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宿北大战历史背景（1945年4月至1946年6月），即对当时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以便人们对宿北大战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
一、党的七大之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大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问题》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保证。
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
报告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斗争口号；强调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报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要保持和发扬这些作风，更好地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
朱德总司令在七大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对抗战以及当前的国内军事形势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前夜。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不是准备反攻日本侵略军，而是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去增强抗战的力量，而是去削弱这个力量；不是去坚决抗战，而是去“曲线救国”，勾搭敌人。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
1944年以来的新形势、新特点是，日寇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日寇进攻。由于苏联军队向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即将完全崩溃，由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美国人民有特别的努力），由于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我国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
朱德总司令在报告中指出：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正象上面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掩护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阻遏敌势，则全中国形势早已改观。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础。那里集中了广大的人力（将近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那里保护了和发展了巨大的经济力量（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在那里特别是有着解放区人民在持久战争中已锻炼出的极坚强的战斗意志，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提供了便利于大反攻的政治条件。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事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的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这两条路线，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
毛泽东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是使中国抗战建国获得胜利的政治方向。在这个方向下的军事任务，便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全国军民都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
朱德总司令指出，在沦陷区的军事任务，是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这些工作与我军行动配合，则大反攻的伟大日期到来，我军必能站在大反攻的主导地位，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大陆之外。
毛泽东主席时常说：应该学习法国地下军解放自己的经验。沦陷区的一切爱国同胞，我们在沦陷区工作的一切同志，都要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亲切的教导，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足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
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朱德总司令指出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
1。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都要去收回。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1944年，我军在敌后收复县城16个，1945年4个月，收复县城12个。
2.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不过必须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之下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他并且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为了争取新中国的实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就要有强大的人民武装。至于消灭与瓦解敌伪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必需加紧去做。
3.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民兵的训练，也须注意。民兵应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学会各种爆炸方法，使成为普遍的爆炸运动。
4.提高军事技术。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
5.加强指挥机关。要加强参谋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地担负起现况下的军队指挥，同时准备战局之扩大。要讲求更强有力地应付伟大反攻的考验。要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提高士气，加强军事学习，保证能胜利地应付敌后现有情况，并能于情况剧烈变更时，有把握地去迎接新的战斗。要针对目前的实际作适当部署，还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远见，预先有打算，这是政治工作的新任务。要加强后勤工作，诸如供给、卫生、兵工等事项，要使其能应付现在战局的需要，并对反攻之需要有打算、有准备，以期大动用时不致匮乏，这是后勤工作的方向。我们指挥机关将来需要极其大量的优秀的干部，我们要把许多好干部输送到军队中去。
6.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全军动员起来，进行生产与节约，储蓄粮食和物资；自己努力，筹集大反攻所需要的物资。到将来集中作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
7.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
8.要推进这一切工作，完成这许多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团结广大的友军。团结与进步是不可分的。同志们切忌自满，切忌骄傲，自满与骄傲是山头主义的来源之一。不论有怎样大的功劳，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应归功于人民；相反地，我们要时时进行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负于人民的信赖和委托。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山头主义就会减少，军内军外的团结就会加强，我们就是无敌的了。
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全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二、抗战胜利和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有人认为日本侵略军被打败了，从此和平有希望了。有人认为，国共两党能不能再次合作，如果合作，和平就有希望，如果不能合作，则可能再次爆发国内战争。国共合作的焦点就是建什么样国家的问题，国共双方围绕建什么样的国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中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方向代表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国民党提出，要一个领袖、一支军队、一个主义、一党专政。领袖，要以蒋介石为领袖；军队，要共产党交出；主义，三民主义；一党，国民党为执政党。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有120万党员，军队100多万，解放区1亿人口，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鲜明的，即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不懈努力，号召全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虽然一心想发动内战，但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对内战。还因为他的军队主要在西南地区，要开赴内战前线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还需要时间，于是，他一连向延安发了三份电报，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定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同时也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真相，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赴重庆谈判。中央就毛泽东是否到重庆谈判，曾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赴重庆，主要是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为此做了最坏的打算，让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且增补了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毛泽东到了重庆，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准备，竟拿不出任何意见。谈判内容都是共产党提出的初稿。谈判过程一再拖延，一共谈了43天，最后签署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会议纪要接受中共方面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但是，对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尽管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虽然这两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但表示以后双方“继续协商”。
