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又失去自由了，每天必须去学校鬼队上班。
这正应了白脸狼那句话：“至于什么时候让你上课，不取决我们，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我这次回鬼队，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其他方面的情形都和先前一样，唯一的变化是二毛子又走了。
听说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二毛子变得更忧郁了，坚决顶住了斜眼的压力，不再做他的玩偶，躲在鬼队里藏起猫猫。她虽然还是照常上班，表面上和往常一样，心里却一直非常沉重。因为无论自己下班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回三楼单身宿舍，想避开纠缠都很困难。斜眼欲火如焚，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他亲自提二毛子去厂里“小会帮助”，根本就顾不得影响不影响，大发雷霆，似乎什么地方都对不起他，骑在她的身上左右开弓，像揍一个男人那样无比粗暴，要多无耻有多无耻……但无论怎么威逼二毛子就是不肯就范，反而在她心中激起无言的愤怒，使人挺直弯曲的脊背，奋力从三楼宿舍纵身跳了下去，以示自己至死不从的决心。幸亏楼下草地十分松软，又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二毛子只摔断一只脚脖子。对斜眼和白脸狼这样的恶魔来说，弱者的轻蔑也是一种对强者的反抗，沉默有时候比语言更有力量。气得斜眼放出狠话：
“你要再不从，就一辈子别想找到男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大家都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感叹二毛子自作自受，没什么好可怜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谁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二毛子的内心肯定非常难过，她希望有些事情永远不为人知，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痛苦是怎么造成的，而且时时刻刻都在作出牺牲。唯有我知道她的秘密，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世上有这样清清白白的事情，真是叫人很难解释，说也说不清楚。尽管她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渴望幸福，幸福却从未降临过，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多么美丽的一个姑娘，反倒要为自己的美丽付出沉重的代价！弄得我心里非常郁闷，造反派头头心肠这么狠毒，怎么就不得报应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的不幸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赵关键宽宽地张开双臂说：
“于艾平，鬼队有什么好处，叫你恋恋不舍，出去进来，进来又出去？”
刘小伙当胸给了我一拳：
“转了一圈又转回来，老师不欢迎也没办法。”
陈斯基弯下腰，有节奏地拍着膝盖：
“造反派看他上访有功，让他‘三进宫’！”
侯字典握住我的手，态度总那么平和地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艾平，他这是暗喻你第三次进监狱。”
马历史把我拉到身边，咧开大嘴感叹：
“唉，小小年纪，被整得老气横秋的，还笑，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
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感情方式，他们的取笑充满了善意。
那时候整天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愚蠢、心灵最肮脏、思想最丑恶”，但我为自己能置身他们行列，也变成“臭老九”而自豪。因为我深信，他们━━同样是我的祖国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儿女！
鬼队集中的地方是一间学校木工房，堆满破桌烂椅子，木屑和刨花。屋中央有一个汽油桶改造成的大炉子，烧着一个小水桶似的大铁壶。中午，家在糖厂院外的老师休息时，把带的饭盒放在炉子上烤热拿回办公室吃。鬼队的活儿还算轻松，每天干些打扫校园，清理操场，浇浇树木，修理桌椅的零活儿。我的工作是生炉子、烧开水，水开后拎到教导处倒进保温桶里。木头潮湿，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睛，人越急越不冒火苗，水壶也太大，我双手攥在一起才能拎动它走过去教导处那一段路。不知是哪位造反派头头安排的怪事，偏要在堆满桌椅的木工房烧水。母亲叮咛我一定要看好炉子，没人时不能出去送水，怕着火！其实，烧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看似轻松，责任相当大，我必须保证革命师生们有开水喝，不敢有丝毫马虎，丝毫懈怠。稍一供应不及红小将就打上门来，骂我磨洋工，不好好改造，净糊弄洋鬼子！
