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讥笑我是“中国文坛奇葩”，懵懵懂懂成为了中国作家唯一的网络红人。放着编剧的能力不“闷头发大财”，成天成宿写“文革”长篇小说整事，呼吁国人不要忘记“文革”，正本清源，反思“文革”的深刻历史教训。有病啊，姥姥不喜，舅舅不爱！
不管是中国网络红人，还是奇葩，我还是要说，“文革”，既是亲历者个人之难，更是国家民族之难。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一定是这个民族成不成熟的标志。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告诉我们：“只有在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讲清楚这些罪恶过去何以存在，才能使之不再存在。”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空前浩劫，几乎淹没于时代长河之中，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巴金老前辈生前多年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还被官方束之高阁。
关于对“文革”的反思：政府刻意“淡化”，政协人大委员代表集体哑语，杂志出版社广播电视电影坚决封杀，新闻界一片沉默，历史和亲历者苦笑，现实比小说更荒诞……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空前性灾难，不敢触及真实是一个时代的特征，由此而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历史的盲点。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并非不可能。那必是一场万劫不复的悲剧，是对人的侮辱，尊严的侵害，生命的践踏；是人性的大倒退，文化的大倒退，道德伦理的大倒退。且不说“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的历史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文革理论”，就是一种摧毁人性的理论，那些设法活下来的人，到死也忘不掉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悲伤。因为它最大的害处是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所有的道德准则、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无论是发声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恐怕这才是对“文革”最深刻的反思。如果我们继续选择集体性遗忘，后果是毁灭性的，将使我们这个民族成为没有方向与未来的民族！
我极其希望，有大批关于“文革”的小说和其它文艺作品出版，不忘“文革”，反思“文革”，从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子里彻底清除“文革”式思维。
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民族的记忆是由无数个人的记忆汇成的。虽然个人的记忆可能有偏差，没有绝对的真相，只有相对的真相，但不同人的记忆碎片可以帮助我们连缀成一个最接近事实的整体，即“历史总会在不经意间还原本真”。有人质疑我写的这部作品内容失真，事实与主流叙述相去甚远，是伪造的历史。这样的反思有避轻就重之嫌，若将一些个别事例放大，无疑将造成社会的负面影响，因为“任哪所中学都不可能在1967年夏天长期批斗关押一个只是据说有反动言论的小孩儿？”反思不等于自虐，应该追寻整个民族人格形成的背后原因，并提升包括作者的道德、文化、思想水准。尤其是那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认为把一个十四岁小孩，塑造得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比小萝卜头坚强成熟十八倍，经不住推敲，违背现实。如“偏偏我是个死硬派，一次次受刑，一次次死去活来，也拒不揭发我的父母”。一家人像李玉和斗鸠山似的大义凛然，气壮山河……我们曾经受过欺骗，但再也不能欺骗后人了。
我并不否认，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是求真，社会总在前进，所以说，艺术的真实，是我们认知社会和审美的基础。尽管事实上，回忆者作为所回忆事件的参与者和经历者，很难屏除自己的情感和倾向性，我还是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写得虽为自传体小说，但绝大部分内容是以真实的历史背景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是在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但真实绝对是作者虚构的源泉，谎言终归不会有什么生命力，真相却总是能够穿越时空显出其本色的。欢迎有学者、记者、作者来齐齐哈尔糖厂采访，一辨真伪。尽管这种直面和反思非常痛苦，“等于让人把曾经的伤疤，一层层的、血淋淋的揭开”，我仍然愿意奉陪，以史为鉴。
只有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才知道地狱生存的滋味，人也无法与自己注定的命运抗争，一个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对历史的追问和思考中得到慰藉。况且个人的甜酸苦辣和国家的盛衰兴退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也都有权保留与传扬自己的历史记忆，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想我恐怕还没写出那个年代糖厂运动的百分之一，直到今天，大量的真情实况仍讳莫如深，只是冰山之一角，甚至冰山一角还不到。因为有许多受害者没成为作家（能够用文字记录亲身经历的人究竟是少数），无法把自己的苦难记录下来，揭开生活的疯狂面目。不可否认，那时发生的事情距今天已渐行渐远，人们的记忆也可能退化，“但‘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野莽语）
