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让虎子在家待了。
她吩咐我快给看鱼人送回去,以免惹是生非。
刚下过阵雨,风渐渐歇了,蜻蜓满天飞来飞去,路基两侧的草木被雨水滋润得郁郁葱葱,草叶上颤动的露珠,闪烁着五颜六色的亮光。我肩挎土篮子,牵着虎子朝铁道专用线走去,一边走一边想。“如果向看鱼人借那本书,会怎样呢?”为什么一面对他,我总有一种难以启齿的胆怯和慌乱?虎子老大不愿意地前爪扒地,不知是抱怨,还是请求同情,嘴里发出呜呜声,不再往前走了。无论我怎么拽它,命令它,哄它就是不走。那眼神分明在问:“小主人,难道我犯什么错了?你不要我?”
“我也不愿意送你走,”我鼻子一酸,抱住它脖子。“你得逃命啊!”
虎子似乎懂了,用脑袋蹭蹭我的脸,迈开小碎步,所以前行的速度很慢。走到道北的铁路岔口,我发现有几个熟悉的身影,在铁丝网前闪了一下,他们的行动很诡异,前后观望,偷偷摸摸,几乎可以肯定,是大眼贼他们又来偷树皮了。我对这些家伙心存畏惧,决定避开他们,多走一百多米绕个大圈来到原木场的小木屋,虎子又低头嗅嗅脚下的泥土驻足不前了。我以为看鱼人不在家,在煤堆旁撒了泡尿,一面紧着裤子拉着它硬往前走去,快到门口才发现屋里有人。门松松掩着,里面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爸,回家。”
“好孩子,爸不能……我们得谈谈了。”我听出来,这是看鱼人的声音。
“你跟我走嘛,爸,求求你。”孩子的声音更大了。
我把虎子拴在电线杆下,虎子趴在地上,耳朵耷拉脑后,把脑袋转向另一侧,一脸委屈的样子,知道有事不再纠缠我了。我走到窗前扒着窗户往里看去,窗扇开着,阳光从窗口射进,小屋里一半黑一半白。看鱼人抱着一个小男孩儿坐在炕沿上,一顶孩子的解放帽放在桌子上。那孩子是个八九岁的小胖墩儿,由于侧对着看不清面孔。
“你还小哇,很难理解!”看鱼人的目光流露出愧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
“为什么,你总不回家?”
“妈妈没告诉……我和你妈离婚了。”
有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
“爸,离婚是什么意思?”胖墩儿仰头看着,顽皮地伸着舌头。
“怎么说,就是不再一起过了。”
“我不让你们离婚。”
“儿子,这也是为你好。”
我猛然想起去年在养鱼池碰到造反派“军帽”,逼迫看鱼人签离婚协议书的情景,没想到在这儿又碰到他的孩子,心一下子揪紧了。
“我不觉得好,”胖墩儿急促地说,“人家都有爸爸参加家长会,我总是妈妈去,老师问我怎么办?”
“你说爸爸忙。”
“不行,我要你回家嘛,回家。”
“你是个聪明孩子,应该明白。”看鱼人将孩子放在炕沿上,直直腰,痛苦地抚摩起胸部。“你好好听妈妈话,她带你过得不容易,别惹她生气。”
“妈妈演样板戏呀,忙死了,”胖墩儿用胳膊遮住脸,身子抽搐着哇的一声哭了。“我都见不着她!”
“你一个人吃饭怎么办?”看鱼人有些急了,挨着炕沿坐下,声音发颤。
“我去姥姥那儿吃。”
他们坐在那儿,彼此靠得很近。
看鱼人望着孩子,充满了对他的一腔柔情和怜悯,搂起他的小肩膀,拿出一条毛巾为儿子擦去泪水:
“儿子,爸对不起你!”
小男孩儿不说话了,还在不停抽泣。
看鱼人仰起脸颊,用力压着后颈,抑制住自己的泪水,不让它溢出眼眶。我琢磨着看鱼人的话,极力想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怜的孩子,你还太小,怎么可能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怕是跟你说不明白,况且两个好人在一起,也未必能组成完美的家庭。就和我当初失去父亲一样,母亲不可能把什么都跟我们解释清楚,只有通过时间的磨砺才能使孩子明白一切。小木屋里父子的谈话还在进行,我在窗外听着,看着,都忘了自己来干什么,久久地站着,说的人流泪,听的人也流泪。我为他们的这种与孩子分离的生活而难过,觉得太不公平,为什么让一个小孩儿承受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不想听下去了,怕打扰好不容易见面的父子,没捡煤核儿就挎着土篮子回家了。
以后我才得知,看鱼人原是市文化局创作室的副主任,妻子在市京剧团里唱主角,夫妻俩郎才女貌,珠联璧合,事事顺遂,惹得别人羡慕不已。只是由于他喜欢收藏地图,嘴上没把门的才惹下横祸。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看鱼人的一个朋友突然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里研究香港地图,“企图偷渡香港叛党叛国”,被定为“坏分子”下放到造纸厂劳动改造。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工作显然专业不对口,厂里安排他在后勤科干些杂活儿。没想到看鱼人好喝酒,说起话依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因言获罪,几杯下肚就开始散布“封、资、修”的东西。造反派火了,发配他一个人去看养鱼池,每月里只允许回家一次,看他还和谁放毒。后来厂里大砍“产生资本主义的尾巴”,养鱼池也撤了,造反派又派他来看原木场。
这是看鱼人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候。
他的妻子为能在样板戏《沙家浜》里演主角,断然与丈夫离婚,并不许儿子看父亲,以免受到株连。从此看鱼人的痛苦变成了忧伤,他再也不能重新获得欢乐了,只能忍受命运的安排,自己过着一份寂寞的日子。显然,孩子是背着母亲跑来看父亲的。
那时的生活常态是习惯于在外面说一套,回家说一套,很多人都被吓死了,没死的也都没了灵魂,人生在世最困难的就是不说谎话。
我至今还记得看鱼人表面上温顺,内心里却壮怀激烈,虽发配到生活最底层仍然桀骜不驯。最使我不安的,我竟骨子里觉得他是正确的,言谈里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真理。他曾感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抢:“如果我们把前人积累的文化经典当作砒霜,那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可能建筑在仇恨基础上,‘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还有一次,他对我说:“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集权体制已不再是暴力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变成了一种麻痹人们精神的狂热宗教,焚书坑儒,禁锢思想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可惜啊,现在的人都习惯于这样的守则:‘熬过来,活下去’。自我保全的妥协就表现在求生的本能中……”这样的谈话有过几回,他当然是喝多酒时讲的:“‘大梦谁先觉?平生要自知’……理智与情感的承担,从来都是个人自觉的选择,属于个人行为,或许最重要的是正直地度过我们的一生,痛苦说不定是有益的,至少因为痛苦我们而没有作恶,也没有变成别人思想的应声虫!”在这些话里,有一些我似懂非懂、感动我心的东西,突然闯进我的思想,渐渐滋长着力量,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把我还不明白的那些道理灌输给我,使你想进行反驳,也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在我眼前隐约地、一点点地展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美好崇高的世界。让我发现许多重要的以前所不了解的东西,感受到了某些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除了迄今为止所过的现实的直觉生活,还有一种理想的精神生活呈现在我的面前,它不但使我学会内心的坚守,而且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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