比别人少。尽管身强力壮，终年不闲，他手头却很拮据，常有经济危机。有一次，他穷得连买烟丝、盐巴的钱都没有了，来向曹路祥借5元钱。站了老半天才在他那厚厚的咀唇里慢慢腾腾地吐出来那句关于借钱的话：
“身上带得有钱无？能不能通融一下子，借我5元钱？”
曹路祥借了5元钱给洪山仁，过了个把月，洪仁山才归还。他再三的道歉，好话说了大半箩。洪山仁这样子，倒使曹路祥听得很难受。
曹路祥想：这样一个老实农民，土改“根子”，只是因为娶的老婆是地主养女——也可能是地主婢女——“文革”以来就背上了黑锅，成了“二等社员”了，真是不可思议……
洪山仁的老婆汪玉霞，她是这么一个人，村中老少都夸她！她从来都不惹事生非，不跟村邻吵架，也很少出门上街。她料理家务妥贴周到，对丈夫关怀，对一双并非自己亲生的儿女疼爱有加。她把整个家庭理得和和睦睦，齐齐整整。她本姓叶，是难民的女儿，在日本侵略香港时逃难过来的，大地主汪明轩收养了她。解放前夕汪明轩逃到香港去了，有人说他在香港做生意，也有人说他当了国民党特务。
那一年，汪玉霞的胞兄从香港过来登广告找到了这个妹妹，认亲后还回来过几次探望她。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那一阵，不知从那里吹来的风声，说汪玉霞的哥哥从香港过来了，他找胞妹是为汪明轩穿针拉线的，是在搞特务工作……于是乎，汪玉霞便挂上了“特务嫌疑分子”的牌子，关进了“牛栏”……从此以后，她便成了公开的“阶级敌人”了。
四姓人家的青年叫叶良奎，已经二十多岁了，他想结婚，可就是找不到对象。他样子不算丑，长得四平八稳，结结实实的，加上心灵手巧样样精通，是全村中屈指可数、有口皆碑的能人。只可惜，有一只眼睛瞎了，使他破了相……
叶良奎为生产队种的中药材“生地”，收成后经过加工制成“熟地”，产量质量都是上等的。因为叶良奎的贡献为集体挣得了大笔收入，使生产队的分配水平比相邻生产队高出一倍多。公社里召开发展多种经营交流会，公社王书记却不同意他去介绍种植经验。说他阿公是地主，根不正，苗不红，不能登“无产阶级的政治讲台”……
村里也有不少人对他看不惯，认为他孤傲、清高。确实，叶良奎很少与其他青年同伴吹牛谈天，也很少向生产队干部拍马溜须。对人对事，他有自己一套独到的见地。他总把话装在心里，从来都不去高谈阔论。他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每天大早起床，塑料凉鞋一蹬，就到自留地转上一圈。因此他家的自留地一年是四季都生机勃勃的。
叶良奎是个老牌高中生。尽管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年年考第一，奖状一大叠，但就是不能升大学。回到村里来，吃苦耕田，做得比人好，也不能受表扬，就是因为他根不正！对于这一点，曹路祥认定叶良奎是自己的同类，心中暗暗地同情他，就是不敢向他讲述自己同样悲惨的遭遇，同样不公平的社会，只能享受不公平的结果！
叶良奎正当青春年华，四时不闲，象头牛牯一样不知疲倦。开山挖沟，平田改土，筑路造桥，耙田犁地，从来不曾有过半句怨言。叶良奎心安理得地对曹路祥说：“鸡是啄来吃，鸭是含来吃，人是用嘴吃饭的。耕田种地也一样，能够吃饱饭，可以好好过！”
但是，对于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叶良奎却是非常地愤愤不平。他曾经这样对曹路祥坦陈心境：“当工人，当售货员，当赤脚医生，当民办教师，都是做工啊！说句时髦话，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说句俗套话，都是打工赚钱为生活，与当农民也差不多。青年人，不一定要进城闹革命，才算有前途！但是，似我这样子，没有做人的资格，没有做人的尊严，那才是最为可悲，最为可叹！”
是啊！据说叶良奎原本是烈士的遗孤，但是却颠倒黑白，在一些干部的心目中，他叶良奎却变成了“可以教育好子女”，连做正常人的资格都给剥夺了。听过叶良奎关于自己身世的叙述，曹路祥也为叶良奎觉得可怜、可惜、可悲……曹路祥联想起自己特殊的身世，遭遇，两人相对而泣，各有心思，哭成了一团……
一天晚上，更深人静的时候，叶良奎愤愤不平地告诉曹路祥，他是革命烈士的亲骨肉，是给人陷害了，才不明不白地变成了“狗崽子”！
