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已经阴阳两隔，舍不得放下的在这一个时刻由不你了。曾经的亲人想送你早些上路，好在六道轮回的某一个轮回里相会。
据说，道士作这样的法事，是为了催仙人上路。也有些看热闹的生魂会被催命鬼误抓了去。我母亲信佛，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当华伢抬着三太父向我母亲招手的时候，华伢已经不是华伢，而是三太父了，他是代表三太父问话的。
尽管我母亲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还是从容的走到三太父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那是去年春节边上的事，我那时就站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她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连续好多天阴雨，夜晚上的温度已是零下了，我得知要在半夜作法事时，催她老人家早点纳福（睡觉），她反倒要我早些睡，作法事时再起床。母亲说，人睡着了，生魂会到处乱跑的。这些注意事项乡下都知道。但偏偏我弟弟龙保睡着了，母亲一连几个电话都没能吵醒他，偏偏四个小伙不由自主的抬着的三太父一直跑到了龙保家门口才回来。这时候，我母亲长长地嘘了口气，然后跟着我回了家。回家后母亲坐在暖桶里，自言自语说：三太父把龙保送回了家。她坚信，龙保睡着以后，生魂出来看热闹了，是三太父把他送回家去的。
但，她仍然不太确定，母亲催我睡觉，她自己则坐在暖桶里想心事。“要是想带我一起走得也好呢，正好你也回了家”。母亲突然蹦出一句话，吓了我一跳，我正想回她的话时，发现她低垂着头睡着了。
我母亲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比我大二十四岁，属牛。从属相上说大牛与小牛是很相合的。但我与母亲却恰恰相反。我甚恨她舍不得送斤茶叶给严才应老师，让我早早地歇学了。小时候看着母亲纺线，我就坐在她的纺线车边上，她只有一句话：“看什么看，睡觉去”。到后来我长大了改成：“看什么看，没事做啦？”我们乡下哪能没事做，再没事，可以背个粪箕检狗屎啊。其实我那时很佩服我母亲，只是嘴上没表达出来。我母亲是山里人，我们山里不种棉花，因此也不用纺纱织布，衣服穿的破一点，但有得穿。每到冬天，手上扲个火箩钵，走到哪都暖和。但搬回新仓后连火箩钵也没得扲了，因为没柴禾，特别是没硬的棍棒类柴禾烧火做饭，更没火炭可以铲出来装火箩钵了。每到冬天，母亲坐在地上纺线，两只脚直直地伸着，有时候听母亲说一声：真冷啊，两只脚象放在水桶里一样。
纺线不象纺布。坐在纺布机上，两脚两手都在动作，左脚踩下踏板，右脚抬起，左手推动扣子右手拉梭，然后右脚踩下，循环往复，一根线一根线地织完一个布。我的少年时代，那纺车的吱吱声和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声音，宛如一支支小夜曲，伴着我入眠。
每到我过生日的时候，母亲会下一碗长寿面，煮一个荷包蛋，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常蹦出一句：你小时候啊，淘气呀。别人吵过百日，你吵过双百日，金家嘴河坝的树上，被你大贴满了黄表纸，上头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好哭郎，过路的大哥看一看，我儿睡到大天亮。我差不多每个生日都能听见母亲嗯着这首童谣。母亲嗯那童谣时，我也只是歪着头看她一眼，继续吃面。从没说过，妈你也吃一点，或者主动拿个碗来，分一点给母亲。
一九六八年父亲坚持要从弥陀我外婆家搬回他的老家新仓的时候，母亲与父亲做了离婚的准备。我姐和我，我二妹和弟弟不知父母是怎么处置的。我想当时他们没有真正离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小妹快出生了，母亲再恨父亲，但也舍不得即将出生的小妹吧。
尽管我母亲跟着我父亲来了石岭，但并不说明我父亲赢了，反而说明我父亲欠母亲的更多，穷其一生也还不完欠母亲的债。
我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是我四外公做的媒人。我母亲的父亲有兄弟四个，我外公是老大，他老人家生了十个孩子，活着的只有三个，我大姨、二姨和我母亲。我母亲叫九连是第九个，但不是最小的一个。听母亲说她至今记得最小的弟弟走的时候，外公用晒米粉用的竹筐盖着我小舅，但盖住头盖不住脚，应该超过一米了。两位老人怎么经得住老年丧子之痛，在我二姨出嫁不久就前后离开人世。其时我外公也抱养了一个儿子，就是我母舅，一个从不多话的好人佬，我母亲的终身大事，自然就落在我健在的三外公和四外公头上。我三外公爱抽黄烟，那个铜制水烟筒永远放在桌子上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外公是面匠，家里做挂面，磨房里有一头矇住了眼睛的小毛驴不知疲倦地拉着磨，每有生人过去，它就嗯啊嗯啊地叫。我四外公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就是地下党交通员，解放后，政府安排到辛冲供销社工作，而我父亲那时刚从朝鲜回国，安排在辛冲邮电局，他们一老一少常处在一起。那年父亲二十六岁（但对母亲只说二十四岁），外公得知我父亲尚未成家之后，甚是欢喜。便把自己的亲侄女介绍给了我父亲。
其时我父亲不仅结了婚，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可谓上有七旬父母，下有未成年幼儿，只是他不满意那桩包办的婚姻，在国家颁布婚姻法的时候，他就通知乡里，他要离婚。那时候，军人离婚、特别是包办婚姻离婚是不需要双方到场的。除了这点软肋，我的父亲其他方面杠杠的一表人才。身高一米七五，二十六岁，转业军人。当然我母亲的条件也不差，才十八岁，梳两条粗粗的辫子，更何况有位革命的外公，这在那个年代百里挑一。
