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广告。我心里其实很明白，卵巢癌的存活率非常低。像我这样的病人，很少有人活过一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往乐观的方向思考，既然我都撑过了前两个癌症，我心想，那么就没有道理我不能撑过第三个。
我本身是病房的护理长，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坚守在我的岗位上。像我这样吃尽各种苦头的护理长有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病人一旦知道你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之后，他们真的会从内心喜欢你、尊敬你，并且倾听你的意见。有一阵子我的口头禅就是：
“你看我，得了三个癌症，还不是一样在这里继续奋斗……”
后来我越来越少用到这句话了，因为每次旧病人向新病人介绍我时，很自然就会说：
“你看护理长，她得过三个癌症……”
这些说法给病人比医疗还要大的保证，如果护理长得了三个癌症都能活下去，那么他们自然也能活着。我的存活变成了一种乐观或是奋斗的证明。大家都强烈地希望我活下去，而我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必须如此。
老实说，从某个角度而言，我需要我的病人远胜过他们需要我。我的工作让我发现病人内在的恐惧与不安，于是我告诉自己不要那样。
像我们病房最近就有一位女性末期癌症患者，知道老公在外面有女人之后，自杀未遂。后来我就告诉她：“既然你自己都要走了，有人愿意替你照顾他，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老公谈起这件事时，他只是笑笑。“我是说真的，”我又说了一次，“如果我走了，我希望你再去找一个亲密的伴侣。”
他还是一样，只是笑笑。四年多以来，我安排保险、房地产以及存款……所有关于未来的事时，他就是那样笑笑。他不喜欢谈那些事情，仿佛我所有的那些安排都不会发生似的。
我试图让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自己开车去医院上班，接受化学治疗，接送女儿上下课……假装这一切都如同往常。我没有别的方法，我们都需要这些日常生活。
我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她从十二岁就开始陪我抗癌了。或许我在潜意识里觉得这次我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不知不觉会利用接送的时间告诉女儿诸如如何用电饭锅煮饭、做菜、收拾碗筷、用洗衣机……这些妈妈应该教会女儿的事情。她总是邋邋遢遢的，我很不放心。可是，似乎我越是教她这些，她的抵触就越大。我们常常在车上为了这些琐事吵架。今天下午在车上她竟然问我说：
“妈，你是不是明天就要死了？”
我想了一下：“还不至于吧。”
“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急着逼我呢？”
我听完之后没说什么，脸沉了下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给她这么大的压力。
晚上临睡前，我发现她把厨房的碗筷洗好了。她留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妈，对不起，我今天下午说了那些话。请你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永远邋遢的，我只是不希望你死掉……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妈也不想死掉啊。后来我又想起那个死神在酒吧的广告。我算是个很坚强的人吧。可是我一想起那个死神那么悠闲地喝着啤酒，我却在这里忙个半死，就再也忍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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