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鸡叫头一遍，我和柱子就赶到火车站，登上去拉哈的火车。

　　这是趟齐齐哈尔至讷河的慢车，不对号入座，我和柱子随着人流涌进车站，整个车厢里已坐满人，过道上也全是人，能挤得多紧就挤得多紧。好在我们没拿东西，几乎是踩着人群的肩膀挤上车厢的。越往里面挤人越多，前面的人用后背挤压着后面人的脸，过道上的行李和乘客伸着的腿也挡路，有的人还不挪开。我刚坐在座位上喘了口气，就看到从座位底下钻出来一个孩子，揉着惺忪的睡眼坐到我身边。他矮矮的个子，一身旧军装，衣袖挽到肘弯上，身上背一个军用水壶，皮肤和脸颊都黑黑瘦瘦，唯有那双眼睛亮亮的。

　　“去哪儿？两位同学。”他问我们。

　　“拉哈。”柱子站在一旁说，不知坐还是不坐。

　　“正好，咱们一路。”他冲我伸出又黑又脏的手，算认识了。“不是知青吧？”

　　“不是，我们走亲戚。”我说，“这是你占的座？”

　　“昨晚我就睡在这儿了，小兄弟，认识一下，我叫张援朝，六六届北京知青，在莫旗插队……坐吧坐吧。”

　　“你才多大，叫我们兄弟？”

　　“起码比你大两三岁，我是五一年抗美援朝时生的。”

　　我一时无话可说。

　　因为我们出生时正赶上抗美援朝，起名“援朝”、“爱平”的孩子特别多，家里的寓意再明确不过：“抗美援朝”，“热爱和平”。对面的座位挤满了人，为争抢座位都好悬没打起来，列车员过来才平息事态。张援朝一见列车员马上靠着椅背睡起觉来，发出时而间断、时而深长的呼吸声，火车驶出车站还没有睡醒，让人怀疑他是在装睡逃票。因为赶车没吃早饭，我和柱子从书包里拿出大饼子吃起来，张援朝听到咀嚼的声响睁开眼睛，站起来，张开胳膊舒展了一下，喉结里一个劲儿蠕动。我被看得不好意思，邀请他一起进早餐，他接过大饼子狼吞虎咽，跟几辈子没吃东西似的。柱子又掏出一个大饼子递过去，张援朝照样三口两口吞下去，拿起身上背的军用水壶喝了一气，用袖子擦擦嘴唇说：

　　“兄弟，别笑，实话告诉你们，我两天没吃东西了！”

　　转眼间发现车门口有查票的，他在鼻子前竖起一根手指，瘦小的身子往下一缩，又钻进车座底下不见了。我和柱子闭上两腿掩护张援朝，以打消他的顾虑，等查票的过去才叫他出来。车厢里浴池一样闷热，张援朝擦着汗水坐回座位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俯向我耳朵神秘地嘀咕：

　　“手抄本，我趴在被窝里抄了一个多月。”

　　听知青说，他们之间流传着手抄本书，这回总算开眼了。我要看看，他却把小本子藏在身后。

　　“这是我的《圣经》，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你要看，作为报答，我抄给你一份。”

　　“什么叫《圣经》？”

　　“你真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吧，知道也没用。”他不愿多废话，背朝后靠，放下书，解释起手抄本。“这本不是，它的书名叫《切·格拉瓦日记》。”

　　“他是干什么的？”

　　“谁？”

　　“格……拉瓦？”

　　张援朝被逗笑了，如同故交，他说话急匆匆的，思路敏捷清晰，眼睛盯住我的眼睛，显得热情洋溢。车厢里乱七八糟声音太大，也没有人注意两个孩子之间的谈话。为得到那本书，我毫不犹豫留下了通讯地址，请他抄好后寄给我，想不到无意间埋下天大的祸根。张援朝收起我留的地址，换了换姿势，讲起格拉瓦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说他是一个南美丛林中的游击队员，跟古巴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闹过革命，后来自己干了。这是一个我从不知道的世界，心想到底是首都来的知青，文化程度高，政治觉悟高。他讲得兴致勃勃，整个人充满了活力，我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说不出来。张援朝见我听得入迷，不觉间已把我当成知音，对我谈起自己的过去……在我看来，他几乎就是中国的格拉瓦，也是响当当的红卫兵，造反，抄家，写枪杆诗，砸烂旧教育制度。后来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也变成“狗崽子”，才不得不和家庭划清界限，打起背包到内蒙莫力达瓦旗插队落户。

