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8年８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这些日子，最让糖厂造反派骄傲的是一个老工人代表去首都受到毛主席接见。归来时，人们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马上召开大会请他传达毛主席的问候。

　　说起来，时势造英雄，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这位老工人代表从此见到谁都握住对方的手，与毛主席握手那一瞬间放电影一样反复在眼前出现，他告诉他或她，这只手握过毛主席的手，像充电一样充满伟大领袖的光和热，谁跟他握手就会一辈子有福气。说到动情处，止不住的泪水就涌出眼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被握过手的人感到无比温暖，无比荣幸，高兴得大笑，感动得直哭。他们的手也有了无限神奇的光环，足以令人景仰，令人羡慕。市里的造反派行动起来，到处请这个老工人代表做报告，红极一时，又是市报报道又是广播电台录音。遗憾的是老工人没文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面对着主席台下成百上千虔诚的面孔，他的手还做着握手的姿势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这只手上带着毛主席的体温，毛主席的气息。他不敢用它干事，不敢摸东西，甚至不敢洗手和吃饭，只能握广大造反派战友的手，把毛主席的关怀直接送到人们的心间……又过了几个月，连造反派头头也觉得实在没什么可利用的价值，就把他打发回糖厂了。于是，这场带着极大盲目性的闹剧不了了之。

　　学校军宣队突然撤走了，工宣队接踵而来。

　　说实话，军宣队来学校支左没起什么好作用。糖厂子弟学校有两个军代表，一个连级干部，一个排级干部，前面我写过，骗我进特殊监狱的就是那个连级军代表。因为那个排级军代表的姓特别，姓修正主义的“修”，我记得非常清楚。修代表喜欢张口闭口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是一个“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他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写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谁谈话时都打开看上一眼，显得高深莫测。有一次上军训课，我好奇地翻翻修代表的笔记本，他一把夺过去大发雷霆，当着全班同学质问我：“于艾平你想干什么？目的何在？”搞得我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他公然揭发我妄图“窃取军事机密”。母亲找修代表主持公道，“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却黑着脸说红卫兵小将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牢牢掌握阶级斗争大方向，孙志刚，你这个走资派找错了对象！

　　母亲回来后气愤地说，我看修代表不是个好东西，才当过几年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修代表平常特别注意仪表，不管天气多热，风纪扣一直都系在脖颈上，帽檐低低地压住眉宇，身板笔直，给人一种非常严肃正派的印象。他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找漂亮的女红卫兵谈心，要求人家积极靠近组织，而对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子女则紧绷面孔，如临大敌。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外表原来和内心是两回事。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修代表去市里洗澡时扒女澡堂，原形毕露了。大概澡堂通风的小窗口太高，又涌出浓浓的水蒸气，修代表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爬上窗台扒住通风口往里探望，这是很需要无耻精神的，顿时打过鸡血一样兴奋，除了手淫已找不到任何发泄的办法，竟忘记隐蔽。澡堂里赤身裸体的女人们发现窗上有人影晃动，大声尖叫起来，修代表一时惊慌失措，摔下窗去扭伤脚腕。等他顾不得疼痛从地上爬起来，再想溜之大吉已来不及，当场被澡堂的工作人员抓住打个半死，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

　　这种绯闻传播的速度快得惊人，第二天糖厂大院里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从此女红卫兵们都躲着他走，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走过之后还往他的背后吐唾沫。这对修代表的打击不能不说是毁灭性的，最后咎由自取，两手插在军大衣兜里灰溜溜地撤回部队。白土地人事后都传，修代表回到部队也没得好下场，没过多久就转业了。

　　母亲说，红卫兵总部正在组织大会欢迎厂里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这回选来的都是些好人，不像军代表那么滑头。

　　“工宣队都有谁，有我们认识的吗？”姐姐问。

　　“有傻老孟，赵大胡子，还有你蒋叔。”

　　“什么，他们……不开玩笑吧！”

　　姐姐说得不无道理，我也惊讶地合不拢嘴。这都是些没受过教育的“大老粗”，真正无产阶级，平时只知道闷头干活儿，老实巴交，没有文化怎么能接管学校！

　　“毛主席派来的，怎么是开玩笑。”母亲由衷地说，“他们都是有正义感的好人，现在最需要好人领导运动，恢复学校的秩序，稳定学校局势，这是关系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能不能在学校体现的大问题。”

