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日子，周乐生开始认识这个曾经离他非常遥远的国度和文化，积极地让自己适应北京的生活：早上去街上跑步，周末带孩子去植物园。很快，他发现事情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多久，北京的空气就把他从大街上赶到了封闭的健身房，他跟我说：“唔，在北京街头跑步有点像一个移动的吸尘器。”而在丹麦，他是绕着家附近森林里的一个湖跑。北京的人和车之多也超乎他的想象，他带孩子去植物园，在路上开了3个多小时后选择掉头回家，因为一直在让：让别的车、让车旁的老人、让街边摆摊的妇女，让一只横穿马路的狗……最后意识到那样开下去，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
他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中国家庭为了工作选择两地分居，他自己是拖妻携子来北京的，他觉得家庭很重要。北欧没有老人帮着儿女抚养孙辈的传统，因此他的妻子专职在家带孩子。他解释说并不一定都是女方牺牲事业，而是根据双方的收入、兴趣以及特定阶段的需求来作决定。在丹麦曾经有段时间是他待在家里，因为妻子比他挣得多。虽然有妻子全职照顾孩子，在北京他还是坚持接两个儿子放学，并且申请了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同事们都是早上9点多才到办公室，他是否准时到公司并不会有人知道，但我的另一位同事说，他因为要赶早班飞机，曾经有两次很早去办公室拿东西，不到7点就看见周乐生已经开始工作了。
公司有一项福利：同事一同旅游，每人每年可以拿1800元的补助。大部分中国同事并不选择集体旅游，而是开一张发票，随便编一个旅游计划，找公司报销这笔钱，然后把钱分掉。周乐生来的第一年不知道个中端倪，当我们随口问他是否一起“旅游”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一直等着具体的旅行计划。直到后来我们解释给他听，他才意识到：“哦，这是一个going no where outing（哪儿也不去的旅行）。”他出乎意料地请求我们把他从名单里删除。我们很惊讶地说：“可是这样你就拿不到那笔钱了。”他却比我们更惊讶：“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旅行，不是吗？”
后来他跟我说，在丹麦人们不会这样做。公司的初衷是鼓励同事之间互相了解，如果不符合这笔资金设立的出发点，就不应该去使用这笔钱。他同时给我举例，他的妻子曾经因为工作关系，每天有很多国际通话，通话费用是由公司报销的，公司并不会去查哪些通话是私人的，哪些和工作相关。可是如果他的妻子和国外的朋友通话，一定会自己支付这笔话费，“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周乐生和我们共事5年，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同事的坦诚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时候我想，如果他待的时间再长一些，5年、10年，那些曾经让他不能接受的做法，会不会随着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变成“非常自然的事”？退一步说，就算他不会改变，他在中国长大的儿子会改变吗?还好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因为周乐生在任满之后就回到了丹麦。临行前他给我看他在中国的驾照，上面工整地打印着他的中文名“周乐生”。能为这样正直的一个人取名，现在想来让我颇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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