我以为学校组织全体师生批斗过母亲，上访的事过去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母亲所做的一切解释都徒劳无益，非但不能消除造反派的恼怒，反而使之加剧。最近一段时间里，一连几天造反派都在大声宣称，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攻倒算，是不容饶恕的。他们对母亲进行疯狂的报复，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每次母亲被带到学校“小会帮助”回到家里都快下半夜了，情绪从来没有现在这么低落。她在外屋清洗身上血迹的时候，我并没睡，正蜷缩着身子在一边倾听外面的动静呢。黑暗中，母亲摸进里屋，几乎是爬进来的。她用肩头把门挤开，伸出一只手支着炕沿爬上炕，脱掉全是血的衣服藏在脚底下，一点点躺下身子，唯恐惊醒我们。
“妈……”我翻了个身，哽咽着叫了一声。
“嘘……别惊醒你妹妹，妈没事。”母亲发出低低的呻吟，用拳头捶打起腰部。“你怎么哭了？听见我说话吗？”
“听着呢。”
“不能跟她说。”
“妈，我给你揉揉腰吧。”
母亲慢慢翻过身，脊背上全是血印子。我用力咬住嘴唇揉起她的腰眼，心里明白，她的大流血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也没有痊愈。
“哎哟，轻点儿，不用揉了，时间一长就麻木了！”
“妈，你挺得住吗？”
“就怕他们不放过你。”
窗外，一弯新月从云隙里钻出来，很快又被乌云遮住了。母亲咽下一口唾沫，用勉强听见的声音说。后来她干咳两声，一直没再说话，转过脸去睡着了。
这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长得没有尽头。
醒来，初夏早晨淡淡的光线，透过被雨淋湿的玻璃照进屋里，母亲已不在身边。我一看闹钟上班的时间晚了，洗一把脸，没吃饭就穿上衣服跑出门外。太阳躲在乌云后面，地上一汪汪积水，不知谁家的几只鸽子落在房上咕噜噜叫着。母亲扶着院门，额头上有一道红肿的血痕，一步步避开水洼往外挪动，拖着两条腿去上厕所。她的脸掩在阴影里，神情凝重地问：
“怎么，饭也不吃就走？”
“要晚了。”
“是啊，妈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没叫你。”她实在太虚弱，说话都要费极大的力气。
“你真的没事吗？”
“我现在觉得好些了，好多了。”
“还上班么？”
“就是太累，浑身没劲，休息一阵就好了。”
“妈，我给你请假。”
“你妹妹给请了，快走吧，别又迟到，叫人家没事找事。”母亲说完话，脸上又呈现出肃穆的神情，扶起胡同的墙壁朝厕所走去。一大团一大团的云朵从南边飞来，风吹皱了水洼里的积水。她伸开僵直的双臂保持住平衡挪动脚步，每迈一步都极其艰难，极其缓慢，走几步必定歇一下，尽量不让别人看出受伤的样子。我望着母亲的背影，为她遭受的痛苦而难过，生怕她跌倒爬不起来，一直到她拐进胡同，我的眼泪还在流。
今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些穿不住了。
一上午平安无事，我惦记着母亲，想给她弄什么补补身子。虽说我们买不起好吃的东西，但家里养着八九只母鸡，这个季节不缺鸡蛋。不到中午我就熄灭炉子往家跑，为了躲开一拨下课的孩子，靠在墙边给他们让路耽误一会儿，把头埋得低低的，越不引人注意越好，他们走远才继续跑向家属区。没等跑到胡同口就听到小鸡在叫，吕大姨正站在我家的院子里杀鸡，胖蓉隔着院墙递来一盆热水，地上已经有两只死鸡，还有一只有气无力扑腾着。院子里的潮气蒸发了，发白的地面上浮着一圈圈暗红的血，满地散乱的鸡毛，那是鸡垂死挣扎留下的痕迹。我以为她们和我想到一起了，帮我们杀鸡给母亲补身子，妹妹却站在门口满脸泪水，看样子是舍不得杀鸡。
“闹鸡瘟了。”胖蓉看见我，似乎有些焦急。“你回来的正好，快帮着煺毛。”
又有一只割断了喉管的鸡扔出去，鸡脖子皮开肉绽，刀口上的血和泡沫咕嘟嘟冒出来。
“不能少杀几只吗？”我瞥了一眼，皱起眉头说。“人有病不挺挺就过去了？”
“不能，”吕大姨看着扑棱着翅膀，窝着脖子，还没咽气的小母鸡说。“再不杀就死了，放放血还能吃！”
我想起闹鸡瘟的厉害，去年蒋姨家养了二十多只母鸡，也是刚下蛋的时候闹起鸡瘟。它们先是打摆子，后来不断抽搐，大人们想再挺挺看小母鸡能否熬过一劫，都杀了太可惜。谁知道鸡瘟如此厉害，没过两天二十多只小母鸡全打蔫了，杀都杀不及，蒋姨只好将它们扔到西下洼做了野猫野狗的食物。舍不得也没办法，我忙着接过胖蓉的开水煺鸡毛，收拾内脏。吕大姨炖了三只小母鸡，鸡汤味道极美，鸡出锅的时候，母亲直接让吕大姨端一只回家，打发妹妹给蒋姨家送去一只。我吃下两个鸡大腿，快撑着了还想吃。妹妹心里堵得慌，不吃自己养大的鸡，为防止鸡瘟扩散，忙着给鸡窝撒石灰消毒。剩下的小母鸡也不大好，全耷拉着冠子无精打采，看情况也撑不多长时间，妹妹鼓着嘴巴又急哭了。
“哭，哭，”我火了，呵斥道。“你人脑袋长出猪脑子，光哭有什么用！”
她把头扭过去，用手背擦起眼泪，不理睬我。
“别急，让我想想，”吕大姨垂下两手，想了想建议。“再给它们灌些大蒜汁试试看？”
“要还不行呢？”
“死马当做活马医，不行就放血！”
我觉得不该跟妹妹耍脾气，哄她道：
小孩儿小孩儿别哭了，
擦擦眼泪上车吧。
谁赶车，你二哥，
谁赶驴，你二姨。
嘚、驾、喔、吁！
妹妹的嘴唇仍然嘟得像喇叭，傻乎乎地破涕为笑。她擦去腮边的泪水，大眼睛又圆又亮，什么事情说干就干，又忙着捣开蒜汁给小母鸡挨个灌蒜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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