我一直想问父亲搬家的原因，但现在没机会了。我也问过母亲，但语音不详，甚至扯到一些花边新闻上。我母亲说她发现我父亲用筷敲谁谁谁家的门。我想这肯定不是非搬家不可的理由。
我现在深切理解母亲说的为我们余家“扶了门框”的这句话的含意。
六八年我们搬家回来后，余家破屋（那时候外村人一直这么称呼我村）的东头才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孩子们的哭声。每到正月也有了拜年客上门。那时候，就连我二伯最亲的姐姐，都很少来看亲弟弟，因为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右派，都是躲都来不及的人。而我父亲不一样：堂堂的中共党员、抗美援朝转业干部。我家的门头上贴着红红的“光荣人家”金光闪闪四个字。
我的母亲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完人。比喻说六0年下放，母亲就是为了躲我父亲的父母和他那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九五八年我姐姐刚出生，父亲便调到了徐桥邮电局，那时候我母亲已是话务员，随我父亲调下来了。现在想来那次调动肯定是我父亲瞒着母亲向组织上打了报告，调动的目的当然是照顾父母。五八年的秋天，我们那里的公社食堂已经开火了，各家各户都拆了锅台，收走了铁锅，家家户户每到吃饭时拿着碗去食堂打饭，而我父亲的家人却是老的老小的小， 唯一能下地干活的爱荣嫲又因病长期卧床，因此，除了我七十岁的爹爹，家里实在没有可以下地干活的人了。况且那时全乡、全公社基本都知道我父亲与爱荣嫲离婚了，我父亲已经在外面成家生小孩了，并且在邮电局工作，是不会回石岭了。我父亲的父母以及与他一同生活多年的家人，就象他当年脱下长袍马袿毅然参军一样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我想那时每当开饭的犁头铁敲响的时候，我爹牵着两个未成年的孙子去食堂打饭一定遭了数不清的白眼，我爹爹不敢直视那些眼睛。父亲参军后，家里田地有人种，农活有人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荣耀，随着父亲宣布离婚，烟消云散，似乎这个花钱买来的儿子与余朝刚家、与石岭再无关系了。
实事上不是这样。我父亲反对的是包办婚姻，解除的也只是他与爱荣嫲的婚姻关系。养父母关系、父子关系从未解除。但这些事我父亲没与母亲说，更不用问商量没商量了，直到有一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牵着两个不到九岁的男孩来到徐桥邮电局找余雪凡时，我母亲才恍然大悟，如醍醐灌顶。我想父亲在申请调到离他的养父母和孩子们较近的徐桥邮电局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甚想到了若干个假设及后果，当然更多的是对我母亲性格和人品的把握。可以肯定父亲在没调到徐桥邮电局之前，曾独自一人借口巡线或者县里开会的机会回了趟新仓，那也许是父亲从参军，到转业，到安排好工作，到娶妻成家之后的第一次回家。七旬的父母、年幼的儿子以及卧床的前妻……父亲认为他对这个家有应尽的义务，至少仍然是余朝刚的养子、孩子的父亲。父亲申请调来徐桥了，但徐家桥离新仓也有二十多里路。
我母亲吵过闹过，甚摔碗砸盆子，所有的性子都使完了，最后还得面对现实。母亲想办法弄些能吃的东西让老人和小孩吃饱了，留没留宿我不知道，可能母亲也不记得了。此后，全家人（实际上只有她和我父亲）只吃半饱，省一点米饭晒干等新仓的爹爹来拿回去，有时也叫父亲骑车拐去看看，但可以肯定母亲做这些事都不是很愿意，但是没办法，即使违心也得做。好不容易熬到六0年，国家号召下放，这回是母亲，毫不犹豫没得商量的选择了下放，回到了弥陀田家张家湾，并且在平阳盖了房子，真的落户了。但她并没真的从内心里放下新仓那一家人，在我出生的六一年，母亲让父亲把双胞胎兄弟中的哥哥接来平阳带我。现在想来，幼小的我故然需要人带，但母亲的用意从另一层面上是减轻新仓那一家子的负担。
我母亲低垂着头，坐在暖桶里，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从眼前闪过。母亲觉得做余家媳妇六十六年，尽管没为二老披麻戴孝，没养两个小孩子的小，但她尽力了，做了该做的事。母亲常叹：晚娘难当。
我父亲一刻也没忘记新仓。一九六四年爱荣嫲去逝以后，我的小哥哥也去过平阳，他说他曾替父亲上过淮河工地。
一九六八年我们搬家来新仓了，这里是父亲的养父母家，其实也就是他自已的家。父亲已经故去二十七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异想了，而母亲却仍然在接受社会人心的检验。
八十年代中期，母亲把我姐妹五个拉扯到成家立业以后，也开始帮我的两个哥哥物色老婆了。母亲说，不管亲娘晚娘，都是帮人家扶门框，希望亲儿晚儿，都能娶妻生子，人丁兴旺。
但是，有些事在天不在人。我两个哥哥都娶了老婆，小哥哥先结婚，老婆是山里老屋詹家的女儿，我母亲作的媒，只是当时乡下医疗条件不好，生小孩时大人小孩都没保住。而大哥哥的女人是花园周家屋的，是我和根良爷亲自去接回来的，尽管曾患过小儿麻痹症，但神智清晰，每次我从安庆回家，她听到我说话声音，都主动打招呼。可惜我两位嫂子都没跨过生儿育女鬼门关。
应该说我母亲无论从弥陀到徐桥，还是平阳到石岭，完成了一个姑娘到曾祖母的人生婵变。
母亲从暧桶里醒来，仍然是一声叹息，然后拿了些纸钱去三太父庙上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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