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起源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在各地所举行的武装起义，对于参加过起义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段金光灿烂的经历，尤其是起义的领导人，如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贺龙，领导广州起义的叶挺、叶剑英等，也就成了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1955年授衔时，这是评定元帅衔的主要条件，十大元帅中，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朱德参与指挥了南昌起义，又和陈毅领导了湘南起义，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叶剑英、聂荣臻参与指挥了南昌起义，又领导了广州起义，刘伯承也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林彪尽管后来因战功显赫被授予元帅，但仅是起义的参加者而不是领导人这段经历，成为他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学校的学生，像黄埔军校的学生那样飞黄腾达得像火箭一样迅速，黄埔一期总共培训9个月，几年后就有许多人当上了师长、团长，十几年后当上兵团司令、军长，胡宗南、杜聿明等还成为几十万军队的统帅。当年黄埔军校的门柱上贴着两条著名的标语：“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进此门。”但实际上想升官发财，还没有比黄埔更快的捷径。蒋介石曾批评他的黄埔学生：“刚出校门便太在乎做官，二期、三期的学生不屑做营、连长，四期的学生不屑做连、排长，即将毕业的五期学生干脆找不到差事”。1927年4月，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达到高潮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当时国民党是一个前途无限的政党，而共产党则似乎已毫无希望，生命都失去保障。但有着“黄埔”金字招牌的林彪却在此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他在此时参加革命的动机，并不是后来批林批孔运动时所说，投机革命，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当时的革命能有什么“机会”可投呢？没有人会告诉他，你只要再坚持22年，共产党就可以取得政权，你的前途是元帅。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条充满死亡和艰险的道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只能是共产主义理想。南昌起义失败后，队伍散了，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都去了苏联，贺龙回了湘西老家，许多比林彪官大的团长、党代表逃跑了，林彪去找政工干部中唯一没有逃走的陈毅，说也要离开，但他不是叛逃，而是说“这里没有希望了，换个地方重新干”。陈毅说服他留了下来，后来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英雄惜英雄，好汉怜好汉”，林彪上井冈山后，就认定毛泽东是个大英雄。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毛泽东为了将初建的红军，改造成一支新型的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而遭到包括朱德、陈毅在内的众多将领和士兵的反对，被迫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离开了红四军。但作为朱德旧部的林彪，却在朱毛矛盾中，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当面指责朱德，写信劝毛泽东不要离开红四军，说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也慧眼识英才，在王尔琢牺牲后，让林彪担任了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团长，以后又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在整个红军时期：井冈山的斗争、中央苏区的发展、长征的胜利中，林彪所领导的部队，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立下赫赫战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林彪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37年9月，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军不可战胜，抗日必亡”的亡国论调弥漫之时，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仗，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士气。然而，战斗结束后，林彪却被国民党的子弹击中，不得不离开部队，去苏联治疗。1942年左权牺牲后，彭德怀要求中央，派林彪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被毛泽东拒绝，毛泽东了解彭、林都是要说了算的强势人物，让他们成为上下级关系，不会有很好的配合。以后直至抗战结束，林彪都未能重返战场，没有林彪当师长的一一五师，因此也失去了往日的威名，甚至在开赴山东后，山东的局面很长时间打不开。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都将战略目光盯向东北，毛泽东忙着调兵遣将。陈毅因受饶漱石排挤，在华东长期无事可做，便要求去东北。毛泽东同意了，另派林彪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然而，林彪在赴任途中，又接到中央命令，让他再次替换陈毅，赶赴东北。如果当年林彪到山东接替陈毅，华东的局面是能够打开的；而如果陈毅到东北，东北的局面能否打开就很难说，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或许会因此被延缓。林彪到东北后，最初也未能打开局面。当时国军在东北有31万美式、半美式装备的部队，其中包括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而东北民主联军只有11万部队，刚刚组建，还未能形成统一的指挥系统，特别是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对军事工作很不熟悉，因而与林彪意见分歧很大，使林彪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一直被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北、因国民党军无力北进才停止撤退，当时甚至已做好退到蒙古的准备。为此，毛泽东于1946年6月，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任副书记、副政委，林彪当时是一个中央委员，却领导着彭真、张闻天、陈云、高岗4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十几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局面迅速打开。至1948年秋，部队已达百万，将东北国民党军围困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相互孤立的大城市中，然后率先发起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共高层只有两人敢向毛泽东直言犯谏，一是彭德怀，二是林彪。彭德怀来见毛泽东时，总是说“我有急事要找主席”，然后不等通报就闯进去。毛泽东曾很无奈地说：“只有你老彭能在别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林彪来见毛泽东，总是沉着脸对卫士说：“我有急事要见主席，请马上通报。”向毛泽东汇报时，也是一脸严肃，正襟危坐，只谈工作，谈完就走。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林彪彻底变了，对毛泽东亦步亦趋，满口颂扬，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直至“文革”时期，“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为何会有如此变化呢？因为他的地位变了。此时他已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形式上执掌兵权；又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九大”写进《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为“大将”，一为“储君”，都是高危职位。林彪是深谙古代“政变”之道的，他的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就是对古代宫廷政变全面、系统的阐述。因此，他能不履冰临渊、战战兢兢吗？