我曾在小说里反复这样写道：
“当我再一次回顾过去，真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
“可能一个孩子还不懂事，每日里懵懵懂懂熬日子，漫无目的地活一天是一天，造反派绞尽脑汁，用‘挤牙膏’的方式挤我揭发父母的罪行也无济于事。不管他们如何威逼利诱，花样百出，一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甚至连编瞎话的本事都没有，没经历的事情你也无法编造。也仗着当时年幼无知，才使我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侥幸活了下来，这也自然，也很正常。倘若年龄再大一点，多少懂得点道理，用不着再浪费时间，肯定走我父亲的道路和造反派以死相拼了！”
我再次强调，自己绝非勇敢和勇气而幸存下来的，纯粹是因为年幼和无知。
我没齿不忘那悲惨的童年：早年丧父，母亲遭批斗，抄家、劳改，自己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亡命天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没有反思就没有人性的复苏，即使是原谅与宽恕，惩治恶行和实现正义也是完全必要的。不可思议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文革”的阴魂仍然不散，阶级斗争的思维还在延续，现已发展到危险的境地，这是“文革”亲历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此，我大声疾呼，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仅凭一个人的努力太微弱了。只有大家一起来疾呼，找出责任主体，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终为“文革”竖立起一根历史的耻辱柱！
一位大学生在看过《原谅，但不能忘记》后这样写到：“大学图书馆里站到腿发麻看到涕泪俱下的书，从未知道这段历史如此残忍。对于伤害过的人，原谅了，也许永远没法忘记。”另一位读者写到：“该书的杰出之处就在它的档案性质，为以后的镜鉴。”我非常感动，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心，一个公民敢担当的勇气，一个人不推诿的坚韧。历史启迪未来，温故而知新，回顾和总结过去，对于现在仍然很有必要。
“文革”五十周年祭，引用一位朋友的评论：“怎样叫卸下历史包袱？窃以为是：原原本本地书写历史，把真相告诉大众，这是下决心改错的前提；找出责任主体，无人埋单的历史事件是会重演的；认认真真地找出历史教训公诸于世，彰显与错误切割永不重蹈覆辙的志向；铲除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土壤，从人性角度深层次剖析历史错误发生的原因。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如果走过场式的讳疾忌医，历史必将重演。”
他说得何等好啊，简直是至理名言，我不胜感激！
此次《原谅，但不能忘记》再版，修订稿说明以下几点：
1.《原谅，但不能忘记》原载：卷一《白土地》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0），卷二《在特殊监狱里》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7），卷三《车前草》香港天窗出版社（2015.3），卷四《大荒原》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1）。《书市周报》《齐鲁晚报》《济南时报》；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侨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先后进行了连载和选载。凤凰网、新浪网连载后点击量逾200万，因而作者当选中国网络红人。2015年香港出版回顾（《全国新书资讯月刊》民国105年２月号第206期），也作为力作重点提到过一笔（繁体版）。这是首次由四季出版社推出的四卷统一上市的简体版。
2.文字均以商务印书馆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为基准。
3.除年、月、日，钟点，几路公共汽车为阿拉伯数字，其余均用汉语数字。
本修订稿如有不当之处，可再行修正。
感谢老前辈季羡林先生，于病中挥泪题写书名；感谢作家野莽先生，欣然作序；感谢作家张炜先生、作家杨争光先生、理论家徐友渔先生，向读者推荐本书；感谢作家许晨先生、评论家刘喜录先生，撰写评论文章；感谢画家张守堂先生，为本书插图；感谢作家、汉语言学家张港先生，评论家赵宪臣先生，作家安晓霞女士，新华社记者于春美女士，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校对1-4卷修订稿。在《原谅，但不能忘记》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得到众多师长与朋友的帮助与指正，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谨借拙作再版之际，表示作者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
2016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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