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语文》之五春秋战国话“人口”
在古代，上天通过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手段调控着地球上人口的数量，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未能幸免，不过，这不等于说人为地促进人口繁衍的各种措施不起任何作用。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的条件下，如何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们制定国家政策时必定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为不管是发展经济，还是壮大军队，都无法躲避“人口”的多寡问题。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战国时的梁惠王面对孟子，发着牢骚，透着不解：邻国的国君哪一个如我这般尽心尽力。看，河内发生灾荒，我就把那里的灾民移往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时，我也这么做。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我的百姓并不见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历史上的梁惠王是如何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我们且不管，单是这一段话语就让我们明白：梁惠王希望本诸侯国人口增多的主要渠道，应不是人口的繁衍，而是人口的迁徙——从他“国”迁入本“国”。无怪乎孟子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阐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的观点，原来，战国时期，存在着“域民”政策——限制百姓的迁徙移民，以防止人口流失。无怪乎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阐明“今王发政施仁……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的见解，原来，各诸侯国们增长人口的主要招数是——吸引外来人口，使之安居乐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想想，各诸侯国都在一手“域民”，一手“吸民”，两相背离的政策同时执行着，既如此，谁又能期待本国人口激增。梁惠王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当然要抱怨世道不公，人口难增。
其实，有个高人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制定了一套适应当时局势的增长人口的政策——谁？勾践！勾践退栖会稽山，“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不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人口再生产拒绝老夫少妻、老妻少夫，更拒绝怨妇旷夫。勾践用法令明文规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且制定了男女双方婚配年龄相当的条文，以防人口资源错误搭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讫。”——赏罚分明的政策给百姓划定了行为趋向，勾践的“酒、犬、豚，乳母，粮食”让百姓明白繁衍后代除了可以努力让本家族“财丁两旺”外，在付出成本（养育孩子）时自有“国家”的补贴来降低成本。“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急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如此人道主义，勾践当然如期如愿实现了他的“将帅二三子以蕃”。十年的繁衍生息，发愤图强，越终于灭吴，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勾践的正确的人口政策起了极大的作用。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教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安定百姓、繁衍人口的同时，儒家大师孟子告诫统治者应该提高人口的素质。《礼记•学记》言“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古代，以“庠序之教”进行理想的普及教育，以“孝悌之义”进行由家及国的切实的规范治理。儒家行“孝”道，是汉王朝选择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一大原因。晋李密就曾以“家孝”抵制“国孝”，晋武帝能不了解李密辞不受官的隐蔽原因？但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他不但不杀李密，反而嘉其诚款，赐其奴婢，供其祖母奉膳，如此这般的根源就在于希望天下百姓皆以李密为榜样，学其“孝”，“孝”自家长辈，“孝”乡长里正，“孝”县长郡长，“孝”一国之君，尽“忠”于一人。当然，战国时的孟子未必想得如后来的政治家那般透彻，那般功利，但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正应了孟子的那句“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于民成“仁义”，于国形“方圆”。
总之，在“庠序之教”“孝悌之义”的规范和熏陶下，人口的素质应是有所提高。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耐心的劝导梁惠王：大王若能不把人口的多寡，百姓的缺粮少食颠沛流离归罪于荒年凶岁，而是“王道”之不行，而是您没能“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那么，相信普天下的百姓定会涌向您这儿了。
面对群雄纷争，诸侯争霸的局势，孟子当仁不让地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们施行“仁政”，推行“王道”。他告诉梁惠王，“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寡人之于国也》）；他教导齐宣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齐王晋文之事》）；他还指点齐宣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庄暴见孟子》）；他斥责梁襄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的一副关心天下黎民的热心肠，一片恨不能普天之下除虐政施仁政的赤诚之心，源自他坚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如此，依孟子看来，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人口的多寡，人口素质的提高与否，全仗于统治者能否“以民为本”。
