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据《全宋词》，这是南宋时浙江台州营妓严蕊所作的一首《卜算子》词。中国古代的娼妓，分为宫妓、营妓、官妓、家妓、民妓等五类，其中营妓的遭遇是最为悲惨的，她们主要来源于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清代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曾记秦淮名妓李湘真，后易名贞美，余怀戏言曰：“美则有之，贞则未也。”湘真听后凄然曰：“君何出此言？妾虽风尘微贱，但并非好淫浪荡者流，妾之不贞，命也！奈何？”泪下沾襟。严蕊也是通过这首词，对自己不幸身世进行了悲诉。
严蕊字幼芳，善琴棋书画、丝竹歌舞，亦擅诗词，通古今，色艺冠于一时，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一日，台州太守召群僚宴集，命严蕊以红白桃花为题赋诗，严蕊即成《如梦令》词一首，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又一日，逢七夕，州衙开宴，座中有一豪迈之士，名谢元卿，久慕严蕊色艺，即以七夕为题，以己姓为韵，命严蕊赋诗。酒方行，已成《鹊桥仙》词一首，云：
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作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
元卿为之倾倒，将严蕊携至家中，留居半载，并以巨资相赠。
不久，著名理学先生朱熹，以使节行部身份到浙东巡察茶盐公事，驻婺州邸舍。朱熹与台州太守唐仲友因学说之争，素来不睦，便向来看望他的诗人陈亮了解唐仲友情况。陈亮话中有话，说他只知台州有严蕊，不知仲友情况。朱熹又问唐仲友近来说他什么没有，陈亮说，仲友说你“尚不识字，如何做得监司”。这可把朱老夫子胡子都气歪了，星夜赶往台州。仲友没有得到通知，不暇迎候，这更让朱熹觉得唐仲友对他轻慢，下马便追取了仲友官印，要他“候参”，随后罗织罪名，搜集罪证。朱熹虽是君子，却也会以小人之心度人，他以为仲友少年才俊，严蕊又是风月中人，陈亮说他们过从密切，焉能没有奸情，便以“行为不端，没有操守”指责唐仲友，又将严蕊抓来，以为一个娇柔女子，禁不住一通威吓，便会招认。谁知严蕊系狱中月余，备受棰楚，只承认“循份供唱，吟诗侑酒”，而与太守没有一毫他事。朱熹心思缜密，恐台州官员不肯尽力，又将严蕊移籍绍兴府勘问。这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理学的先生，见到严蕊，说道：“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对她拶指夹棍，严刑拷问。严蕊任凭酷刑折磨，依然不供，就连那些没有人性的狱卒，也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劝她：“你就承认了吧，何必受此痛楚？”严蕊回答道：“身为贱伎，即使与官员有奸，也不至死罪。但我不能无中生有，污人名节。此事不过一死而已。”系于狱中两月，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朱熹的行为，连士大夫们都觉得过分，甚至皇帝也觉得不可理喻，宋孝宗接到朱熹三番五次的奏报后，问宰相王淮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淮说是秀才间的“斗气”。于是皇帝将朱熹改任，将唐仲友免职。岳飞之子岳霖时任提点刑狱之职，他虽和朱熹是好友，但也很同情严蕊的无辜，有心要开脱她，又听说她擅诗词，便命其作诗陈情，于是严蕊就写了上述那首《卜算子》词，随后被判从良。经此事件，严蕊声誉腾增，后被一宗室纳为妾，以至终老。
朱熹作为朝廷巡察官员，道德君子，有多少贪污受贿、误国害民的弊政不去查究，却因私怨，以“道德风化”的名义，苦苦折磨一个烟花女子。后世的道学先生们，大概也觉得此事有损于他的形象，于是便以种种说法来为其“辨诬”。著名的封建法统的殉道者王国维认为，“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并举严蕊这首《卜算子》，怀疑“系唐仲友亲戚高宣教所作”。张岱年认为，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是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而多同情唐氏。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认为，《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并认为唐仲友确有贪污罪行，以此证明朱熹的行为，并非公报私怨。然而，既然唐仲友有贪脏枉法的罪行，朱熹却为何还死抓住严蕊不放呢？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唐的贪脏枉法，也是朱熹罗织的罪名，并无真凭实据，所以还得借助于“道德风化”的罪名。二是朱熹痛恨女人，是一种变态心理。
其实，实在没有必要对此事件的真伪进行考证，这毕竟是文学，而不是历史。这个文学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不衰，说明民众自有自已的道德评判标准。严蕊可能是被美化了的，但朱熹可能并没有被夸大其辞地加以丑化，人们之所以美化严蕊，就是因为出于对朱熹这种理学行为的厌恶。朱熹是孔孟学说传承的集大成者。孔孟学说的传承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中还有着一些符合人性的东西存在，因此直到如今还被人们喜爱；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的思想就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合理成份已减少了许多，强迫士农工商、大人小孩们接受，这就开始讨厌了；到了宋代“程朱理学”阶段，朱熹又提出“遏人欲而存天理”，孔孟学说就演化为灭绝人性的“吃人的礼教”了。还能有谁喜欢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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