谈话是从他那一只瞎眼睛开始的。他叙述说：1961年他母亲患水肿病，无营养，他想抓几个鸟蛋给母亲补补身体，爬上伯公树去掏鸟窝，不料，竟然摔了下来……虽然没跌死，却失去了一只左眼！回忆往事，叶良奎痛苦得哭了起来。他那只左眼荡漾着满腔苦汁，泡浸着灰晦色的眼珠子，在暗淡的电灯光下，黯然无色。那苦楚的情形真令曹路祥心酸！
叶良奎告诉曹路祥，他父亲是革命烈士，叫梁强，1949年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当时他还在娘胎里。外公姓叶，所以把他也改成叶姓。他母亲体弱多病，土改后，带着叶良奎投奔了舅舅的姨娘家，来到了黄岗村，跟着表姨舅过生活。经济困难的时候，表姨舅和母亲都先后死了，在叶良奎母亲快咽气时，她把叶良奎托付给洪山仁夫妇：“这崽子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他就这么一根独苗。请看在烈士的份上，把他当成你们的亲生儿女来抚育……”
洪山仁哭着安慰叶良奎母亲说：“姑子请放心，反正我们也无儿无女，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子女抚育成人！”
叶良奎母亲命令叶良奎跪到洪山仁夫妇面前，听见儿子对着洪山仁夫妇叫爸，叫妈……然后才合上眼！
……这样的故事，真叫人催哭，断肠！也令人十分敬仰、钦佩！
四清运动时，叶良奎父亲的战友张靖当四清工作队总团副团长，了解到叶良奎是自己战友——革命烈士梁强的儿子后，曾经打算要给叶良奎落实烈属遗孤的政策。不料还未来得及办妥，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靖副团长也被打倒了，叶良奎那光荣牌还没挂上就给砸碎了！现在，叶良奎的额头给贴上了‘地主孙’的标签，连做人的基本资格也给吊销了！
叶良奎痛苦地结结巴巴地对曹路祥说：“我，我父亲当共产党，为，为革命而抛头颅，洒，洒热血！他，他一定想不到，革命成功后，他，他的儿子竟会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
叶良奎讲得泣不成声，曹路祥也听得心酸肠断，他联想起自己不平常的遭遇，那被冤枉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冤案，莫名其妙的“小流氓”诨号……他们之间似乎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因而曹路祥陪着叶良奎流了不少眼泪。
曹路祥与叶良奎算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后来，平反冤假错案清查活动开始了，曹路祥曾经帮助叶良奎给时任城区区委副书记的张建明写申请，要求为叶良奎落实政策。在张靖的帮助下，叶良奎父亲的烈士身份很快得到确认，叶良奎获得了烈属的荣誉和优抚待遇。从此，叶良奎把曹路祥看成是世上挚友，人间知己……
叶良奎除了眼睛残疾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缺陷：说话结巴，咬字不准。他告诉曹路祥，正是这个可恶的缺陷使他得罪了洪春珠，把“洪支书”洪春珠叫成“风吹竹”。“风吹竹”，两边倒，是立场不稳的代名词。喊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多人认为“风吹竹”确实很符合洪春珠的为人。因而你喊他喊，真的喊成了村支书的外号。当洪春珠支书被人那样子乱叫喊的时候，心里十分恼火，叶良奎自己也为此而觉得很懊悔。曹路祥却不以为然，他对叶良奎说：
“你给洪春珠起的这个雅号儿，也够恰切！既谐了音，形态特征也很象。你看他，四十多岁，身高一米七，苗苗条条的，头发软软的，说起话来前俯后仰，摇头晃脑，的确象棵哪边风大哪边倒的风吹竹。眼睛又势利，看人看样看脸色，对上对下，对官对兵不一样，个个投好，左右逢源。这种性格不是风吹竹是什么？”
叶良奎却不同意曹路祥的评说。他反驳说：
“村，村支书，自，自有他做人的准则。当，当个小小的村官，吃，吃官饭，不，不看领导眼色，不听从指挥，不，不随风转，脚，脚根就站不稳。这，这个支书就当不成！”
听见叶良奎那么说，曹路祥也不好争辩。他心里说，糯米煮醋，各人意思，说不清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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