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中午回来得很晚,神色严峻,立即把我带回现实世界。家里充满紧张的气氛,痛楚又被重新感知,我们的处境岌岌可危,时时都可能大祸临头。她匆忙给我弄过吃的,又要上班去,并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多带几粒止疼片,好挨打的时候挺过去。“造反派问你上访的事,先应付过去再说。”她吸着烟,一只手扶着门框支撑住自己,考虑着。“就往妈身上推,怎么讲都可以,说你是去看病,或许可以让这件事过去。”
“妈,”我倚着写字台,苦恼地打断母亲。“我想问你,还告不告?”
“告。”母亲坚决地答。
“你不怕吗?”
“你怕吗?”
“我怕。”
“不怕,儿子,人逼急了,连死都不怕,还怕啥。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我过去是害怕的,现在不怕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们想让我闭嘴,不可能!”
她的信心不可动摇。
我被母亲的勇气所震撼,挺直身子胆壮起来,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但做好了最坏打算,我要跟母亲一起迎接命运的挑战,勇敢地面对现实,承受苦难!
下午,我被红卫兵押进学校教导处开批斗大会。
会场安排得与以往不同,墙壁上挂着大标语:不许走资派翻案!还有一些大字报是匆忙糊上的,一张压着一张。押我的红卫兵说:“准备开会,不许乱动。”随即找个地方坐下,胳膊肘向外弯曲,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不再吭声。经过长时间等待,头顶上的有线广播喇叭咝咝啦啦响起来,传来厂革委会头头斜眼沙哑的声音:“喂喂,各分会场注意,现在,齐齐哈尔糖厂批判死不改悔走资派孙志刚的大会开始,把她押上来!”响起暴风雨般的打倒声,我周围的人高呼起来,个个满脸严肃,原来造反派花样翻新,让我来收听厂里批斗母亲的实况转播。
“于艾平,你要喊口号。”白脸狼命令。
我张开嘴巴却没声音。
“孙志刚,你这个糖厂最大的右倾翻案分子,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人前和人后不一样,说的和做的不一样,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公然跳出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典型的投机商,反革命两面派。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复辟大阴谋,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口号声落下来,传出斜眼的声音。“你以为造反派在睡大觉,竟敢领着狗崽子去省里告状,对糖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猖狂反扑。你必须交代自己所犯的滔天罪行,彻底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低头认罪!”
“革命职工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请允许我解释。”母亲的山东口音响起来,一副卑顺的口气。“我是共产党员,一名老八路军战士,组织上对我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我不是什么反扑,是为孩子申诉。”
“闭嘴。我问你,你是不是走资派?”
“我是走资派,你们没冤屈我,可有人陷害我的孩子。于艾平才十四岁,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委屈,我痛苦,你们也是做父母的,换作你家的孩子能不申诉吗?”
大多数职工并不知道学校的运动状况,喇叭里响起议论声。
“你说,孙志刚。”有人问,“你的孩子怎么成了反革命?”
“他们硬说他写反标,不承认就打,冤啊!”
“‘他们’是谁?”
“是王官迷。”下面追得紧,母亲不再迟疑。“《十六条》上明明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不能随便冤枉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王官迷,”又一个人质问,“你凭什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有证据吗?”
我撅在前面,脑袋冲地,屁股朝天,两只胳膊向后举得快不能动了,心怦怦直跳,还是认真地听那边每一个人的发言。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们去哈尔滨上访,企图翻案,越往后发言越激烈,声音越大,情绪越激昂,越不讲道理,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曲直。现在我反而觉得我们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关,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有线广播断了一下,喇叭里咝咝啦啦响了一阵后又恢复正常,蒋叔叔在问王官迷:
“这么说,没人看见于艾平在课桌里写反标,字体对不上,是吧?人家没写,还能往头上硬安哪!”
