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口号中，母亲挂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孙志刚”的大牌子，脑袋上戴着高帽，被两个红卫兵扭着手臂押进会场。

　　他们揪住母亲的头发向后拽去，迫使她仰起面孔，大牌子压在脚背上，走路都迈不开脚步。这一切看起来多么卑鄙无耻，造反派精心策划了一场母子同台挨斗的丑剧，让她承受着剜心之痛。文化大革命两年来，每一次遭到批斗我都觉得痛苦不堪，不过和今天相比都算不上什么了。母亲看了我一眼，咬紧嘴唇，面孔由于痛苦都变了形，她同样被两个红卫兵架到椅子上，椅子下是一张课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和母亲并排撅着，“居高临下”接受批斗，这真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安排，对我们的杀伤力最大，铁石心肠也不能忍受，足以摧毁一个母亲的心理。

　　“孙志刚，我问你，”王官迷说，“你打过红卫兵小将没有？”

　　“我是老师，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打学生？”母亲回答。

　　王官迷朝前排点头示意。

　　杨炝子跳出来揭发道：

　　“就是她，指使于艾平，放恶狗咬我们的！”

　　下面有人大声问：

　　“孙志刚，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真的没有。”母亲的头发垂下来，遮住脸颊。这时有人提议孙志刚应该端正一下对红卫兵小将的态度，学一遍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母亲翻开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认真读过这段语录，等着下面继续提问。

　　“孙志刚，我警告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白脸狼站起来发难了，伸出拳头捣着桌子。“有革命小将揭发，人证物证俱在，你不要心存侥幸。这是一起严重的阶级报复事件，赶快供认吧。”

　　“这不是事实，”母亲坚持说，“让我供认什么？”

　　黑压压的人群中传来回响，空气中泛着血腥：

　　“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几个师生冲到我们面前挥拳打来，像恶狗挣开了链子，一时间桌倒椅子翻，我从高处飞了下来，大头朝下跌在水泥地上，连同椅子一起摔了下来。他们用脚往我的脸、耳朵、太阳穴、肋骨上一阵乱踢，一个个疯狂得像小法西斯。母亲同样被打倒在地，满脸汗水纵横，嘴巴、鼻子上到处都是血，她双手撑着身子往后退去，一声连一声惨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打孩子！”没人听她的话，也没有退路，只能换来一阵更无情的毒打和肉体的折磨。王官迷一脚踹向母亲的脸颊，迫使她再次趴下。那个阶级斗争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女教师趁势双手往腰里一掐，一只脚踏上母亲的脊背，扬起瓦刀脸，翻着死羊眼，摆出“文革”中最时髦的姿势━━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她叫嚣：

　　“你们两个不要装死，滚起来！”

　　我和母亲呻吟着，又一次高高地撅在椅子上。

　　“于艾平，把你家的狗交出来！”?王官迷吼道。

　　“不可能，它丢了。”我嗓音嘶哑地说。

　　“它没丢，被你藏在原木场了。”大眼贼又一个高蹦出来，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我和杨炝子亲眼看到过。阿嚏！”

　　“红卫兵战友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王官迷大声道，“阶级敌人企图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伟大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以及代理人鸣冤叫屈，为其主子招魂翻案。其实，他们的心理最懦弱，最害怕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大批判。我建议，把那只走狗揪回来，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坚决彻底地批倒、斗臭！”

　　白脸狼首先赞同。

　　接着有十个二十个声音同时说：

　　“好哇……支持。”

　　“红卫兵小将们，我家的狗确实跑了，怎么揪啊？”母亲为保护我，替我着想，把火力吸引过去，扬起头来说。“我是走资派，对人民有罪，我低头认罪……你们放了于艾平，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你承担什么责任？”一个红小将问。

　　“我是家长，没教育好他。”

　　“呸，于艾平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天生的坏蛋！”

　　“不，不是。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

　　“住口，孙志刚。”王官迷打断母亲，“你们就是想推翻共产党，让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等着变天，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别往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我再重复一遍：你们放了于艾平，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母亲的声音不小，但一阵高过一阵的声浪之中，我听进耳朵里的话却断断续续，很不完整。我己筋疲力尽了，盼着大会快快结束。发言者还是一个接一个，都想表现一下自己。看来他们实在没什么可折腾的了，在经过长时间批斗之后，仍旧把猪呀狗呀的全搬上大批判会场，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这就使严肃的阶级斗争变了味道。我坚持说虎子跑了，他们可能看错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和母亲再一次被红小将从椅子上打落，直摔得人五脏俱裂，七窍生烟，周身的关节都失去知觉。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我们的脑袋咚的一下磕到地上的声音。我想呼喊，听见自己发出一阵嘶哑的怒吼：“不许打我妈！”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喊声也离我很远很远，一点儿不是自己的声音。我们已没有力气爬起来，身子稍稍抬起一些，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又趴倒了。批斗大会终于达到高潮，反动派被彻底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了，令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

　　“别打啦━━”

