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把吕大姨接回来就后悔了。

　　吕大姨的眼睛焦干，嘴唇满是皮屑，话越来越少，长时间一个人待在屋里，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

　　我们不知怎样才能使她得到安慰。

　　现在吕大姨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指望，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谁会来帮助她？她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气管炎发作得厉害，一声连一声咳嗽，老长时间直不起腰来。昔日的时光已成过去，有些事情不能多想，多想就要流泪的。亲朋好友基本上都不和她来往了，唯恐沾到身上抖搂不掉。他们有的冷淡，有的害怕，还有的干脆就不着面了，对她敬而远之。吕大姨也不敢烟不离嘴了，只是烟瘾上来时把烟卷放在鼻子前嗅嗅，实在忍不住才抽上一支，那必定又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咳嗽半天，样子叫人害怕。

　　“吕嫂，”母亲拿出姐姐从农场寄来的二十元钱，送过去说。“这点儿钱你先用着，花完咱再想办法。”

　　“你一个寡妇家，带三个孩子，不知怎么活过来呢。我再难，也不能要你的钱。”

　　母亲硬塞过去。

　　“没想到啊，要不，那两个钱足够我活几年了。”吕大姨靠着火墙，合抱着双手，满脸愁容。“谁想到呢，真是天不遂人愿，亲弟弟祸害他姐！”

　　一提起老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朝地上吐了一口，都怨这个该死的赌鬼，才导致今天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蒋姨侧歪着身子坐在炕沿上，眯起眼睛吧嗒着烟卷。“我看你弟弟就不是个东西，那张嘴巴太会说，死人都能给说活了！”

　　“他蒋姨，快不要说这样的话。”母亲站在她们的对面，微微摇头。“事到如今，别火上浇油了。”

　　“我也不知道他赌钱……”吕大姨怔怔地说，声音很轻，嗓子被泪水噎住。“人一有赌瘾就完了，我怎么就信了他的花言巧语？败家东西！”

　　风从窗口灌进来，吹乱吕大姨的头发。我这才发现不到三个月，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吕嫂，”母亲问，“过去都说赌房子赌地，输媳妇跳河的……现在农村也这样吗？”

　　“农村就这个风气，邪乎着哪，一到冬天没活儿，过去明着赌，现在暗着赌。公安抓赌，吓得这些人鸡飞狗跳的。不过有什么法子，那也没脸，下次还赌。”

　　“你兄弟去了，兄弟媳妇怎么活，不一大家子人吗？”

　　“再难也得活呀，”吕大姨连咳嗽带喘的紫涨着脸，用拳头捶打起胸口。等她恢复常态，气也喘过来了，又哑着嗓子说。“兄弟媳妇把闺女许了出去，还有点儿钱用，胖蓉这孩子，命苦呀！”

　　她摇摇头，又摇摇头。

　　“谁过得容易啊，”蒋姨挪挪屁股，往前凑着说。“屯子的女孩就这个命，不都熬过来的。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早晚得为家里的男孩子嫁人，换媳妇！”

　　母亲听她们一边讲，一边叹气，感触到共同的苦衷，还红了眼圈，一起流下许多眼泪。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我抚摸着胸口，那儿被撞得发痛，既替吕大姨难过，也替胖蓉难过，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胖蓉一面？事已如此，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活着就得面对。东北人常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小鸡不尿尿自有道道。”我看不假。生活以困乏的姿态恢复常轨，母亲和蒋姨又商量起帮吕大姨建一个小养鸡场，靠卖鸡蛋维持生计。吕大姨把仓房改成养鸡房，买回几十只小母鸡养了起来。

　　事情也只好这样。

　　一连几天，我都跟着吕大姨干活儿，采野菜，剁鸡食，手上老有做不完的事，忙得不亦乐乎。母亲下班回来感叹，最近一段时间嫩江对岸经常有特务放信号弹，苏联人这时候真打过来可就毁了，我们这边有战争经验的人还全被关在牛棚里，谁来指挥战斗啊？

　　风声越来越紧，生活已经陷入混乱，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苏双方完全可能由意识形态斗争转入军事对抗，蒋姨带着孩子疏散到海伦县老家了。社会上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报纸广播连篇累牍地报道，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某某地方于短时间内挖出一大批阶级敌人，既抓了革命，又促进了生产。传闻无奇不有，令人瞠目结舌，我们的处境依然没有转机，整天处于担惊受怕之中。听母亲说，厂里正在准备掀起新一轮揭批牛鬼蛇神及走资派的高潮，斜眼在“文革”领导小组会上还专门点了学校工宣队。他强调，虽然目前糖厂革命生产的形势大好，但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身边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某些工宣队员放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不抓，总喜欢和红卫兵小将唱对台戏，再这样下去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了。母亲唯恐发生不测，每做一件事都要思前想后，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她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叮嘱儿子，要我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躲进吕大姨家，这时候千万不能出去乱跑！

　　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危险正在逼近。

　　灾难又早早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