1946年1月10—31日，有国共代表和中间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队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停战协议签订之时，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发展曾经给予乐观的估计。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后，已获得重大成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既然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斗争形式自然也应相应地发生转变，中共中央为此指示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即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军工业化的工作。”《指示》对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即将到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这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抱着极大诚意的，真心希望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且作出了军队改编、进入议会的准备。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延安，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对毛主席说：“和平实行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阴），开会就到南京。”
然而，共产党期待的这种“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真正到来，迎来的却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与倒行逆施。3月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了第八次大会，要求共产党“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
此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另一面，除东北外，关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不停地派人到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面内战即将爆发。4月1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介石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的态度如何，尚难断定。4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各中央局，通报了周恩来来电的内容，要求各地“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在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6月底，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革命战争应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
三、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军事形势
关于解放战争的时间划分，学术界有多种划分，有三年解放战争之说，有四年解放战争之说，有五年解放战争之说。说三年的是指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止。说四年的是指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开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止。说五年的是至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开始，至1950年6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残余基本消灭为止，一共五年。但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期可以基本确定为1946年6月。整个解放战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1946.6—1947.6）；第二阶段：战略反攻（1947.6—1948.9）；第三阶段：战略决战（1948.9—1949.12）；第四阶段：战略追歼（1949.12—1950.6）。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军对华东进攻的部署，第一步重点放在华中，第二步向山东进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大举进犯解放区，发动了全国内战。在华东战场，国民党军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进攻解放区，到9月中旬，国民党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了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和淮安，我军在华东战局一时处于被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也处于攻势之中。根据战局发展和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及华中分局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区行动，打开战局，并将山野、华野两指挥部合为一个。到12月上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六十九师及从鲁西南地区调来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集结于宿迁，准备分成左、右两路，向沭阳和新安镇发起进攻。同时，还分别由淮阴向涟水，东台向盐城，峄县、枣庄向临沂发起进攻，企图压迫在淮海地区的山东、华中野战军北移山东，尔后在山东境内与我决战。为了改变华东战局，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由陈毅和粟裕指挥山东、华中野战军25个团兵力，发起宿北战役，歼击由宿迁进犯之敌。这是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仗。战役从12月13日开始，至12月19日结束，我军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3个半旅等计2.1万余人，开创了一次歼敌一个师部的范例。12月18日和20日，毛泽东在延安代中央军委起草贺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1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指出宿北大捷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7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的独裁内战计划以极其严重的打击”“对于今后的战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宿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东战场的转折，揭开了华东野战军打更大更多歼灭战的序幕。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宿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宿迁境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宿北战役是成为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华东战场从前沿逐步转为纵深，正面战场逐步收缩，兵力也随之集中，以后的歼灭战的规模也逐步扩大。
四、宿北大战的历史意义
1.宿北大战的胜利证明我党七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正确。宿北大战的胜利是贯彻党的七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
2.土地改革的成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1931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通告，明确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要让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1942年，建立敌后抗战民主根据地后，中共中央采取的土地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已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农民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成功打破了农村基层政权由地主富农霸占的局面。为宿北大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3.在战略上，八路军、新四军由各自独立的战斗，开始形成了野战军。直接促使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的合并，最终形成华东野战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当时，华东是两个军区：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两个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的司令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副司令员是张云逸；山东野战军则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张鼎丞，政委是邓子恢，副司令员是粟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则是粟裕，政委是谭震林。宿北大战的胜利是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力作战的结果。随后，1947年，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组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渠、唐亮统一指挥。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陈士渠、舒同统一指挥。
宿北大战是野战军联合的转折点，彻底解决了战略防御阶段集中兵力问题，因而在宿北战役之后，连续作战，取得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4.在战术上，解放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八路军、新四军无法与日寇开展正规战，只能开展游击战，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斗争的客观要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调整了战略，开始组建野战军，可以集中优势的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运动战成为主要军事手段。
5.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宿北大战期间，宿迁境内各县和鲁南人民群众支前民工41万人，及时完成运送伤员、筹集与运送粮食、物资等任务，保障了大战的顺利进行。地处大战前沿的宿北、宿迁两县，分别出动民工4.66万人次、7.6万人次，占了支前民工总数的四分之一。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将消耗更多的兵力。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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