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鲁钝生非常盼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才能吃到馒头、饺子、肉和鱼，才能看到秧歌和跑旱船，偶然还能吃到一串冰糖葫芦。那是经济短缺、文化贫乏年代，能吃上几天好的，能有热闹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孩子们都盼过年。而让鲁钝生记忆深刻的，还有除夕夜的接神、发纸、拜年和正月初一到初六的扭秧歌。
“接神”是除夕夜的第一件事，天一黑下来，鲁钝生便跟着父亲，提着灯笼，来到村头，先烧几张纸，父亲嘴里叨念着“年到了，都请回家过年吧”，转身，不回头地顺原路返回，到了大门口，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根长木头横放在门里，说是拴马杆，给回家过年的祖先拴马用的。一路大门、房门、里屋门均打开，直将祖先们引领到供桌前，全家人下跪，将祖先请到牌位上。牌位是一幅古画，统称“老祖宗”，画面是一位童子提着灯笼，引导着一群穿古装衣服的男女先祖往大门里走，示意接祖先回家过年。画的上方是一排排长方形的格子，按辈分写着先祖的名字，男的写全姓名，生卒年，女的随丈夫后只写姓，无名，一律称“氏”，鲁钝生家的女祖先，均是隋张氏、隋王氏、隋李氏、隋赵氏等，鲁钝生的祖父隋礼胜，其祖母称隋毕氏，只知道奶奶姓毕，没有名字。
供桌上十分丰盛，靠里两排，摆着十个大碗，五个盛满大米饭，每碗饭上插着一个大红枣；另五个分别装着肉、鱼、鸡、鸭和豆腐。前排两侧摆着两摞大馒头，每摞五个，摞成塔状。两摞馒头中间，放着两只烛台，烛台上插着红蜡烛，烛台中间放着香炉，香火不断，满屋子都是香味。
“发纸”是半夜祭祀天地的活动。夜半时分，家家都将火盆端到院子中央，生起火，摆上供桌，全家人跪在供桌前，烧纸、磕头、许愿，然后放鞭炮。各家都尽力多放鞭炮，谁家的鞭炮越响亮，放得越久，就预示着谁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越红火。敬完天地，便开始吃年夜饭。
“拜年”，是吃过年夜饭后的一件大事。小辈的人，吃完年夜饭后，都要立即去给长辈拜年，去晚了会被怪罪。农耕时代，乡民社会，超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把千千万万农民锁定在一方土地上，许多人生于斯，长于斯，娶妻生子于斯，终老安葬于斯。由于婚姻和代际延续，一个上百户人家的村庄，亲戚套亲戚，连筋带骨，不是叔叔、大爷、舅舅，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小辈人拜年得走街串户，挨家磕头、问好。成年的小辈拜过年后往往坐一会，磕着瓜子拉家常，小孩子则讨了压岁钱就跑出去放鞭炮了，这样一直闹腾到鸡叫以后，天麻麻亮的时候，村子里才静下来。说到压岁钱，那是孩子们的乐事，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十元，给小孩子的压岁钱大都是一两角钱，有一年除夕拜年，鲁钝生天大亮时才回家，掏兜一数，十二元六角，顶父亲在生产队干二十天农活的工分。
“扭秧歌”，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过年的一大盛事，那时没有电视、手机，不少村庄连电灯、广播都没有，过年扭秧歌，是当时农村参与人最多、规模最大、最热闹的文化活动。正月初一到初六，每个生产大队（当时基本是一个百余户人家的自然村）都会组建秧歌队，小的四五十人，大的六七十人，秧歌队一律踩高跷，穿古代人的衣服，扮成古装戏男女的模样，男女数基本相等，有的直接扮成姜子牙、吕洞宾、何仙姑、张飞、关羽、赵云、诸葛亮、李逵、武松、孙二娘、穆桂英、程咬金、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秧歌队男女领队的两人叫“头跷”， 头跷都是扭得好、能走花样并会唱曲的人担当，大家都跟着头跷扭。秧歌队的高难角色是“傻柱子”，傻柱子会踩着高跷打把势、翻跟头、倒立，甚至会踩着高跷站在两个人抬的扁担上表演各种动作，“傻柱子”都抹着黑花脸，扮成李逵、张飞、程咬金或猪八戒等模样，手里拿着鞭子，甩着鞭响在前面开道，到了个人家的院子，他甩着鞭响先转一圈，算是圈定了表演场地，他也常常跑到人家的天地牌位前，把上供的小馒头拿下来，分给看秧歌的孩子们，有的人家还拿出一些花生、糖块给傻柱子，让傻柱子抛撒到看热闹的人群里，乐着看人们哄抢，所以，孩子们都愿意围着傻柱子转。秧歌队正月初一基本在本村活动，挨家挨户表演，算是拜年，到了谁家，谁都给赏钱，殷实的人家给五元、十元，穷一点的给两三元。初二以后便到邻村或公社所在地的镇上去扭。到邻村，大都在村街上、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或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扭个把小时，每个大队都赏一二百元钱，从初二到初六，每个村都会接待多支秧歌队，你方唱罢我登场，直热闹到天黑。当天回不了家的秧歌队，就在村里住下，吃派饭，家家都把最好的酒菜拿出来招待扭秧歌的。待到初六结束，每个扭秧歌的都能分到几十元辛苦钱，钱多少大家都不计较，大过年，图个热闹，图个快乐。
老年人愿意回忆过去，鲁钝生念念不忘小时候过年，每回忆起来，想到许多有趣的细节，心里总是甜滋滋的。那时虽穷，勉强温饱，但过大年，真有年味，那年味，是浓浓的亲情，是浓浓的友情，是浓浓的乡土情，是广大农民淳朴、厚道的真情。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