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十年后，我为写这部自传体小说，多次从北京返回齐齐哈尔糖厂采访，一般都住在老邻居蒋叔叔家。

　　听伙伴们说，赵和尚上山下乡后返城当了工人，过得不错。但“文革”后期查“三种人”，单位把他当红卫兵期间打老师的事揭出来，赵和尚为此受到刺激得了精神病，住院治疗好长时间。他生活得很艰难，自己有病，老婆下岗，孩子又没工作待业，家里家外情况一团糟。再后来，我出去采访时赵和尚多次找到老蒋家，要蒋叔叔转告他想请我吃饭，当面对“文革”打过我母亲的错误道歉。蒋叔叔怕赵和尚喝多了，万一动了感情犯精神病打人，劝我不要去，见我坚持见他，只得派小儿子小胖陪我去饭店。户外下雨，刮着冷风，将落叶扫成一小撮一小撮的。我和赵和尚在糖厂院内的一家小饭馆落座后，小胖也装作来吃饭，自己随便点个菜，坐在另一张桌前远远地瞄着我们说话。我想起他的父亲赵大胡子当年作为工宣队员曾保护过我，有恩于我们一家人，心中仍存感激。饭店里太暗，亮着灯光。赵和尚明显有病，脸色苍白，身体干瘦，头发干脆就没有了。他的表情很不自然，有点儿陌生，走在大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

　　“听说你有病了，好了吧？”我试探着问。

　　“好多了，在家养着呢。”他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恍恍惚惚答。

　　“找我有事？”

　　我笑了笑，是那种应付的笑容。

　　“有……于艾平。我到处找你，找了好长时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为‘文革’时我做过的错事。那时我还小，不懂事啊！”

　　他的脑袋凑到我面前，向我吐出舌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个动作来得非常突然，使人猝不及防，我一机灵，以为他的精神病又犯了！

　　可是他又好像我不存在似的，低下头，自顾自地说下去。

　　“唉，我就是想忏悔啊。当年我太激进，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打过你妈，还有咱们学校的老师，这回好了，总算给我个道歉的机会，请她原谅。要不然我日夜不安，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我用皮带抽你妈，抽得她满地翻滚，浑身是血。凡是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现在她来找我算账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敲我家的门……从那一天起，我一直在想，作孽啊，想躲都躲不开。我活得也太难受了，多次想自杀，自己惩罚自己。我没有那样做，强把这条命捱到现在，就是想有朝一日见到你妈，当面道歉。”

　　他讲得太激动了，语意错杂，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此时此刻回忆往事，远不是愉快的事，长叹一声，对他说，我的母亲早去世了，可惜没等到这一天！他一怔，抬起头来直直盯住我的眼睛，有一分钟时间，似乎没有想到，又有些神情恍惚了。

　　“孙书记怎么没的？”

　　“得肺癌。”

　　“晚了，你听过我忏悔，”他目光转动了，举起双手捂住额头。“那我的灵魂也安宁了，能睡着觉了。”

　　回忆实在太痛苦。

　　“你为什么不光打过学校的领导，还打过我──你这个同学呢？”我非常想了解他的真实心态，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忍不住问。

　　“是啊，有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问题再谈下去，非常困难，我还是忍不住问了。

　　“我告诉过你，”他半晌才回答，眼睛转向一个地方出神。像耗尽气力，浑身松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那时我还小，不懂事啊！”

　　因为还小，就可以不懂事地随便打人，就可以不懂事地随便抄家，就可以不懂事地搞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年那些伤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都被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显然符合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好像除了我在审视过去的伤痛，臭名昭著的打手们却没有一点儿对于自己人性扭曲的反思，人人都把自己当年挖空心思折磨人、别出心裁凌辱人的罪恶推卸得干干净净，甚至还装出一副特别无辜的受蒙蔽、受迫害的样子！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那是共和国的又一段耻辱史，那是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我怎么可能遗忘？只是经过岁月的磨砺现在能够平静面对了。我想起我的红卫兵同学们，追忆似水年华，仍旧满脑子“文革”思维，仍旧一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造反派脾气。面对我的采访，这些人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愧意，反倒理直气壮地拿毛泽东做挡箭牌，还在为曾经的疯狂叫好，认为自己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包括我被关进特殊监狱第一次受刑，那位给过我两茶缸凉水喝的南方小姑娘（她后来成为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副司令），也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说：

　　“我不忏悔，那有什么，我没错，只觉得那时候你这个同学很惨，谁叫你爸是糖厂厂长，你妈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正处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呢？我们当年是听毛主席的话，才当红卫兵，才造反，才批斗老师和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们怎么能不听他的话，跟他老人家干革命没错！再说大人们都这么干的，我们就跟着干了。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把话说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不要再去翻旧账，现在还分辨那些是是非非有什么意思？”

　　她这样说，分明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

　　我听了这话，痛彻骨髓，只觉得全身的血管都鼓了起来，差点儿没恶心地呕吐，花很大力气才克制下来，却又万般无可奈何。红卫兵们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的法西斯暴行，早已是铁的事实，昨日的噩梦。但他们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领袖和当时的社会，还在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可笑的是，我还一直天真地希望那些“文革”中作过恶的人，有一天良心发现，能主动站出来忏悔！那一瞬间我竟在想，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上帝的话，对那些“有意作恶的，无意作恶的，被迫作恶的，围观作恶的，回避作恶现场的，遗忘作恶的”，都要进行“第二次审判”，拷问他们的灵魂。他们不忏悔，难道要我们这些受侮辱受损害的人忏悔吗？应该忏悔的那些红卫兵如今又哪里去了？我知道他们永远正确，是时代的弄潮儿，入党、升学、提干、发家、出国，仍旧活得不错，有些人完全可能比我混得还从容。几十年过去，我们现在连响应巴金老前辈的号召建一座文革博物馆都阻力巨大，何谈彻底否定“文革”，不啻于一句空话。在绝望之前，每一分钟都令人那么沉重。赵和尚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一吐为快，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酒还怎么喝？实在没法儿喝下去了。

　　屋子里的灯光渐渐暗了下去。

　　“好了，老同学，你的道歉我代我妈接受了，我还有事。”我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站起来告辞。“你的日子过得艰难，这顿饭我请了。”

　　他没让我请，起身去服务台结账了。

　　我只好沉默，又能说什么呢？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但他们也决不可能放弃历史的记忆和道德的责任感，相逢一笑泯恩仇。要知道，“文革”绝非是横空出世的，它有深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我们现在有好多部门掌权的依然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反省和忏悔那根弦，并没有什么可能加重他们良心上的不安。这些人只不过躲过一次次审查，改头换面了而已，“文革”的余孽和流毒远没有肃清。若不坚决破除迷信，进一步解放思想掀开绊脚石，我们绝无继续改革开放的可能，历史的悲剧很可能重演。但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好，赵和尚都是我们年级仅有的主动对“文革”忏悔的同学，这已是向前跨出的重要一步，说明他的心里还有良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了，虽然他是个精神病人，也可能太迟了些……可是对于我历史并没有过去，不单不能过去而且永志不忘。不，我们怎么能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历史，轻易地失忆，轻易地埋葬过去。人不能永远处于饥馑、贫困的境遇之中，也不能永远活在被屈辱被损害的高压之下。现在要我忘记那场人类的浩劫，决不可能，亲历者必须挺身而出，不再沉默。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始终在等待着，憋足了劲等待着━━举国上下都对“文革”反思的那一天到来。并赌上自己的一生，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算一笔总账！

　　时代需要伟大的见证。

　　这一天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