以上记载在《孟子•寡人之于国也》的对话，引起我对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思考，或许它有断章取义之嫌，或许它还带给人管中窥豹的乐趣。当然，那时候的孟子、梁襄王两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千年后，地球面临着“人口爆炸”问题，更不会想到当今的俄罗斯、日本，正为2050年预计本国人口将锐减一半而发愁。真是世异时移，人口之观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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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上天通过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手段调控着地球上人口的数量，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未能幸免，不过，这不等于说人为地促进人口繁衍的各种措施不起任何作用。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的条件下，如何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君们制定国家政策时必定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为不管是发展经济，还是壮大军队，都无法躲避“人口”的多寡问题。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战国时的梁惠王面对孟子，发着牢骚，透着不解：邻国的国君哪一个如我这般尽心尽力。看，河内发生灾荒，我就把那里的灾民移往河东，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发生灾荒时，我也这么做。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见减少，我的百姓并不见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历史上的梁惠王是如何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我们且不管，单是这一段话语就让我们明白：梁惠王希望本诸侯国人口增多的主要渠道，应不是人口的繁衍，而是人口的迁徙——从他“国”迁入本“国”。无怪乎孟子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阐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的观点，原来，战国时期，存在着“域民”政策——限制百姓的迁徙移民，以防止人口流失。无怪乎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中阐明“今王发政施仁……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的见解，原来，各诸侯国们增长人口的主要招数是——吸引外来人口，使之安居乐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想想，各诸侯国都在一手“域民”，一手“吸民”，两相背离的政策同时执行着，既如此，谁又能期待本国人口激增。梁惠王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他当然要抱怨世道不公，人口难增。
其实，有个高人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制定了一套适应当时局势的增长人口的政策——谁？勾践！勾践退栖会稽山，“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不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人口再生产拒绝老夫少妻、老妻少夫，更拒绝怨妇旷夫。勾践用法令明文规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且制定了男女双方婚配年龄相当的条文，以防人口资源错误搭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讫。”——赏罚分明的政策给百姓划定了行为趋向，勾践的“酒、犬、豚，乳母，粮食”让百姓明白繁衍后代除了可以努力让本家族“财丁两旺”外，在付出成本（养育孩子）时自有“国家”的补贴来降低成本。“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急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如此人道主义，勾践当然如期如愿实现了他的“将帅二三子以蕃”。十年的繁衍生息，发愤图强，越终于灭吴，这其中不能不说是勾践的正确的人口政策起了极大的作用。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教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安定百姓、繁衍人口的同时，儒家大师孟子告诫统治者应该提高人口的素质。《礼记•学记》言“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古代，以“庠序之教”进行理想的普及教育，以“孝悌之义”进行由家及国的切实的规范治理。儒家行“孝”道，是汉王朝选择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一大原因。晋李密就曾以“家孝”抵制“国孝”，晋武帝能不了解李密辞不受官的隐蔽原因？但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他不但不杀李密，反而嘉其诚款，赐其奴婢，供其祖母奉膳，如此这般的根源就在于希望天下百姓皆以李密为榜样，学其“孝”，“孝”自家长辈，“孝”乡长里正，“孝”县长郡长，“孝”一国之君，尽“忠”于一人。当然，战国时的孟子未必想得如后来的政治家那般透彻，那般功利，但以“孝”治家，以“孝”治天下，正应了孟子的那句“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于民成“仁义”，于国形“方圆”。
总之，在“庠序之教”“孝悌之义”的规范和熏陶下，人口的素质应是有所提高。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耐心的劝导梁惠王：大王若能不把人口的多寡，百姓的缺粮少食颠沛流离归罪于荒年凶岁，而是“王道”之不行，而是您没能“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那么，相信普天下的百姓定会涌向您这儿了。
面对群雄纷争，诸侯争霸的局势，孟子当仁不让地游说各诸侯国国君们施行“仁政”，推行“王道”。他告诉梁惠王，“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寡人之于国也》）；他教导齐宣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齐王晋文之事》）；他还指点齐宣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庄暴见孟子》）；他斥责梁襄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的一副关心天下黎民的热心肠，一片恨不能普天之下除虐政施仁政的赤诚之心，源自他坚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如此，依孟子看来，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人口的多寡，人口素质的提高与否，全仗于统治者能否“以民为本”。
以上记载在《孟子•寡人之于国也》的对话，引起我对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的思考，或许它有断章取义之嫌，或许它还带给人管中窥豹的乐趣。当然，那时候的孟子、梁襄王两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千年后，地球面临着“人口爆炸”问题，更不会想到当今的俄罗斯、日本，正为2050年预计本国人口将锐减一半而发愁。真是世异时移，人口之观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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