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不禁大吃了一惊，恕我直言：不仅不美，还有点儿丑。据熟识她的人说，潘玉良是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谁都不能否定，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证，长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对来说总是要艰难一点。
潘玉良的人生，写出来就是一部现成的电影剧本，难怪导演们如此钟情拍她的故事。
她本来姓陈，自幼父母双亡。
由于长得不出挑，她在妓院做烧火丫头，鸨母还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17岁时，走投无路的她在妓院里唱歌，歌声如泣如诉，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芜湖盐督潘赞化。潘赞化是个新派人物，他被眼前这个可怜而又刚烈的女子所打动，决定为她赎身。
潘赞化帮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纯属义举，并无一分一毫的私心。但她主动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个贴身小丫头。
以他的襟怀，自然不会让她做个小丫头，于是收了她做妾室。
在娶她之前，他没有动过要她报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后，他则竭尽全力地呵护她。他亲自教她识字，还请来老师教她画画。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看轻，知道她受过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怜惜她。
正是因为这份恩义，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
如果按照旧式小说的发展，嫁给潘赞化的潘玉良应该温良恭谨，夫唱妇随。可是她偏偏不，她要画画！先是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索性远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校，专攻油画。她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即便如此，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攻击和诋毁。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展出了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可是潘玉良这个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过当成“污点”，她理直气壮地画人体，理直气壮地当教授，理直气壮地办画展，一点也不瑟缩，一点也不收敛，这就惹怒了当时的社会主流。
既然险恶逼仄的环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在巴黎时，潘玉良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她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心投入画画。
老了之后，她比年轻时更加不好看了，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这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叫王守义，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帮她接洽画商，保管画作，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几千件潘玉良画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费尽千辛万苦从法国运回中国的。为了这份恩情，潘玉良为王守义做了一个雕塑，至死都摆放在她的卧室里。
对于潘玉良来说，一个潘赞化，一个王守义，都是那个渡她的人。
潘玉良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虽然晚期和王守义同居过也是如此。在异乡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向守在她旁边的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王守义不负所托，倾力完成了她的遗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恶疾去世，朋友们把他葬进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这两个异乡人，总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与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实人生，总是透露着一股凄凉和苦涩。很多人提起这位民国最知名的女画家来，不免为她感到唏嘘。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后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类人，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个证券经纪人，家庭美满，生活安定，有一天却忽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后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别人质问他为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这样折腾，他回答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她画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女体，这些女体丰硕饱满到了极致，宛如地母一样健壮，和她本人一样，谈不上美，可满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纸而出。
2012年，杭州曾经举办过一次潘玉良的画展，主题名叫“彼岸”，我觉得这仿佛是对潘玉良一生的隐喻：此岸是现实人生，风雨飘摇，却有着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艺术圣境，高蹈出尘，却又寂寞清冷。我们这些抵达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遥望着那端的她，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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