会场上产生了分歧,周围有些乱,人们彼此窃窃私语的声音时断时续,我听不清喇叭里说什么了。
“肃静,同学们,事实胜于雄辩。”这边的白脸狼坐不住了,额头上的青筋涨得鼓鼓的,起身说。“我们让孙志刚表演,使走资派丑恶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
那边会场上赵大胡子在喊,把所有的声音压了下去:
“最高指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既然孙志刚说的是事实,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给于艾平平反!”
“注意,学校工宣队的革命战友们,”斜眼气急败坏地提醒道,“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对台戏,妄图扼杀文化大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同他们势不两立。这是两条路线上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要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啊!”
“于艾平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党员,他只是个学生,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扩大打击面。”
“赵师傅,我的话还没说完哪,这是造反派引蛇出洞,证明于艾平是反革命的证据还没拿出来呢。”
“拿出来。”
有跑上主席台的脚步声,王官迷质问:
“孙志刚,这是什么?”
“半导体。”母亲答。
“你再回答一遍。”
“半导体收音机。”
“大家看看,这是证据,铁证如山,她还抵赖。”
“一个收音机,说明不了什么。”
“你胡说,这是一部电台!”
喇叭里传出一串电波声,各种声音交织一起,混乱的场面更加嘈杂。接着,转播中断,听不到任何声音,好长时间才重新恢复嗡嗡声。
“静一静,静一静。”王官迷喊,“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你们听听,什么声音?”
“电池不足的声音呀。”母亲的声音不高,我听得很清楚。
“不,我多次见于艾平偷听莫斯科之声,美国之音……是反革命联络暗号。”
公平地说,王官迷讲的不全是假话,这几句说得倒确实是事实。我偷听过敌台,但不能坦白。全场发生一阵争论,另一些人也卷了进去,争论起半导体到底有没有电台的功能?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却没谁想想,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怎么会变成电台?正常人的头脑是不会这么考虑的,相信它是可以收发电报的专用设备,这不是“皇帝的新衣裳”吗?自己都应该觉得说不过去。我发现这样的会议得不出任何结果,什么也澄清不了。母亲的辩白没起到解释作用,反使会场升温,个别正确意见也没谁注意,根本左右不了大多数……我的腰快直不起来了,总想撒尿,肚子憋得要爆炸!
“既然是电台,”台下人学起《红灯记》里的情节,一板一眼。“他有密电码吗,联络暗号?”
“有,有一本。”王官迷说。
“你们误会了,”母亲大声插进来说,“他说得不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密电码!”
“你狡辩,造纸厂的造反派早转告过我们,那本书还在于艾平手里。”
这样的批判会是一场疲劳战术,斗来斗去,每一次都是翻来覆去那几个问题,那几句胡话,争辩着无须争辩的事情。因为造反派的发言大都不用稿子,基本上是些随意性很强的即席发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他们大权在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既已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他们尽可以借题发挥,无限上纲上线,却没有人愿意认真倾听一下被批判对象的发言。响起一阵阵椅子、凳子的挪动声和响亮的擤鼻涕声,会场上的气氛不如开始热烈了,口号也低沉许多,都有了无话可说的感觉。我企盼快到吃饭时间,造反派一般不会耽误下班,家里还有猪呀羊呀鸡呀等着喂呢。
母亲那边的主会场终于散了。
“于艾平,”这边的白脸狼站起来,用手抹了抹脑门,清了清嗓子问。“我们让你来是受教育的,一切都听清楚了吗?”
“我要撒尿。”我好悬没蹦起来,带着哭腔请求。
白脸狼没听见似的,接下去做了一番总结:“红卫兵小将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今天的大会打掉了孙志刚的嚣张气焰,开得很成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与会广大职工、学生敢于刺刀见红,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走资派的威风。她名为她的狗崽子翻案,实际上是向革命委员会反攻倒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的是她看错了,想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乘胜前进,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白脸狼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声音进一步提高,在屋子里回荡。出于毫无意义的仇恨(我找不到更好的比喻),宣布我从明天起回鬼队劳动改造,罪有应得,路上不许摘牌子,以利于广大革命师生监督,但这一切对我全无所谓了。
我当众尿了裤子,尿顺着裤腿流一地。
这让我比挨了一场批斗还要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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