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的中国人尤其对此嗤之以鼻，并长久以来对此大加挞伐：这不是草菅人命，这不是那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开玩笑嘛！其实，真的没有一国政府敢拿此做赌注，无奈新冠变异病毒的传播性实在太强，束手无策之下很多国家都上演了现实版的“群体免疫”，不少国家因此率先走出了困境。很多管制的很严的国家在国内外大量新冠感染病例数据的支持、在封锁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状况和国计民生并经过领导者思想方面的大变动之后，也走上了这条群体免疫之路，比如说中国。
我，作为一个个体，亲身体验了一下群体免疫之路上的中国农村的疫情祈福状况。
十几天前的我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但是由于我的疏忽，一下子变成了新冠阳性感染者。常年服用精神类药品的我药快吃完了，所以打算第二天去铜陵第三人民医院买药。可是在我去之前，无意中听到邻居家的小伙子的媳妇跟我妈等人闲聊：“现在呀，国家已经不隔离返乡人员了（6月份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还被隔离了7天，隔离费1天200元），现在的麒麟镇，十家就有九家阳了。”“切，危言耸听！”隔着窗户听到这种声音的我不屑一顾，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第二天，口罩一戴、手机一搭，标准的帅哥出远门的装备一弄，出发了。
我的心情是郁闷的，因为自从四月份的时开始，因为油价上涨、疫情外溢加上乘客不够，从其林镇直达铜陵的两辆客车都停运了。我只好坐上还没有停运的公交车去了。但是你不知道呀，在农村，由于居住地比较分散，即使普及了公交车，只是到镇上，而要从你所居住的地方到镇上，除非碰上赶集的时候三元钱，不然得花二十元包一个面包车或者私家车去——由此可知，在现代化普及的今天，在农村的打车成本还是很高的。
有人就说了，哦，原来你是个笨小孩呀，你不知道买一部车，开车去呀！这可真是不知者不罪，一来我混的比较差，买不起车；二来我这个人动手能力比较差，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轿车，只要是车，我都不会——我还记得那次学电动车，差点就把自己拖成渣子了。
总之吧，由于主客观原因，我最后只能坐公交车去了铜陵三院，而且是转了三趟才去成：从其林大街坐车到会岔，再从会岔坐车到了老洲镇政府，然后再转车到铜陵三院。碰巧，那天是世界杯决赛的日子，我一路看比赛一路去的，结果还差点错过了车。
买药的过程就比较简单了，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只知道自己在回来的时候差一点就吐了——对于这一点，我倒真是有些心理阴影了——
那还是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注意是在北京读大学，不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个胖师姐请我出去玩——一个男的要约她出去，可她怕他对她图谋不轨，更要命的是她对那个男的没有反感，所以就答应在我的陪同之下出去玩。我记得当时我们喝了不少钱，玩的很hi，后来打出租车返校。事情就出在出租车上了，我突然反胃，吐了出租车一车子，司机很凶地要我把他的车子擦干净了再走。别看我来北京都两年多了，但我还真不会跟人争吵，加上那胖师姐也没替我说话，我当时时脱下衣服帮他擦得。
旧事重提，并不是要说我对那个司机有多恨，司机上我根本就记不得他的音容笑貌了，只是我实在不愿意在因此招惹纠纷，所以那天一旦我反胃的时候，我就坐到了公交车的窗户前，打开一小部分，拼命地透气——这也使得我在这一过程中唯一的机会跟别人有了亲密接触，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亲密接触（我猜的）使我染上了新冠病毒。
这次我染上新冠病毒还有一种可能是我的父亲经常跑人家打牌，搞得自己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又是咳嗽又是痰地回到家中，然后让我跟我妈都中招了。本来打牌是不被允许，但自从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尤其是十二月一来，国家把什么都放开了，一下子那班烟鬼跟牌友们一下子就如春天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又像从水底浮上水面透气的鱼儿得儿地撒欢。
毕竟，我们活在封锁状态下已经三年了，人困了，马乏了，再不天亮，世界就要没了。
