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早已不属于我们的儿童节，写下这篇不属于儿童的文章！以饷闲人！
　　
　　本事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主席，毛泽东在政治、历史、军事、文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是令人咂舌，也是有目共睹的。太多评论家对他的这些成绩作过太多评价，因此这里并不想对他的这些方面作过多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他基本上独立创造了一种学说——毛泽东思想。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无可厚非的。
　　
　　这样看来他的身份就太多样化了，除了是天生的领袖，他还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理论学家。但往往人们容易忽视他另外一个身份——政治家。一个聪敏睿智、懂得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即使是有失误也能勇于承认及时纠正并能把时局转入有利形势的政治家。
　　
　　什么叫“政治家”？政治家有一个长远的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挠追求理想，不会追求一些通俗的财富或权位，有一条很清楚的道德伦理底线，有感动人的“精神的力量”和“人格力量”。有领导能力和高瞻远瞩，意志惊人，果敢坚定的人物。他必须有政客的手腕和决绝，也一定要有大家的舍己为人，为民造福的抱负。
　　
　　春风得意多逍遥！
　　
　　平衡策略
　　
　　这些手段和抱负都可以从他所笃信的社会主义信条和他的用人用策中看出来。
　　
　　首先，他在平衡左右派之间的关系是用的是这样一种策略：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劲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利用这种平衡，很好的控制了刚进城时期时局的短暂的动荡和不安；他利用这种平衡，抵挡住了西方的舆论压力和国内反动派的糖衣炮弹；他利用这种平衡性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因此，这一点在毛泽东而言是功不可没的。然而也正是这样游刃有余的处理政治和权术，最终使其难免使其过度沉溺其间，犯了个人主义的错误，这是必然的结果。
　　
　　犯了错误，万般愁结在眉梢！
　　
　　文化策略
　　
　　其次，看他对文化以及文化人的态度。这一点从他对鲁迅的态度便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很多人说鲁迅是被毛泽东捧红的，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隐隐成为了当时文化青年的领袖，毛泽东也是在瞿秋白的推荐下看了鲁迅的文章，对其大为推崇。后来，在延安根据地，开始确切提出学习鲁迅的口号，并从此开始着重树立鲁迅的榜样作用。他以鲁迅思想为契机开始了一系列文化思想的运动，并从次渐渐保证了革命队伍的革命性和革命彻底性。因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具有高瞻远瞩地难得眼光和品质的。
　　
　　任何一个成功的开国者都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尽量统一思想以保证后期工作的顺利和“有理有据”，对于这一点，不得不说毛泽东是做的很聪明很成功的。这从以后他让郭沫若主持文艺工作等事件也是可以看出的。
　　
　　最后，看看他政治生涯中的矛盾和偏离。
　　
　　与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毛泽东大概根本没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只是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他象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显然，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他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然而，年老的他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这是他的缺点。
　　
　　他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的新时。老年的他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显示的参照意义，又因为苏联的关系，他和斯大林一样不可避免的犯了个人崇拜的错。
　　
　　然而，他毕竟是聪敏的，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他在七千人会议上勇于承认；对于文革的错误，他在后期也能开始反省。因此，他可以说是有担当有魄力的。虽然他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总的来说他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成功的。
　　
　　正如一位美国人，在他去世时曾说的，“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申国也许会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