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等我们惊魂未定地赶到省轻化工业厅，已是午休时间了。

　　母亲决定在附近溜达溜达，等人家上班。

　　一辆警车鸣着警笛从大街上飞驰而过，行人们纷纷侧目而视，太阳火辣辣照在身上，路边的树叶都晒蔫了。往前拐进一条幽静的街道，这条街有林荫式的街心公园，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两旁的一株株大杨树枝繁叶茂，树顶连接起蔽日绿荫，长长的没有尽头，人们走在那里，盛暑中也不会觉得烈日炎炎，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到处都有人，或是在走动，或是站着，也有坐在马路牙子上说话或闲待着的。前面已经经历了许多，说不明白还有多少危险的陷阱，还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厄运在等待我们，应该找个地方歇一歇，摆脱紧张的心情。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的脚步沉重起来，仿佛真有定数和启示，冥冥中告诉我危险正在逼近，我们的上访将前功尽弃。那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愿对自己承认的不祥预感，情形跟上次母亲领我回学校差不多。

　　“妈，”我靠着母亲的肩膀，担心地说。“还记得去年，你把我从编筐营地接回来，送我去学校吗？”

　　“你咋想起这事？”

　　“千万别出事。”

　　“出啥事？”

　　母亲的神色平静而忧伤。

　　“那次，不就是造反派布下陷阱，等我们进去吗？”

　　“那是在齐齐哈尔，这在哈尔滨。”母亲认为自己是请好假领孩子出来看病的，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轻轻说。“再说他们不知道咱们来上访，这不可能。”

　　我的心在往下沉。

　　母亲的经验远比儿子丰富，我在她眼中看到默默的责备，相信她的每一句话，按理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儿子何必瞎动脑筋，尽可把心放进肚子里面。大概是我经历太多的磨难，总是有意想不到的事出现，变得越来越多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解释不了，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一切全会顺利过去，还是不想为好。我们又一声不响地走了一会儿，我开口道：

　　“妈，买根冰棍儿吃吧。”

　　“这孩子，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冰棍儿。”

　　“我要吃，要不，咱回家。”

　　“别瞎说，这状妈告定了。”母亲皱起眉头，看看腕上的手表，尽管她自己也并不是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到点了，往回走。”

　　我们得注意时间，别耽搁得太久。

　　周围显得很平静，阳光依然灿烂，鸟儿依然欢鸣，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
　　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
　　……

　　轻化工业厅的大门前陆陆续续走来上班的人，有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前头，高声发表着各自的观点，却不相互注视。他们的后面跟着个上年纪的男人，嘴里含着烟斗，手插在衣袋里默默听着，面部的表情那么专注。母亲急切地向接待室走去，两眼望着前方，努力挺起胸脯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穿过大街，她的内心依然抱有希望，希望命运这次能眷顾我们，真正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谁又能说得准呢）。看来一切都很正常，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儿子的宿命论并没影响母亲，她必须行动，无论危险和安全都要坚决上访。总之，要往好的地方想，要镇定起来，表现出一副坚定、冷静的样子。我挽住母亲的胳膊，鼓起勇气给自己壮胆，暗暗希望一切都会顺遂，两腿机械地移动，心里却没着落。因为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嘴上不说不等于心里不想啊！至于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一时又说不上来。我始终犹豫不决，觉得自己的勇气在消退，不安愈发强烈，预感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我过于悲观了，实际的危险要比我们所感觉到的小得多，用不着提心吊胆，但总有一种不变的潜意识在提醒着，也许我是对的？

　　可是，叫我怎么办啊？

　　身上跳蚤咬的地方又痒起来，似有一千个小虫乱爬，我不敢再挠那些红肿的疙瘩，不然挠破的地方会更多了，只能忍着，越忍越痒。母亲一言不发，继续朝前走去，显然在沉思什么，没等走近接待室，我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母亲突然用一只手搂住我，抓紧不放，脸上的神情异常痛苦，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喉咙，大睁着眼睛收住脚步，视线呆滞不动了。“没事，没事的！”我对自己这样说，仍然不肯面对现实欺骗着自己，以减轻内心的焦虑。但是没用，这最后的一击竟如此猛烈，让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脑袋里惊雷一样爆炸开来，全身的血往上涌━━守在大门口等待我们母子的，是白脸狼和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

　　又是一次失望。

　　在极清醒的一刹那，我清楚地看到，女教师头戴一顶黄军帽，瓦刀脸，死羊眼，头发掩进帽子里，穿一件小翻领草绿色上衣，白衬衣领子翻在草绿色褂子领上，胳膊上戴着造反派红袖章。这是当时的时尚，非常像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