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晨，公安人员提审我们前，给了我们两碗小米粥喝。
面对我们坐在桌前的是一老一小两个警察，一个做笔录，一个提问题。老的四五十岁，肿眼泡子，小的二十几岁，脸上有许多雀斑，态度还挺和蔼。他们头顶的白墙上用黑漆刷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像被人扼住咽喉一样，为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几乎把嘴唇咬破了。两个警察并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解释扣押我们的理由，提问过例行的姓名住址后进入正题。显然，他们是对张援朝去的，更加深了这件事的神秘性。
老警察两手按在桌子上，一张嘴烟草味熏人，用慢悠悠的刻板的声音说：
“于艾平，你要如实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我问你，你和张援朝到底在哪儿认识的？”
“在齐齐哈尔上车，一进车厢的时候。”我用眼角瞟了一下老警察，紧张地思考着要说的话。
“怎么认识的？具体点儿。”
“抢座。”
“你们让的座，还是他占的？”
“他占的。”
“在场的还有什么人？”
“还有……许多别的旅客。”
“你好好想想，”老警察点起一支香烟，望着火柴，直到它熄灭。“后来他说什么了？”
“头天晚上没睡好，我们困了，睡觉，没说什么。”
对方问得很细，很有耐性，他们要了解掌握张援朝所有的情况，连一点一滴情节也不放过。钢笔在纸上沙沙划出声音，令人不寒而栗，我两手放在膝盖上，回答着问题。没多长时间，就感到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他们也不会下这么大工夫和两个孩子没事闲磨牙。我的心悬起来，转念又一想，反正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任何时候，事实都是事实，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柱子始终低头看着桌面，很少说话，只是点头或摇头，最后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锁定在我身上。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我尽量回忆细节让他们满意，但直感告诉我不能再给张援朝添麻烦了，结果很可能两败俱伤！
“于艾平，你已经不小了，上中学了吧？”老警察拍打了一下桌上的案卷，话里话外暗示我，张援朝的底细他们都知道，你企图打掩护，后果将是严重的。“你会认清怎样才对你有利，不需要我告诉吧，不要以为自己能隐瞒什么，你什么都瞒不住我们。”
我既不可能救自己，也无法救别人，还能说什么？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
“我必须提个醒，我们是在给你一个坦白交代的机会，你懂吗？”老警察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直视我，两股浓烟冒出两个鼻孔。“你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为什么帮他逃票？”
“他是知青。”我的理由很值得同情，说不定他也有孩子下乡呢？“我姐姐也下乡了，他们都没钱坐火车。”
“张援朝散布过什么反动言论吗？”
我强迫自己冷静，实事求是回答：
“没有。”
老警察眯缝起肿眼泡子，还在启发我：“你再想想，想好再说。我要指出一点的是，你陷得这么深，还要包庇他，这是极不明智的。”
我坚持说没有。
“你一直在撒谎吧？为什么留通讯地址？你当我们是傻瓜！”这时候，那个正在翻看材料的小警察突然插进来问，目光电一样灼人。他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满脸不快地盯住我，见我沉默，一把掏出手枪，在我鼻子前晃了晃大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还敢耍滑头，别自取灭亡！回答我，是不是？”
我不是当地人，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屁股上有屎，是狗崽子，柱子也不会泄露我的身世。我何必害怕，这种恐吓的战术是他们惯用伎俩，完全可以放开胆子一搏，铤而走险，说不定能镇住对方放我们走人呢。这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我立即做出愤怒的样子，就在他鼻子底下拍了一下桌子，把圆珠笔都震落在地上，但究竟底气不足，没敢太大声：“我说的都是实话。”
他们都站了起来，老警察的下巴还哆嗦一下，显然，对我的举动颇感意外，还有些迷惑。
我很得意。
“你心里有鬼，不是吗？你自己知道。”小警察坚持说，“比你更狡猾的我都见过，多了去啦！”
“没，没有。”
“站起来，站起来！”他抓住我的胳膊摇晃，动作非常粗野，晃得我几乎站不住脚。桌上的茶缸跳起来，水洒了一地。“我觉得你挺聪明，还有些事没说，我敢肯定。不要浪费时间，否则没有你的好下场。说实话，是这样吧？”
