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里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唐朝的卢承庆做尚书时,专门负责考核官员。有一个官员负责漕运,遇到大风,翻了船,损失了粮米。卢承庆在评语中写道:监运失粮,考中下。那个人神态自若,没辩解要退下。卢承庆认为这个人很有雅量,改评语为: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个人既未表示高兴,也未表示惭愧。于是卢承庆又改了评语:宠辱不惊,可以考中上。
《世说新语》里关于谢安的记载有好几篇,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捷报传来,丞相谢安看了之后继续下棋,客人问战事怎么样了,他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本来事情到这里很完美了。可《晋书·谢安传》中记载同样的事情时偏偏多了两句话:谢安回到卧室,由于太高兴,用力过猛,把木屐齿弄断了。史官接着评价:“其矫情镇物如此。”编修《晋书》的是东晋灭亡200多年后的唐朝官员,崇尚壮丽酣畅的他们实在忍不了了,必须加上这么一句。
公平地说,谢安不是只在这一件事上镇定自若,《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此时离谢安故去不过几十年,更有发言权。比如谢安乘船出海,遇大风浪,别人惊慌失措,他却神态安闲。比如桓温设宴想趁机杀害谢安,谢安反倒朗诵起诗来,对方最终没下手。
《世说新语》里有很多关于“雅量”的故事,都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极品:有人是倚着的柱子被雷劈了,继续写字;有人是家里着了火,慢悠悠地穿上鞋让侍从扶出去;有人是将军纵马闯入院子,依然面无表情。他们所展现的“从容”让你无法区分究竟是刻意为之还是与生俱来,这种镇定自若还成为被朝廷任用的重要依据。当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士族子弟,普罗大众就是再从容也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
晋朝病态地崇尚“旷达”“优雅”也是有原因的,经历过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频繁战乱,处处都是“白骨蔽平原”,而这种风度气质更像一种对恐惧慌乱多年的补偿和校正。
《国史补》中记载唐朝受宠宦官鱼朝恩到国子监当着百官讲《易经》,意在羞辱学者王缙和元载。王缙确实十分生气,而元载却表现得怡然自得。鱼朝恩对手下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数十年后,元载成了宰相,把鱼朝恩一党剿灭。看风格,这更像一个带有预言色彩的故事。不过,如果真的想复仇,愤怒应该更接近于常人的表现,也更能迷惑对方,过于从容反倒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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