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姐姐扮演《金家庄》里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姐姐使一把宝剑,他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他亢奋的脸庞,稚嫩的呐喊,和童年一起,被夕阳橙色的光影涂抹得温情脉脉。
此后,温情如记忆,渐渐斑驳。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中,他长成了一棵秋天的树,平庸枯寂,冷冷清清,仓皇凋落的姿态,令人动容。
没有人爱他,悲天悯人一些说,没有人用对的方式爱他。
父亲张志沂待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
因为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父亲只在家中延师教他读书。他成年后,为了省钱,父亲干脆不提为他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他从扬州回上海出差,父亲见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他找父亲要,父亲却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
母亲黄素琼的爱,理智多于热情,拒绝多于容纳。
一个夏天,他带着一双用废旧报纸包的篮球鞋,去投奔母亲。他说不想回父亲那个家,说话的时候,他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而沉重地眨动着。母亲斤斤计较地解释,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他紧紧地抱着那双篮球鞋,背过身去,哭了,肩膀突兀而剧烈地颤抖。那一刻,那双篮球鞋像温暖的怀抱,怜悯地收留了他的无助,力所能及地抚慰了他的悲伤。
童年里,陪他一起玩的姐姐,也只是偶有同情的眼泪大颗地落下。
他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向姐姐约稿,姐姐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
后来,姐姐去了美国。行前,也没有告诉他。某日他一如往常地去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他走下楼,忍不住在热闹的人流中哭了起来。成年后的他,再次成了弃儿。
再后来和姐姐联系上了,姐姐的回信简短生硬:“没有能力帮你的忙。”那个典手镯给情敌筹打胎费的姐姐,对自己的弟弟,只有这句像童年一样遥远的话。姐姐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连给他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
读他口述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我几度落泪。书里,他为姐姐开脱:“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当得知姐姐去世,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再度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很安静地老了,独自住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心里只有一个卑怯的愿望:离世以后,能有人及时发现。所以在白天里,他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有时倒真希望他只是一棵秋天的树,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样:“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有希望的等待,也好,至少可以温暖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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