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醒来，已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
我昏昏沉沉睁开眼睛，好一会儿都没有清醒过来，也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射进来，晃得我的眼睛白花花的，看什么都模糊不清。
我的意识里依稀地记得，我们被扫盲队俘虏了，但老绝户哪里去了？绝奶、妮儿和豆芽都哪里去了？我要和他们待在一起，就是死也不分开一步。我眯缝一会儿眼睛，终于看清楚了，我躺在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里，身边的一切都是洁白的，洁白的枕头，洁白的床单，洁白的被子，洁白的墙壁。我以为自己烧糊涂了，抑或又是在梦游。想抬起手来揉揉眼睛，感到非常虚弱，胳膊一动就疼。我的床边竖着一个吊瓶架子，手背上打着吊针，这才明白自己躺在医院里，正在接受治疗。
门轻轻开了。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护士，手拿着药瓶走进屋来。我闭上眼睛，希望梦幻拖的时间更长一些，好让我和朝思暮想的母亲多待一会儿。文化大革命四年多来，娘俩经历过多少生离死别，我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简直是奇迹，那就是因为我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母亲。我逃出去后又曾发过多少次誓，运动不结束决不回家，也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再见到母亲。可是现在，在病房里，在绝望中，我忽然见到了母亲，怎能不让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做梦。
脑袋很沉重，还有许多事情深深隐藏在脑海深处，但我确实感受到护士正在给我换吊瓶，之后又摸起我手腕上的脉搏。耳边响起母亲那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熟悉口音：
“护士，他怎么样？”
“脉搏正常了。”护士回答。
“他的嘴唇都烧起泡……”
“别着急，他好多了，高烧差不多退了！”
护士换过药走出去，我立即感受到母亲的柔情，她探过身子俯视我，用一条湿毛巾擦着我的双手，离我很近很近。一阵热流掠过我的全身，我和母亲重逢了，幸福使我复活了。是真的，是真的，不是梦，不是梦。这是母亲的目光，还带着她身体的体温。母亲的手指在捋着我的额头，梳理我的头发，呼出的气息拂着我的脸颊。我逃到江神庙已足足半年，今天终于回到母亲的身边……我再也忍不住，睁开眼睛哽咽：
“妈……”
“你醒了。”母亲睁大闪着泪光的眼睛，看着我。
“妈妈，妈妈，妈妈。”我不停地重复一句话。
“艾平，艾平。”
“你在我身边么？妈妈。”
“在……在……”
“我们永远不再分离了？”
“我们永远不再分离了。”
“真的吗？”
“真的，我的苦命孩子啊！”
母亲抱起我来，脸贴着脸，眼泪泉水般涌出来。我想哭，又哭不出来，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只是更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直到理琨叔叔来看我，母亲才把我放开。理琨叔叔穿一身蓝色的旧棉衣，戴一顶皮帽子，他将两瓶桔汁放在床头桌上，坐在我的另一边，劝母亲说：
“别哭了，志刚同志，孩子回来就好。”说着，他也笑着流出眼泪。
久违了，我的理叔叔，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了，一年没见，他的鬓角已变成白色！我奇怪他们怎么都来了？在我的记忆里，过去母亲轻易不敢领我去理琨叔叔家的，更何况在外面，难道他们不是走资派了吗？难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吗？我疑惑不解地问起理叔叔。
“不，艾平，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理叔叔站起身，沉重地叹道。“但是我们解放了……是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
“解放……为什么？”
他走到窗前，向外望去，雪还在飞扬。
“对，第二次解放……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但我们将始终记住，这个解放来之不易啊，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母亲也在一旁含着泪点头。
我仍旧不明白“第二次解放”是什么意思（尽管这还不是真正的解放）？“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又是什么意思。他们一遍遍亲切地叫我的名字，竟使我感到陌生，听起来令人恍如隔世。在江神庙我没有名字，我已经习惯小疙瘩这个称呼，几乎淡忘自己的真名，现在又恢复原来的名字。我想起来，我不是被扫盲队俘虏了么，怎么到这里来了，老绝户他们呢？我临出门前带的大本呢？我坐起身询问母亲。
“谁？”
“绝爷、绝奶、妮儿、豆芽，我是和他们一起出来的。”
母亲和理叔叔相互看了一眼，一阵沉默。
“他们在哪儿，我要去找他们？”我忍不住喊叫起来，一阵眩晕，晃了一晃。
“艾平，躺下，别着急，你的病不能剧烈活动。”理叔叔扶住我，让我躺下休息。“我们去打听他们的下落。”
我获救了，但患了严重的大叶肺炎，住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我昏厥过去，是妮儿和老绝户轮番抱着我，冒着大风雪坐在押解我们的卡车上，押进市里的收容所的。那时雪从傍晚一直落到天明，我差不多冻僵了，寒冷加剧病情，扫盲队的人并没有放过我，仍旧单独审问我一番。我病得厉害，烧得糊里糊涂，只依稀记得有人问我些什么问题，我下意识地说出家庭地址，母亲的姓名。再后来，母亲接到他们打去的电话，立即把我接进医院，这时候恰好是她刚刚解放的第一天。
母亲没有打听到老绝户的下落，扫盲队也不会理睬一个解放的走资派，不批判斗争她就不错了，她怎么敢随便干预革命造反派的工作，只得徒劳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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