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官迷和大眼贼走了，整个教导处终于安静了。

　　我是那么熟悉广播室里的一切：四把椅子，一张三屉桌，桌上摆着一个四方形的扩音器，一个裹红绸子的麦克风。阳光从红大绒窗帘透进来，幽暗而迷蒙，外面传来一阵阵口号声、歌曲声、锣鼓声。我干了蠢事，心里非常懊恼，可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我捶了胸口两拳，骂自己是傻瓜，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家待得好好的上赶着来送死。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无缘无故扣下来，简直滑天下之大稽！门轻轻推开，透进一股光亮，晃得我看不清是谁，原来是母亲进来打扫广播室的卫生了。她手里拿着一个拖把，还有一桶水，发现我大为惊讶，赶紧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妈，我们又犯傻了。”我转过头来说。

　　“他们打你了吗？”

　　我摇摇头。

　　“那就算了，怎么不回家？”

　　我伸直腰，没吭气。

　　“说话呀。”母亲急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可是‘小会帮助’的地方。”母亲扔掉拖把，一只手攥成拳头顶在脑门上，意识到情况严重，非得想个什么办法不可，继续留下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经过一番思考，她摘掉我脖子上的牌子，抓住我的胳膊要回家，走了两步又停下说：“不行，要没经过允许，不更激怒他们了？你先留在这儿，妈去找工宣队。”

　　母亲连拖把都没拿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待着。外面的锣鼓声弱下去，屋里愈发寂静，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留意任何一丝声响。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母亲不会回来这么快，准是红卫兵开完会回来了。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攫住我，恐惧一阵一阵袭来，他们还没有进屋……你体验过恐惧的滋味吗？最大的恐惧莫过于等待。只有那些不曾亲身感受这种恐怖的人，才会对屈服这种压力的人感到奇怪。好比一只羊被投进狼窝，而那些饿狼早已亮出利齿，看上去就要咆哮着猛扑过来，单等着头狼一声令下将猎物撕成碎片。它们明知你无路可逃，还故意推迟下手的时间，细细地品味着一种食物即将入口的快感。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转过身，等待他们发现我，几个人推门而进，其中一个是赵和尚。

　　“这有个人！”一个女声尖叫起来。

　　赵和尚转过身，盯着我不放，在琢磨什么。落在他手里也好不到哪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赵和尚跨上一步，并没问我怎么来的，怒气冲冲大吼：

　　“我看你小子欠揍，这是你待的地方吗？”

　　我不知所措。

　　“我们要放革命歌曲，一会儿还搞活动，滚！”

我觉得他在装模作样，可能感觉错了，也说不准。我必须保持镇定，想法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广播里放起雄壮的革命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泽东，我们走、走、走……”赵和尚看了我一眼，趁机压低声音催促：

　　“还愣着干啥，快走呀，一直走出去，回家！”

　　他闪在门边，急得跺脚了。

　　“他真要放我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对方不再理睬我，丝毫没有暴力的倾向。突然间，我似有所悟，“文革”中的报纸、广播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不是我们在江边救过这家伙，他良心有所发现才放我走的（这个判断不久就由我自己证实了）？看来纯而又纯的红卫兵队伍也未必铁板一块，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意想不到地交上好运，我需要同情，对每一份帮助都心存感激，人在命运可悲的情况下没有不需要同情的，哪怕是些微的同情也好。想到这里，我放下心，压抑着激动，从脖子上摘下牌子放在墙角，侧着身子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