　　下乡第二年，旗里需要人才办大批判栏，他会写枪杆诗，抽调到旗里帮助工作。这期间他从一个知青手里得到一本《切·格拉瓦日记》，从此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张援朝一连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贪婪地读着这本不知辗转过多少人的书。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医科大学学生格拉瓦就是他们的榜样，一个有志青年应该跨越国境继续革命，做一个无上荣光的国际主义战士。既然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等待解放，革命风暴始终在他胸中激荡，他怎么能够窝在知青点“修理一辈子地球”？他告诉自己，如果理想在国内实现不了，那么就出去参加游击队抗美援越，直接解放全人类！不是吗，周总理曾批准过几个红卫兵去援越的部队参战。于是，张援朝怀揣着一本手抄本《切·格拉瓦日记》，心里充满了热切的希望，几经辗转踏上去广西南宁的火车，准备偷渡边境抗美援越。结果在凭祥镇被边防部队扣留遣送回北京。

   此时张援朝的家里已是铁将军把门，布满蜘蛛网，门楣上蒙着一层灰尘，墙上贴满的大字报相互覆盖，重重叠叠，醒目处是纵横交错的大幅标语和口号。邻居们透露说，他的父母先被关进牛棚，全家人扫地出门，后来就不知发配哪里去了。他没吃没喝没有住的地方，居委会的老太太警惕性又高，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一碰见就让他出示“探亲证明”，仿佛他就是首都的治安隐患。看来北京的风声太紧，混不下去了，知青点才是落脚的地方，张援朝又扒上火车流浪回东北。

　　脚下车轮轰鸣，列车在飞驰，车厢轻轻晃动着我们的身体，窗外闪过一个又一个小站。远方是绿色的原野，黑色的土地，沿途车站还不断地上下旅客。张援朝的经历让我感到那么新鲜，热血沸腾，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北京的高干子弟，他和我们这些小地方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属于不同的阶层，我完全被他崇高的境界震撼了，真也有那种“大地春如海，赤化全世界，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感觉。时间过得飞快，列车抵达拉哈小站，我的两只胳膊肘还支在小桌上，探着身子，还在倾听，列车员提醒我们该下车了。出站口时我又和柱子把张援朝夹在中间，准备蒙混过关，一面走，一面心里怦怦直跳，可他没用我们费心，早就挤在人流之中钻出检票口。太阳炎热，天空蔚蓝清澈，一阵风吹来，绿树和青草的气息扑鼻。我和柱子跟在后面，挤过来的人群把我们冲散了，有几个戴红袖章的警察拦住去路。张援朝带着绝望的神情猛地跳起来，摆动着双臂夺路而逃，没跑出几步就被人家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扣上手铐，押上停在站前的吉普车了。我和柱子来不及走开，没说明任何原因，也被押上警车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

　　我仿佛当头挨了一闷棍，一上午的兴奋变成恐惧。

　　公安人员把我们关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长凳的小屋里，玻璃窗很脏，光线昏暗。好长时间，我俩都没出声。我不知道张援朝被关在哪间屋子里？为什么抓我们？这其中必然隐含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天完全黑下来，看不到星星，风带着嫩江上空潮湿的空气，涌进狭小的窗口。我焦灼地等待着有人露面，看来他们把我们忘了，我们也不敢问。那个夜晚格外漫长、冰冷，柱子抽抽搭搭哭了一阵子，终于熬不住，用袖子擦干眼泪躺在长凳上睡了。我心里虚虚的，扒在窗口向外张望，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想了又想，弄得我筋疲力尽，寻找种种不正常之处。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又没有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张援朝的那本《切·格拉瓦日记》？再不就是因为我是反革命分子？他们以为我逃跑通缉了我……

　　要是这样，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明天让他们放柱子接吕大姨回去，我留在这儿蹲笆篱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