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后汉书之后，脑海中久久地萦绕着一个疑问：为何整本书大多写的是那些武将，而没有一个功绩卓著的文臣？而且，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上又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说，西汉是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而东汉已如一个人的壮年和暮年。河洛大地，龙游龟行，苍茫一片。”前后联系，是否又有点矛盾呢？

 

    如果东汉是人之壮年和暮年。那么，在这样的时代，应是文臣大展身手，演绎历史的大好时机才对啊？但为什么整个东汉却让作者想不出一个值得他可写的文臣呢？

 

    当我带着这些疑问重新看完其中的《刘秀的人生理爱想》、《“爱才”的样板》、《拒不合作的严子陵》、《思想家的命运》和《乱世才子的尴尬》几篇后。疑问似乎有了可寻的答案。

 

    我之所以说“似乎有了可寻的答案”，是因为我认为这可能只是我的一相情愿的猜测罢了！但，即使如此，我还是想说出来。

 

    在《刘秀的人生理想》一文中，作者在最后这样地写到：“刘秀从种田，造反到当皇帝，事先并没无什么远大的计划。正所谓是走一步看一步，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也是逐步提高的，从他个人的事业来说，的确是不可得的成功者；而他所依仗的，也正是出自农民的那种敦厚勤奋和脚踏实地。然而，也正因此，他的帝国从一开始便缺乏一种开拓的气势，在政治体制上也一味地沿袭前代，以致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

 

    在《“爱才”的样板》和《拒不合作的严子陵》两篇文章中，作者写了刘秀在打下江山实施“退功臣而进文臣”之时为表现爱才而求贤于卓茂、严子陵两人的事。而刘秀所求的这二人又是怎样的人才呢?卓茂“当时年过七十，已是一个老态龙钟的古稀老翁”，并无成绩只有名气，“照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如此之人要他何用？而严子陵呢？他是东汉最有名的隐士，才高八斗。但是无意仕途。“无奈严子陵‘不识抬举’最终没能谈成，但刘秀的爱才的声誉却迅速流传，甚至成为千古‘佳话’”。刘秀的爱才、举贤给自己代来了些什么呢？爱才的“广告效应”而已。

 

    但，有意思的却在后面，在《思想家的命运》和《乱世才子的尴尬》二篇文章中，作者却写了这样的两个人，一是东汉难得的“进步思想家”具有锐利政治眼光的敢于直谏犯上的桓谭；一是胸有韬略，才能横溢的东汉初年的大才子冯衍。但刘秀对他二人如何呢？二人极力举荐自己，经常献言献策。但结果，桓谭“多少年来深思熟虑的治国方略都一一献给了开国明君，”却丝毫不见理睬；冯衍“在一次上书刘秀，自比陈平、魏尚、董仲叙、李广等人，愿为新兴的东汉王朝尽心尽力，写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刘秀读了，却毫无反应”。如此之才刘秀为什么不用呢？

 

    前后鲜明的对比，我们从中又能体会出什么呢？

 

    纵观这几篇文章，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得结论：是刘秀得的出生，刘秀的素质，刘秀的性格注定了他的用人的策略。而他的用人策略却又是只需要名人效应，而不需要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家。

 

    “农民的那种敦厚勤奋和脚踏实地”所造就的帝王。只能是因循守旧，坐守江山。安于现状的没有改革创新，进取精神的帝王。这样的帝王，这样的王朝需要的不是改革家而是管家——老实的管家。所以思想家和天才在那样的时代是毫无用武之地的。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这能怪谁呢？只能怪他们太有才，只能怪他是刘秀而不是刘邦！

 

    但刘秀的举贤若渴又该怎样解释呢？试问，有几个君王不想落个明君的帽子？如此，对刘秀的爱才的做作就不难解释了。刘秀爱名所以爱才。而所爱之才又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的。那么，他的爱才是构建在不与自己的用人标准相冲突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就不无奇怪了。

 

    另外，我们都知道，后汉时期的重要的选官制度就是举荐。而举荐又主要以道德为准绳。所以刘秀重用名士，以名选才。便也不无奇怪了。而且，在那个注重以道德治国的时代。大举名士，注重名人道效应更能收到以统治阶级的以德来愚民的效应吧！如此的话，没有多少名望的桓谭和冯衍的命运便又是可想而知的了。这又能怪谁呢？只能怪他们太恃才却又不在乎外在的名声！

 

    但这一切，又不能怪任何人。因为那一切都是时代的悲剧，是时代导演了这场戏！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