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一点多钟，火车驶过松花江大桥，驶进省会哈尔滨。路上没有再出现什么麻烦，我和母亲一下车，即被汹涌的人流裹挟进去。
哈尔滨站的人群熙熙攘攘，进出站的旅客行色匆匆。一群群，一堆堆穿着黄军装，说着各地口音的知识青年，肩膀挨着肩膀坐在月台上，等待北去的火车。母亲拉住我的手，挤了半天才走出站口。
我们在车站广场上了公共汽车，直奔省革委会，我扒在车窗口望去，心情一下子愉快起来。明晃晃的阳光下，宽阔的林荫大道，巴洛克风格的临街门面、牌楼，墙壁上残存着的雕刻头像，远处是幽雅的俄式建筑物穹顶，索菲亚大教堂的尖塔，这一切都与我的记忆相符，几乎没变。那时候我在哈尔滨上小学，总是大家注意的中心，无忧无虑，兴高采烈。我的生活中充满春风和阳光，整天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水面上翻起波浪……”回想以前在这里的生活，是那么的遥远和不真实。
汽车往右拐，地势越来越高，驶上一座桥，一队队押着走资派、散发传单的游街队伍，排山倒海般走过。现在又加上了新内容，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一边是走资派戴着高帽，脸上泼着墨水，挂着大牌子；一边是知识青年穿着黄军装，戴着大红花，手捧红宝书。两支队伍奇怪地不断交错，大旗一面挨着一面，这帮去了那帮来，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两侧人行道上也水泄不通，公共汽车只能缓缓移动。
我看不见一个个的人，看见的是一股股人流。
沿着这条街往前走，我们在南岗区和平街下车，转过一个弯，就到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大门口。这是一座典型的俄式古典建筑，自有一种庄严的气派，大楼周围站着持枪的战士，街道的一边阳光明媚，另一边却笼罩在阴影之中。母亲领我走进大门口的传达室打听上访的事，工作人员没好气地把我们撵了出来，说上访你也不看看地方，好像我们不该来似的。母亲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接待上访的地方━━大楼旁边一个偏僻的角落。接待室里已排成了长队，长蛇阵一样盘来盘去，门口有红袖章维持秩序。所有人的心头都充满了忧伤，跟街上和别的地方的人大不一样，这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得出来。队伍里时而有人哭叫，一边喊冤一边被打着骂着拖出门外，前额还淌着鲜血，一片嘈杂叫嚷声，很可能这人没等到上访就被单位赶来的造反派揪了回去！
我们排了好长时间，终于排进接待室。
接待人员是个双下巴，嘴快咧到耳根的胖男人，说话的时候有些装腔作势，办公桌上摆着一摞厚厚的材料。他看过母亲的工作证，两手合捏在胸前头也不抬地问，有问题为什么不在当地解决，非要越级到省里告状？我缩到母亲的背后，眼睛不敢直视，母亲递上申诉材料，说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请领导过目。接待人员扫了一下，轻蔑地眯缝起眼睛，两个手指夹起扔在一边，说齐齐哈尔糖厂是省直属企业，归轻化工业厅管，我把你们介绍到对口单位谈吧。
“同志，”母亲瞪大眼睛，声调激动得发颤。“我大老远来，有问题反映，你还没听我谈什么呢，就要把我支走。”
“没问题能上这来吗，哎，你别乱扣帽子！”
“你看看这孩子，”母亲把我推到前面，“这么小，像反革命吗？”接下去，她简略地陈述了我被齐齐哈尔糖厂子弟学校造反派无端打成现行反革命，对我严刑逼供，残酷批斗的冤案事实。
“像不像，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接待人员右手托腮打断了母亲，翻开一个登记簿写下些什么，然后胳膊肘抵着左手背盯着我们，想从中看出什么破绽，没有，什么破绽都没有，还是一脸不相信的神情。“你还是到轻化工业厅谈吧。”
“不，请给我找你们的领导，我要向上汇报。”母亲急了，怕白白来折腾一趟。她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要压住正在那里形成的一场风暴，不让它爆发，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我们是拼着命来上访的，有天大的冤枉，总得有个地方伸张正义吧，你们要不管，我们就死在这里！”
她的嘴唇颤动着，因为竭力压抑着愤懑而变得毫无血色。
“谁说不管，好吧，我帮你联系一下。”接待人员一听说要找领导，镇住了，人又变得和蔼，冷酷的态度消逝了。他站起来，两条胖腿简直要把裤子撑裂了，一边拿起电话拨打一边唠叨，一边还直晃脑袋，上访的人都你这样领导管的过来吗？
接待人员在电话里向轻化工业厅方面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对方让把上访材料寄过去，母亲说人已经来了，要当面反映情况。轻化工业厅方面老大不愿意地同意明天下午到厅里面谈，回旋的余地微乎其微，似乎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已经没什么理由了，前后不过一分钟就结束了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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