　　“妈，你怎么也上纲上线？”我说。

　　“过去学校闹革命的都是孩子，胡闹的因素大，有大人管着，起码能走上正轨。”

　　我不知道母亲指的“正轨”什么意思，以为她对待现实的态度无可挑剔，对这件事没多想。那时候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怎么样，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又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糖厂子弟学校混乱的局面确实得到一些改观。我听母亲念叨过，我家有两件事，都是在蒋叔叔的帮助下绝处逢生的。一次是我被关进特殊监狱里，蒋叔叔挺身而出要求学校革委会放我出狱。另一次是厂里调整住房，造反派再一次将走资派从家里扫地出门，腾出家属大院的房子给造反有功的人住。因为有几家人住在院外的南窑地，离厂区五里地之遥，上班要穿过爱国菜社大片的菜地，没人愿去那儿住。特别是近些日子糖厂附近有狼出没，扰得人心不宁，孩子必定有大人护送才敢上学。我们一家四口人已被撵进不足十六平方的小屋，几无立锥之地，造反派还要把我们撵到南窑地，让人活不？

　　“他蒋叔，他们要撵我去南窑地，”母亲听到消息后找蒋叔叔说，“我去没事，孩子太小，上学咋办？”

　　“我咋没听说？”蒋叔叔问。

　　“校革委会跟我吹过风，你是厂分房委员会的工人代表，能不能替我说说话，不搬家。”

　　蒋叔叔的脸上没一点儿笑容，显然感到难度很大。

　　“他蒋叔，又闹狼了。”母亲愁眉不展地叹息，“我挨斗回来晚，谁送孩子放学回家，没办法呀！”

　　“我试试吧，孙姐。”

　　蒋叔叔答应下来，去车间拎回桶石灰，倒进水，跑到大院铁丝网旁，用笤帚蘸着石灰水在房山头画上大白圈圈。据说在那些漫漫长夜里，狼看见白圈以为是猎人下的套子就吓跑了，所以人们在靠菜地方向的房山头都画上了许多大白圈圈。蒋叔叔在厂里的分房会议上强调，孙志刚孤儿寡母的，我们把她撵到南窑地，孩子上学走黑道哪有人送？应该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实际困难，不能一概而论！

　　“蒋师傅，说说笑笑中有阶级斗争，你怎么能替走资派说话？”斜眼把腹部贴在办公桌抽屉上，两手捂着杯子，生硬地指责蒋叔叔革命立场不坚定，缺少阶级斗争这根筋，有“政治幼稚病”。

　　“你少给我扣大帽子，你家也有老婆孩子，就没同情心，亏你说得出口，你不知道最近又闹狼了吗？”

　　“光天化日哪来的狼，就走资派的孩子胆小。”

　　“让你的孩子晚上出去试试，”蒋叔叔冷笑一声，不紧不慢道。“你没见铁丝网旁都是大白圈吗？”

　　“我没心思跟你闹着玩。”斜眼恼火了，一拍桌子瞪起眼睛。

　　“我是工人代表，不让我说话就是压制革命群众。”蒋叔叔也发起脾气，同样拍案而起。“我不是同情走资派，是为孩子着想，就是不同意孙志刚搬家。要不，你问问革命群众答不答应！”

　　斜眼阴着脸，搓揉起手里的一支香烟，狗咬刺猬无从下嘴，脸黑得霜打过一般。心想你不就一个臭工人吗，狂啥？仗着根红苗正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但斜眼是有头脑的人，处理个人事务的时候非常精明，不敢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不如做个好人送个空头人情。他压住满肚子不高兴，做出明显的克制，终于想出一个不失面子的让步办法，致使调房风波不了了之。多亏蒋叔叔仗义执言，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住在糖厂家属区大院里没动地方。

　　母亲说，人家敲锣打鼓欢庆工宣队进校，咱也表一下态，争取工宣队的好印象。

　　“这么做行吗？”我犹豫着说。

　　“行，这是拥护新生事物的表现。”母亲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