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她头上戴的插着鸡毛的宽边呢帽看，她是个英国贵族；就她脚上成年套着的拖鞋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澳洲平民——她叫戴安，是个画家，二十年前伦敦画院的专科生。我认识她时，她的职业是小贩。戴安卖的是她的字画，很特殊的字画，是她用烙铁在木板上深深浅浅、粗粗细细熨出来的。画的是狗，长毛、短毛，站着、睡着……什么样的都画。她的字，并非“忍”，并非“吾将上下而求索”之类够人享用一辈子的名言。而是诸如：我太太非常乏味，她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丈夫是个优秀的秃头，为家里省去很多电费；如果妈妈对我说“不”，那我就去问奶奶……她的字画引人发笑，可她自己却严肃非常，近乎刻板。如今社会最值钱的是IDEA(创意)，她的生意又那么好，我说：“你卖得太便宜。应该加价，起码加一倍。”她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送人。”我说：“你应该不单做星期三。周末也该做。”她说：“做一天够了。周末得和丈夫、女儿在一起。”戴安每次来集市，有两件事必做：一是请一个清洁工，趁她不在，把她家屋里屋外打扫干净；二是出十元钱，请附近一个中国人替她做全身按摩。我问：“你丈夫是否很有钱？”她说：“一般。”说的口气也一般。初识她时，她总带着两条狗。铺好毛毯，让它们卧上面，喝水，吃食，一刻不误。哪怕顾客再多再忙，到钟点了，她便牵着两条狗，带它们上“厕所”。

　　我羡慕她那两条狗的教养，而抱怨自己家的。我家的那条狗，整天搞破坏——啃树、刨地、到处大便、吠声不绝，惹得邻居经常抗议。她说：“狗要教养，像个孩子。下次我带本书给你看。”以为说说而已，可下次她真的带来了，出乎意料。一次，戴安来时只带一条狗，我问：“另一条呢？”她说：“死了。老死的。”说得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吃惊。总觉该有些补充，可她没有。

　　集市经理是戴安的朋友，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每次十点钟来收租金时，总在戴安处坐一阵。那时，戴安便放下一切事情，连狗上“厕所”也不管。两个人坐着，说话或不说，笑意很淡，看上去却很满足。经理走了，戴安重新开始忙碌，静静的目光却透出几分亮，朝他的背影，还会额外追上几眼。我说：“生活有时不尽如人意。”戴安看看我，没说话。我说：“艺术家现在太不值钱。”她说：“艺术以前过分值钱了。”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她说：“艺术对我来说只是个人爱好。”有一天，听见一阵急促的拖鞋声，抬眼，只见戴安头上的鸡毛在人群中快速前移。一会儿，她回来了，把一只首饰盒放在我桌上。我一看，那是我的货，问怎么回事。她告诉说，是几个年轻人偷去的。她追上去，他们说没偷。她指出，在一个男孩的口袋里。于是，他们就把赃物交了出来。戴安说得简单，语气也淡，淡得近似什么也没发生。又一天，圣诞前一日，我一早到集市，只见小贩们围聚一团，有的手端杯子，有的拿着蛋糕。问有什么喜事。有人告诉说：“戴安请客。她说圣诞了，大家辛苦了一年，该欢乐欢乐了……”我朝戴安望去，见她弯着腰，正往杯里倒香槟……她没说祝酒词，只是举杯朝大家看了看，然后，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