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站前派出所是一座四合院落，一圈平房环卫着大门，院落里的门窗都敞开着，值班室窗前放着一辆自行车。午休时间，其它窗口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鼾声，我被送进屋时，值班的警察正额头枕着胳膊，趴在办公桌上打盹。想必我打扰了他的美梦，他戴正军帽，整理好衬衣的领口，擦着眼角的眼屎，审问我道：

　　“是小流氓么？”

　　我站在桌子前，摇摇头。

　　“那么是盲流吧？”

　　我又摇头。

　　“哑巴？”

　　我摇头又点头。

　　“那你就说话，”他皱起眉头，用手敲打着桌面不耐烦起来，“犯啥事啦？”

　　我经过两年的批斗，比这厉害的见得多了，他镇不住我，但经验告诉自己必须装傻，千万不要激怒对方，以免遭受皮肉之苦。我说自己挨父亲打了，一赌气从家里跑出来，本想坐车玩玩，一下车又遭车站的野孩子欺负，既不是流氓也不是盲流。

　　“是吗，编得还挺像？别跟我来这个，老实交代。”他探起身子，一把抓住我的下巴，迫使我仰起脸。“头发怎么回事，逃政治难的吧？给我说实话。”

　　我判断他并不知道实情，看出破绽我也得沉住气。长期的精神压抑和营养不足使我发育不良，人长得又瘦又小，像只有十来岁。尽管他一语中的，按一般规律，能糖厂那样阶级斗争搞得如此惨烈，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的情况不多，实属罕见。他是在诈我，我不看他，挣脱开他的手，把脸转向窗外。大人坐着，比我的视线矮，从窗口望去只看到一副自行车的车把。我说我是个“淘出花”的孩子，头发之所以变成这个怪样，是和小伙伴打扑克输了剪着玩的。虽然我对他的审问对答如流，可究竟是个孩子，一不留神犯个错误，顺口说出我的父母在糖厂工作，不信请他调查。

　　他满腹狐疑审视着我的“鬼头”，翻遍我的衣兜，幸亏警察也无法想到谁的钱能藏在鞋里，否则他会更加仔细地盘问我，一个孩子哪来这么多钱，准是偷的。后来，他命令我出去，蹲在值班室窗口下等候发落。我抱着胳膊蹲在窗口的墙根下，头顶着烈日的暴晒，望着我面前的自行车和十几步开外的院门口，偶尔，才有一辆自行车从院门口驶过。我蹲了好一阵子也没人理睬，直蹲得眼睛发花，肚子窝得难受，两腿失去知觉，汗珠一串串流下脸庞，小背心都湿透了。我起身想脱下上衣凉快凉快，里面一声吆喝：

　　“谁让你起来，蹲下！”

　　那个警察正在“喂喂”地给查询台打电话，张开两次嘴又闭上，查询糖厂总机的电话号码。我惊得头皮发炸，只要他通过糖厂革委会一打听，即可查出我是逃出来的。好在警察查到电话号码，糖厂那边的总机占线挂不过去，他好不容易打通一次，线路不好又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不得已放下话筒等待再挂。我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他挂通电话我就插翅难逃了。我克制着自己的绝望情绪，迅速琢磨着逃跑的办法，怎么跑呢？我连站起来脱件衣服都逃不过屋里的眼睛。

　　我猛然记起刚才审问我时，曾转脸看过窗户，从他坐着的角度望去，只能看到我面前自行车的车把，如果蹲着逃跑，他肯定看不到我的身影。于是急中生智，即付诸行动，蹲麻的腿脚抽开筋，疼得人龇牙咧嘴。我稍稍直起腰，蹲下站起站起蹲下活动着双腿，但不能直得过高，以免警察发现我的企图。屋里的警察又拨动一遍电话机，这一次他打通了，正在和糖厂办公室的人交流情况。

　　我双手用力捋起麻木的腿脚，猫着腰蹦了几下，制止住抽筋，开始向院门口挪动。我回头看了一眼，警察还在继续打电话。现在我考虑的是就要接近院门口了，这四米多的距离最危险，屋里的人稍一转脸就可以看到我逃跑。且一点点挪动动作太慢，索性扑倒在地，像上军训课军代表教我们匍匐前进那样爬行。当时孩子们都嘻嘻哈哈闹着玩，谁也不认真按照军代表的要求做。我不敢不听命令，认真学习过匍匐前进的要领，动作做得很标准，没想到此时派上用场了。我抑制住心跳，生怕背后一声断喝：“不许动，再跑就开枪啦！”谢天谢地没有喊声，我以最快的速度爬出院门口。

　　我贴着院外的墙壁站起来，因为怕冲到嗓眼的咳嗽冒出来，憋得眼睛都流出了泪水。我竭力把混乱的思维理出个头绪，想出个什么稳妥的新主意，作出决定。但紧张匆忙之中，什么也没想出来，索性也就不去想了，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我四下望了望，午后的寂静笼罩着城市，赤日炎炎，晒得软绵绵的柏油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那个警察还没发现我逃出院落。我心里一阵狂喜，一溜烟钻进一条小胡同，为了安全起见，跑过一阵再拐向另一条小胡同，七拐八转之后，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扶住一棵树干大口喘息，脸都白了。没有人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我终于获得自由，鲤鱼脱钩摇头摆尾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