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人很可怕，“他不在乎物质的享受，也并不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种种事业有多大的意义。他绝顶聪明，早已洞察一切。但他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具备超人的智慧，又不甘心就此埋没。于是只要有机会，找到一个题目，他就要放手措置一番。他既不是为了换取功名利禄，也不是为了赢得人们的尊重，只是为了让自己那颗不安的灵魂由静生动，由动归静。正因为只重过程，不论目的，因此选择题目也不论是非（他根本就不认为由什么是非），只看到可行不可行。”也即他在乎的只是能否发挥自己的才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样的一种人真的那么可怕吗？也许你不会觉得。那就让我们从《和尚少师姚广孝》一文中寻求这种认识吧！历史才是证明一切命题的真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他的一些介绍“姚广孝本名姚天僖，苏州常州人，家中累代从医，但他不肯继承父祖的事业，十四岁即出了家，释名道衍，做了和尚的道衍又不安心学佛。他先习禅宗，后习净土宗，同时又读了大量儒家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历史、地理、军事等方面的书籍。他还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等相交往，是高启的‘北郭十友之一’”。如此之人，历史上有过几位？寥寥也！
　　
　　再来看姚广孝后来做了些什么：“当元朝末年，天下大乱，道衍潜心钻研各种有用之学，或本图一逞，但他还在观望中，元末的动乱就结束了。明初他参加朝廷举行的和尚考试，是不甘寂寞的他再次寻找机会，或当时人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因此他失望而归。四十岁遇到朱棣，他马上就看出了这个王子的勃勃野心和卓越禀赋。根据他的观察、分析，太子朱标懦弱，朱标之子更平庸，朱元璋又让燕王等手握重兵，他断定朱元璋死后必有好戏上演，也感觉到这大概是他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不顾一切，投入整个身心，以求一手导演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来。”大戏如何？“靖康之变”历史上出现过几回？寥寥而已！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在导演了“靖康之变”这场大戏之后，他做了些什么。“朱棣篡位成功，大赏功臣，道衍位居第一。朱棣要给他封官，他坚决推辞，遂任命为僧录司左善世，即全国最高和尚、尼姑的最高领袖。及至立朱高炽为太子，遂封道衍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命他恢复俗姓，赐名广孝。又命他蓄发还俗，不肯；赐给第宅和两个宫女，都不接受。平常仍居寺庙中，穿上官服上朝，退朝即换上僧袍。”功高如此，所受所求如此，历史上又有几人？寥寥之也！
　　
　　历史并不是能被单个的人所能左右的。如果没有姚广孝，朱棣篡位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没有姚广孝，朱棣篡位不可能那么顺利。或许就不可能成功。那么，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亦可见一斑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有如此的假设。假如姚广孝在断定“朱元璋死后必有好戏上演”时，投靠的是建文帝朱允文，（而且，我想如果姚广孝如果是那种为苍生谋福、为民请命的人，他肯定会这么做的。）那么，凭他的才能，朱棣篡位根本就不可能上演，即使上演，也肯定会被很快平息下去。而且，以他之才辅佐建文帝治理国家，应该比朱棣在位之世好多吧！可惜的是，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一种只为己的人！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种人呢？我想应该是那扭曲的价值观吧！这种价值观是以超越自我的完全意义上的精神上的自我为中心的。他不求物质上的享受，也不求精神的浅肤性娱乐、消遣性的享受，他所求的只是希望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只重过程，不求结果，所为之事也是全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意志为判断标准。重在对某个事件的操纵。而不是某一件事对自己物质层面上的利益和对于别人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可以不甚准确地给之定之为以精神上的自我为中心的操纵欲、表现欲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造就了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人的可怕就在于他舍弃了一切的利益上的判断而去追求自我的表现欲，操纵欲。而且这样的一种人又是极有才华的，所以这样的才华又增加了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性。所以，这样的一种人是可怕的，也是最易被利用的。
　　
　　所以，在如今这样的社会，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塑造上。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再有才华的人也只能是对社会有危害的人。也就不是人才了！所以纵观我们的如今的教育。所谓的人才教育，应该是不甚合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