不过，那是后话了，至少对我来说就挺倒霉的，中标了，当天就是又咳又喘，打喷嚏，但是发骚好像还是没有的，于是我拿从上海带回来的抗原试剂一测，妥妥的阳性——这下可急坏了我，我这个人本来并不是那么短视，凡事都没啥准备，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挫折太多，一下子磨掉了所有的韧性和斗志，所以，此次新冠袭来，完全出乎我意料。手忙脚乱的我，赶紧去买药，但这时候才发现，我原来我就是那寒冬里的寒号鸟，严冬没来之前，根本没准备好自己的巢，等到真来的时候，已是后知后觉，医院里以及街上各大药房里的退烧药、止咳药都已经脱销了。最后，还是老妈人际关系比我好，托了老熟人才买回来一包板蓝根、两盒退烧药、两盒止咳药。
当然，现在的市面上已能购买到各种各样的退烧、止咳化痰的药了，只是那一段九死一生的时光，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只是想想自己还那么多次嘲笑老妈愚昧，开化了的我倒是屡屡把自己置于绝境——别人就算是想搭救也不容易，到底谁愚昧，到底愚昧的是谁？
当时的我，虽然没有发骚，可是一到床上，一倒下，立刻鼻塞、喘气还咳嗽，发起烧来，被窝里热的跟火似的。不过还好，一觉醒来，一切都正常了，只不过这时候已经全身湿透了——我平时是喜欢裸睡的，但那天晚上偏偏鬼使神猜地听了老妈一眼，穿上了睡衣睡觉，所以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刚泡过澡似的，全身湿漉漉、黏糊糊的，很不自在。所以，当夜晚过去，白天再次降临的时候，我打算洗个澡，又是妈妈劝阻了我：“不能洗，可能会加重病情。”我这个平时不爱听妈妈的鬼话，这时候已经没了主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完全没有自我了，我迷迷糊糊，浑浑噩噩，时好时坏，头晕的要命，而且还困的很，最终要的是我的烧只是在白天褪去，在晚上又来，然后第二早上再次出一身大汗，人又不烧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持续了四天，直到第五天我把身上的内衣换下来洗了，才没有继续出汗，除了偶尔的咳嗽、擤鼻涕之外，我想我大概算是基本好了。
其实，昨天，我就想把自己阳了复阴的过程写下来，但是那时候一打开电脑就浑身的酸软，手都抽筋，最重要的是脑子还不是很清楚，一组织语言就跟刀绞得似的，痛苦不堪，所以，一切都只好推迟了。
我知道，当下还有很多人在煎熬，我的一点个人的痛痒其实无关痛痒，所以我的经历打扰到你，我很抱歉——妈的，这年头谁不讨厌吊书袋子，谁不讨厌无病呻吟。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自己的一副穷酸样子摆出来，好跟你肝胆相照呀！
我只想说，我不是没有痛过你的痛，不知道苦你所遭受的苦，我只是想告诉你，要想真正的（不能说彻底的，我要那么说了，我自己都会抽自己）走出这已经困扰我们三年多的疫情，很可能不知当初被多少人骂为疯子的那个专家（至于是谁，我不记得了，我们又有谁在乎过？）说的群体免疫是唯一的道路，除非有某个疯子要将自己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绝起来。
“群体免疫”没有什么固定定义，大概就说通过让大多数人具备新冠病毒的抗体已达到实现隔绝新冠病毒继续传播的目的。这个倡议之所以一开始被认为是疯狂的，我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当时的新冠病毒还未大流行，人们对于控制它甚至杜绝它还有着恐慌但依然有信心；第二新冠病毒的演变与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第三，当时有些国家出现的防控表现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丝希望。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人类选择了保守的想法，而觉得“群体免疫”是荒唐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群体免疫”又成了国际主流社会的共同选择呢？原因：第一，朝夕相处，人们对新冠病毒有了更多更科学的认识，新冠病毒危害性远低于人类的预期，它已经变得像感冒那样的稀松平常了，所以人们对它不再有那么大的恐慌；第二，新冠病毒的变异与传播速度大大超出了人类社会所能控制的程度，想管也管不住，或者成本太高；第三，严格的管控措施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代价是高昂的，相比较而言，治疗新冠的手段更多，成本更低；第四，那就是新冠仅剩对人的造成的恐慌，挡不住人类对自由的生活环境的向往；第五，当权者的治国理政理念的变化。
所以，不是这个世界模棱两可了是非标准，也不是因为政策的制定者没有付出过代价，才会有了如此看似荒唐的转变，而是因为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情况做出适时适度的改变是必须的。
我们谁也不要嘲笑谁愚昧，哪怕我们都只是一摊泥，但我可能会笑你不合时宜的旧瓶，还一定要装世界上最时髦的酒。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