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校园里看到潘的时候，我实在很意外。潘跟我进的是同一所私立小学，我们两个那时常常被选做同一个典礼的学生代表，她代表女学生，我代表男学生，做些装点学校门面的事。

　　这种事多做几次，就引发了“配对”的幻想，同学把潘跟我配成一对，作为取笑、偷窥，或观察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比较有趣的是，老师们也对潘跟我的配对很起劲，大概这很符合他们对“小学生恋爱”最理想的规划——不秘密、不激情，也配得很工整。

　　家长大概也觉得这是不错的生活调剂，反正幻想一下自己的小孩“感情之路从此一帆风顺”，总是令母亲们能提早感到欣慰。

　　潘被训练成出色的弹钢琴的小孩。有时她参加演奏会，穿纱裙上台演奏，我就会被梳上西装头，穿上小号西装，拿着花束，到剧院去听她弹钢琴，然后上台把花束献给她，在台上抱一抱。

　　我们两个在学校遇见时会彼此微笑，节日时会礼貌性地互赠卡片和礼物，如此而已。潘跟我，显然都没有把这个配对游戏当真过。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也没通消息。我偶尔听说一点她的事，知道她跟一个医生订了婚。我以为潘就会这样结婚、生小孩、偶尔弹弹钢琴，完成又一个起码看起来幸福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会在UCLA遇见她。

　　我跟她打了招呼，她开心地笑了，说她在念商学院。她还笑着说听人讲起我念了个怪系。她还是那样美丽、优雅，嘴唇上方有一抹淡青的影子。

　　潘邀我周末去找她，她要做中国菜给我吃。我去了，在她家遇见一位没有双腿的、五十几岁的中国人。潘为我介绍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夫！”我很确定这个男人不可能是那个医生。我跟这位男士聊天，他是电脑工程师，他的腿是十五岁那年出车祸，救不回来而锯掉的。

　　我那晚吃了顿愉快的晚餐，还是没跟潘谈到什么心事，仍跟我们小学时相处方式差不多。何况潘整晚都很忙，她的未婚夫坐轮椅，动作有时不方便，潘都很利落地解决了。

　　我看了看屋里，没看到有钢琴。

　　这顿晚餐后的一个多月，我竟然接到潘的妈妈打来的越洋电话，我真的很讶异，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潘妈妈了，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

　　“康永，我一直希望女儿是跟你结婚的，你们从小就配好了的……”说到这里，电话那头的伯母就哭起來了。

　　“……后来，她跟那个医生订了婚，我也觉得不错，可以了……可是，她一到美国，就变了，原来订的婚也不管了，竟然，竟然跟一个年纪那么大，又没有腿的男人在一起！……”她边哭边说，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我尴尬地保持沉默。我并不觉得她值得哭成这个样子。我能理解这种妈妈的心情，但我并不觉得发生在潘身上的事，是件悲哀的事。

　　电话那头的伯母，稍微振作了些，她说：“康永，她从小就跟你最好，她一定会听你的话，你好好劝她，叫她不要这个样……呜呜呜……”她又哭起来了。

　　“伯母，你不要哭了，我看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潘有点辛苦，可是她看起来很快乐，你让他们结婚吧，这是潘第一次为她自己做的选择。我想她终于明白为自己选择的快乐了。伯母，再见。”我把电话挂了。

　　另一种不一样的，但仍然微妙的甜味，在我心里弥漫开来——原来潘也很勇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