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从急诊室搬进传染病房，与世隔离，独自躺在病床上心乱如麻，自己又不能出去寻找他们。

　　母亲常用忧郁的眼神盯着我，嘴角上却露出笑容，唯恐再一次失去我。

　　她告诉我尽管她解放了，我们依然生活在恐怖之中，运动还不断有新的反复，斗争异常激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林彪则发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很快演变成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认为我的母亲反动气焰极其嚣张，从未停止过为其死有余辜的丈夫于渭生翻案，是典型的“五?一六”分子，扬言还会把母亲重新揪出来。再说她正在为我的冤案奔走呼吁，要求学校给我平反昭雪。母亲要我老老实实在医院治病，听医生的话，不能离开医院大门一步，千万不要再给她惹是生非，怎么也得等避过这阵子风头，风平浪静后再出去。我憋在医院里，每天打针吃药，度日如年。我的妹妹也来看我了，我半年没看见妹妹，我们俩一见面就泪流不止。

　　外面的传闻很多，有人说春节前那次扫荡的盲流，绝大部分都用铁丝拧着手腕，押上南去的闷罐列车遣送回关内老家了。也有人说那些“事大”的逃亡犯，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发配到大山沟里的劳改农场长期流放。我不甘心，让母亲专门去过一趟山东屯，找老头鱼打听情况。母亲回来说老头鱼一家也音信全无，这次扫盲进行得非常彻底，整个山东屯全被铲平，那儿的住户都不知去向。我终于绝望了，唯有捂住脸低头饮泣。

　　我一住进医院就是几个月，这期间一直沉缅在回忆之中，靠回忆生活。回忆我逃亡江神庙的日子，回忆病叔那些记忆犹新的教诲，回忆老绝户、绝奶、狗剩子、漂姐、老头鱼、妮儿。从他们每个人身上，我都能发现善良的本性和坚强的性格，这就更加深我的思念。社会上落实政策的步伐在加快，母亲的努力获得成功，学校革委会领导和老师们来看我了。他们郑重地带来学校给我平反的决定，当我和母亲的面销毁过去整我的无中生有的材料，说造反派打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冤案，公开向我赔礼道歉，我是经得起运动考验的好学生。我漠然地面对着他们，没有半点儿喜悦，垂下眼睛，转过身去，只感到心里越发沉重，我惦念那些与我生死与共的江神庙人，现在变得更加焦急和难以忍受了。

　　遗憾的是病叔留给我的那个大本，也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我让母亲给我买回个大本，养病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出神，努力回忆病叔记在上面的故事，吃力但坚决地把那些故事复写下来。

　　“五一”劳动节前夕，我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青春和体质加速我的康复，肺病已基本上痊愈，觉得浑身上下又充满活力了。母亲一早就接我出院，乘２路无轨电车返回糖厂。一路上，我看到街道两旁依旧是“文革”的标语口号，依旧有大喇叭播放着雄赳赳的战斗歌曲。下了车，走进糖厂东大门，一年前我就是从这个大门深夜逃跑的，禁不住感慨万千。

　　我回到家里，回到我熟悉的生活之中了。

　　一年多过去，我们已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屋子里空空荡荡。为给我治病，母亲已把工资全都用在我的身上，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母亲和妹妹仅凭我下乡的姐姐寄回来的二十元钱维持生计。院子里的猪圈空了，母亲今年没再抓小猪崽，也没养鸡崽，她已经筋疲力尽，身心交瘁，没有精力再养家禽了。我的邻居蒋姨、蒋叔叔两口子来看我了，我的干妈吕大姨来看我了，大家对我的归来唏嘘不已，都安慰我们说苦日子总算熬到尽头，以后的日子就要一天天好起来。

　　我被打成小现行反革命分子已近三年，我自由了么？我有重新做人的权利，有人的尊严了么？严酷的现实告诉我，没有。我们69届初中生就要毕业，同学们或者准备上山下乡，或者准备进工厂，都再没有心思进行斗、批、改，回到家里等待分配不来学校了。但我仍然感觉到敌意，周围仍旧有一道沉重而无法突破的围墙。偶尔碰到的同学仍旧用眼睛瞪我，用唾沫啐我，小孩子们见我依旧骂我是疯子，是反革命分子，我则本能地老鼠见到猫一样远远躲避开他们。因为我和母亲虽然解放了，父亲还没有平反昭雪，他还是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切都还与过去没什么两样，我依然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是打入另册的黑五类子女。我的好朋友彬子、铁南下乡了，郭春节当兵还没有回来，只有七哥一如既往和我来往。除此之外我哪儿也不去，整天憋在家里胡思乱想，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我不断在想老绝户他们到底哪去了，我的妮姐真被他们流放了吗？狗剩子和漂姐怎么样，是冲出包围圈逃脱掉还是被扫盲队打死了？

　　我做过不少次噩梦，欲罢不能。梦见老绝户、绝奶、妮儿、豆芽手腕上拧着铁丝，一个连一个地拧在一起，在扫盲队的押解下正一步步走在风雪交加的路上，向大山沟深处进发……而狗剩子和漂姐双双躺在乱葬岗子的坟地里，浑身上下尽是枪眼……醒来后吓出一身冷汗，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家院门口一来生人，我的腿肚子就打哆嗦，忐忑不安，心惊肉跳，仿佛仍旧处在以前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

　　我们糖厂院里那时流行一种骇人的病症，叫做“恐水症”。家属区有许多人家养狗，哪只狗患上狂犬症疯了，就会满嘴吐着白沫四下疯狂地乱跑乱咬。若人或动物不小心被狂犬咬上一口，也会跟着疯狂地乱跑乱咬。患狂犬症的动物必定要被打死埋掉，而人则赶快送进医院抢救。患狂犬症的人被抢救过来，回到家里休养半年才能根治病症。这期间据说有个禁忌，病人半年之内绝对不能见大水，江河湖泊全不能见，否则一见到水就会重新犯病永远治不好了。我们家属区的西下洼就是一个大水泡子，所以大人绝不让被疯狗咬过的孩子去水边玩，几乎足不出户。尽管我的肺病医治好了，我心灵的创伤并没有治愈。而我患的不是恐水症，是恐人症，是的，我患的是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治愈的病症━━恐人症。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暖了，花开了，大草甸子上早已花红草绿。我憋在家里，更加怀念在江神庙的那些自由的日子，怀念那滚滚滔滔的嫩江，怀念那忧郁的白桦林，怀念那芦苇丛畔的地窨子。这种思绪无休无止，简直令人坐立不安，因为那里是我精神的寄托，愉快的源泉。母亲怕我在家里憋出病来，看我经常念叨老绝户他们，于是同意我去江神庙看看。不是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的，我突然有所醒悟，懂得了庙会上盲流们头戴草绕子朝拜先人的象征意义，那曾是我的一个百思不解的谜底，现在却昭然在目了━━所有的盲流们都是野草，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是荒原上的一棵生命力顽强的野草，永远火烧不死，水淹不没的！回顾起来，那段生活竟是如此美好。我琢磨着，说不定他们已经没事，又回到江神庙安家落户了。５月下旬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骑上自行车，带着一条香烟和两瓶白酒，越过江桥去看望我的流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