我的嘴巴被什么堵住了似的，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他显然为我的不肯配合深为不满，握紧了拳头捶桌子，又捶自己的腿，脸上的雀斑都发红了。我两手紧贴在大腿上，以为他们要打我了，可是没有动手。看来我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是在竭尽所能诈我，吓唬我，复杂的生活教科书已经使我懂得很多很多，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事实上我们与整个案件毫无关系，我也并非是个嘴严口紧的孩子，不肯提供可能有用的线索，你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又能对他们说什么，所以无论他们怎么问我还是前面讲的那套话。小警察从地上捡起笔，又埋头做记录了。整个审讯过程非常乏味，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长时间没问出新东西，老警察揉掉手里的烟头，有些不耐烦了，本来就很严肃的脸拉得更长了，一只手托着下巴用力摸来摸去，脸上露出明显的失望。他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我说的是事实，这纯属偶然，根本没有他们想了解的那回事。
实际上审讯早已结束，以后的问答纯属应付公事。
小警察不再记录了，拿出烟盒点着一支香烟抽起来。他们的脸上露出笑容，好像再次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紧张的氛围开始松弛。小警察站起来和老警察低声商议了几句，把手枪插进腰间的枪套里，看了看手表说：
“既然你们说的都是实话，跟他无关，敢签字画押么？”
我点头。
他探过身子拿出印泥盒，递过笔，让我在笔录本上签字，摁上红手印。
“我已经告诉你们一切，”现在我平静了，只希望快点儿离开这里，盯着他帽子上的国徽问。“我知道的就这些，可以走吗？”
小警察尖声笑了。
“可以，不过，我们得‘送送’你们。”
事情不可能就这么过去，还没有结束。
两个警察开来一辆吉普车，要陪同我们去找吕大姨。我当然不认为这是专为我出的车，我还不会重要到那个程度，我们不相信他们，他们也同样不相信我们。吉普车一路在雨后的乡镇道路颠簸，车窗开着，嫩江上的风徐徐吹来，摇晃着灰白的草叶，空气中有一种令人神爽的凉意。一条尘土飞扬的斜街两旁全是砖房，家家都用木板障子围起院落，院子里养着鸡鸭猪狗，有的还种了土豆、茄子、豆角等蔬菜。在一条小街的岔路口，我们打听好多人才找到吕大姨的六妹妹家，来到一个狭长的院子前，里面有一趟旧砖房，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六姨在洗菜准备做饭，院子里晾着内衣、衬衫和打补丁的被单。她见有公安人员找到她家，惊讶得不行，身边还有一只打哈欠的猫。她告诉我们她大姐这会儿正在码头罾鱼呢，你们要马上见她就开车去江边好了。本来我还想打听一下胖蓉的近况，她出嫁后日子过得好吗？可没来得及问就被那两个警察拉走，更不要说有找到她的可能了！
讷河的嫩江更荒凉一些，两岸是大片延伸的江滩，人走上去脚软软地往下陷。再朝东走，到处都是白杨和柳树，枝枝叶叶泛着银光，都在风中摆动。水边泊着几只小木船，有零星的渔人在船上垂钓，漩涡在四周追逐褐色的泡沫，波浪拍打船舷传来响声。一只江鸥拍着翅膀飞下来，掠过水面，又翻翅飞上天空。冷冷的夕阳，把江面和岸坡染得血一样红。吕大姨正满身泥水地准备收拾起罾网回家，看起来刚大病过一场，额头上扣着三个火罐拔下的黑印。她颇感意外地摘下草帽，所有的皱纹都集中在眼角上，把两只手放在水里洗洗，含着泪水问我们怎么找到这儿？当着警察的面，我简单说明来意，催促她收拾一下回齐齐哈尔。
那两个警察没发现什么新情况，不愿再浪费时间，没有任何过多的解释，撇下我们开车走了。
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
我和柱子跟吕大姨回到她的住处，收拾起东西，又赶往火车站，于当天晚上返回齐齐哈尔糖厂。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不幸接着一个不幸，我不禁感到悲从中来，悲凉混合着无奈。当初吕大姨的日子过得好，妹妹弟弟们走马灯般来串亲戚，都惦记姐姐的财产，想分一匙羹。如今他们的老姐姐落魄了，没有生活来源，孤苦伶仃，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星离雨散，连一个送站的也没来。与此同时，我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极大的落寞，我忘不了和胖蓉一起逮蝈蝈时许下的诺言：“不管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多想再见到她的身影，听到她说：“我跟你讲呀，我跟你讲呀”。我找过她，但没有可能！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当时的情景，总忘不了这件事情，心里鼓涨着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胖蓉━━胖蓉━━如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对过去大声呼唤，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她的名字。那是我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伙伴，身上带着原野的清新气息的小姑娘啊！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与你朝夕相处的小男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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