　　一声尖利的喊叫响起来，从憋了很久的胸口喷出，变成一声惨绝人寰的长啸，压倒所有的声音。“求求你们━━放过我孩子！”那是母亲发出的声音，在教室各个角落回荡不已。她的牙齿硌破舌头，鲜血满嘴喷涌，一只眼睛被血糊住，一面爬一面哀叫。之后用肩膀靠向墙壁，一点点支撑着站起来，受伤的母狮一样扑过来，用身体把我和打手们隔开。会场上一瞬间墓地般肃静，母亲的嘴张合着再发不出声音，她在流血……

　　后来，我读过英国作家狄更斯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说《双城记》，才明白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多么相似，甚至如出一辙，残暴到毫无人性、令人发指的地步。革命风暴中的巴黎变成暴力和恐怖的地狱，家家户户屋顶上竖着短矛，矛上戴顶小红帽，门牌上必须注明每一个居住者的身份。用鼓励撒谎的手段陷害别人，引发的事情越无关紧要，斗争就越显得残酷。受害人在这种情况下支撑不住免不了全面崩溃，精疲力竭后问什么就承认什么。所有人都受到监视和审查，只要以革命的名义，暴徒们就可以随便闯进别人家打、砸、抢，进行盲目的复仇，尽情享受施暴的快感和乐趣。佩戴三色章的男女老少聚在街头大跳“卡尔马诺尔”舞，进行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革命群众处决一个无辜的人，只要凭自己的任意判断和想象，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吼叫即可决定那个人的命运。成批成批的同胞在欢呼中被送上绞架，惨无人道，对人性犯下了所有可以想象和不可想象的罪恶中最为残酷的罪行，今天是你，明天是他，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堆满尸体的囚车颠簸着驶过巴黎的石砌街道，散发着死亡的味道，看上去就是文明的末日━━这无疑成了分崩离析时代的象征，是人世情理的极度颠倒。痛定思痛，狄更斯的《双城记》对我们来说，不但是那个暴风骤雨时代的写照，还应该是一部抵制动乱的预言书。

　　今天，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特别是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记忆，想以虚假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不少造反派托人来找我说，请你不要再写了，有些事也不要再讲了，搞得我们都不好见人。一切早已过去，大家都应该向前看，学会宽容，何必老揪住旧账不放。况且那时候我们的童年刚刚结束，可以说还是个孩子，当年太天真幼稚，是听毛主席的话才这么干的。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政治斗争牺牲品，也有一肚子委屈啊！

　　我听了这番“委屈”，欲哭无泪。

　　我也曾读过德国作家汉娜·阿伦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书中写到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同样感到委屈：“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好一个“执行命令而已”，借一个角色为自己犯下的暴行开脱，就意味责任的彻底豁免，可见纳粹和造反派的“委屈”异曲同工，有多么惊人的相似。他们相信有这样一个挡箭牌，一切罪恶就可以一笔勾销了。那么请允许我反诘一下：同样处于运动之中，为什么别人没有打、砸、抢，偏偏是你？你是野兽吗？怎么能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人是自己道德的评判者，完全可由良心来调整和管束自己，你的未泯的人性哪里去了？你的良心哪里去了？说到底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吗？怎么可能连一丝自愧都没有？所以，那是我永不结痂的伤痕，那是我永无休止的疼痛，我感到自己的痛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加重。我声明，自己不怕得罪任何人，唯一害怕的是没有说出真相，好让后人去想象，去相信，去记住这些事情。我在尽我的所能道出遭遇的一切，以史为鉴，反思人类那一场空前的浩劫，让我们至少有直面“文革”的勇气。不管现在还是以后我还会这样说，这样写━━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也不会再看到在中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那一年的大雪纷飞中━━我们母子最残暴血腥和空前绝后的一幕。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暴行，我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

　　“别打了，我去。”我拼尽力气叫喊。

　　“干什么？”迟司令问。

　　“找狗。”

　　“你大声点儿，后面听不到。”

　　“别打了，我去抓狗！”我又重复了一遍，用一种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声音说。

　　传来一阵骚动。

　　“于艾平，这就好，说明你还可以救药。”白脸狼又故技重演，以假惺惺的腔调为红卫兵开脱，借口总是能找到的。他安抚地拉长声调，振振有词，像一出有声有色的收场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待反革命，就是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红小将们的感情有些冲动，天不会塌下来，擦枪还走火呢。大家都应该正确理解，正确对待么。”

　　最惨痛的一幕终于熬过去了。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读罢毛主席语录，当场成立了打狗队，由迟司令任打狗队长去原木场抓我的虎子。红卫兵小将们一个个慷慨激昂，连一分钟也不耽搁，拿着棒子、麻绳押着我出发了。我的脖子上挂着小黑板，一瘸一拐地走上铁道专用线。从学校到原木场差不多有五里地远，雪及膝部，每迈进一步都很吃力。有人小声说话，有人闷头不响，过往的行人都自顾走自己的路，并不回头望一望，也有些谨慎的人，远远看见我们便绕开了。红卫兵们竖起衣领捂住脖子，大甩着胳膊快步行走，迟司令经常从后面推我快走，目光那么厚颜无耻。我明白他内心在笑呢，去年我和虎子逃出去之前，他就叫嚣着要吃狗肉，这次当然不能轻易放过虎子。

　　“难道真是无路可走，陷入绝境了吗？”我一路上都在琢磨，怎么才能使虎子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