还在辽沈战役结束之时，部队提前入关，后续部队还在锦州未出发，先头部队已出了山海关，大军浩浩荡荡，绵延两百公里，这壮观让人心潮澎湃，豪情万丈，黄永胜不禁说道：“就凭我们四野，就能和国民党争天下。”当即遭到林彪斥责。也曾有人将林彪的战功，比作韩信，这也让林彪深感忌惮。因此，在战争基本结束以后，他就交出兵权，不再问事，整日坐在一个不通风、无声响、不冷不热、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沉思默想。他是一个极善思考的人，静气过人，有时挥毫将思考的结论写在小条幅上，例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等。他的很少有人来访的家中，一次来了一个客人，是他在东北时期合作愉快的高岗，结果高岗事件让他受到了牵连，因毛泽东保护才过关，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还有一次，他破例邀请一位客人来家中做客，此人就是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回国汇报工作，林彪要向他了解朝鲜战场情况。但邓华没有受宠若惊，反而在三请四邀后才姗姗来迟，而且谈话不久就要离开。林彪留邓华再谈一会儿，邓华说没有时间，要赶回朝鲜向彭总汇报。林彪听后勃然大怒，大拍桌子，叫邓华滚蛋。邓华和林彪，在历史上同属一个“山头”，最初他们一起参加了湘南起义，林彪是连长，邓华是组织干事；后来又一起随朱德上井冈山，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邓华在红一军团任团政委、师政委等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邓华在林彪的一一五师任独立团政委；抗战胜利后，邓华来到东北，辽沈战役后任第44军军长，1949年野战部队建立兵团时，担任第15兵团司令。两人如果没有亲密的关系，林彪也绝不会主动邀请邓华上门，未料竟受到这样的冷遇。这件事可能对后来林彪的重返政坛，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邓华后来在“文革”中被整，也可能与此次事件有关，但即使不是林彪要整他，军队各个山头多年积累的复杂矛盾在“文革”总爆发时，邓华被别人所整，林彪也不会向他这个被视为“背主”的人再伸出援救之手。
为了纠正“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批评“三面红旗”的错误，而是颂扬毛泽东，将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原因，归结为未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从历史上看，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得到正确执行，革命就取得胜利，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正确执行，革命就遭受挫折、失败。”林彪的讲话后来被人们认为是“别有用心”的讲话，对这次大会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然而，林彪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与在井冈山支持毛泽东不同，是违心的，他也对搞“三面红旗”有看法，但他并不准备在大会上讲话。可是会议开了几天以后，与会的军队系统的干部坐不住了，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别人的讲话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刘少奇甚至说“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不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常将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比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个判断也是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的。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可以，但别人批评毛泽东就会让人无法接受，于是就有许多高级将领请林彪出来“讲一讲”。林彪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政策，但他要维护领袖的权威，领袖权威受到损害，对党的事业也未必有利。因此，我们也不要将林彪那次讲话的动机，想像得太阴暗，那段时期，林彪还没有像众多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那样，满口“伟大、英明”；他只是在公开场合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望。
毛泽东发动“文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因为这次“革命”革到了“革命者”自已的头上。毛泽东必须依靠军队的支持，于是派周恩来亲自到北戴河接林彪回北京，明确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当接班人。但林彪推辞，说身体有病，不愿当接班人，让毛泽东很不满，说他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就是嘉靖皇帝，不理朝政，闭门修仙。然而，说林彪不想参与“文革”，可是“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央高层人物彭、罗、陆、杨，4人中就有3人是林彪的政敌。彭真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和林彪结下的矛盾。罗瑞卿在红军时期是林彪的旧部，关系很好，两人还一同登台演过戏，林彪演红军，罗瑞卿演土豪劣绅，林彪把罗瑞卿打死了。五十年代末，黄克诚跟着彭德怀倒台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推荐罗瑞卿接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可是罗瑞卿却和贺龙走到了一起，许多事情不向他汇报，引起他极大愤怒，曾在《备忘录》中写：“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事情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由此也可见林彪并没有真心脱离政治。1965年11月，林彪叫叶群携带他的亲笔信，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向叶群转告4条意见：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又说罗瑞卿甚至当面说林彪，“病号，不能工作就让位”。刘亚楼此时已去世，死无对证。于是，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被召来参加会议，会后即被软禁。
林彪和陆定一，历史上本无渊源恩怨，但两人的夫人，叶群和严慰冰，在延安时就结怨很深。后从1960年3月至1966年1月，严慰冰给林彪家人写了40多封匿名信，说叶群不是好女人，跟林彪结婚时已不是处女，豆豆不是林彪的亲生女儿。其中还有一封信寄给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转林彪，内容是一首打油诗曰：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又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匿名信用的化名是王光、黄玫（严慰冰是上海人，上海话叫黄玫为王美）和基度山，寄信人地址是王光美母亲居住的按院胡同。匿名信中还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意图是将林彪和叶群对写信人的怀疑引向王光美。这些匿名信搅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林豆豆也因此与叶群结下很深的怨恨，对人说叶群不是个好女人。罗瑞卿负责侦查，但六年毫无所获。也是事有偶然，1966年春天某天下午，严慰冰和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物，严慰冰眼睛近视，踩了叶群的脚，两人争吵起来。严慰冰怒气难消，随后到军委总政治部告叶群蛮横无理，总政负责同志听不懂严慰冰的话，就让她把事情经过写了下来，然后总政负责同志在向林彪汇报时，出示了严慰冰的书写材料，林彪和叶群觉得字迹和匿名信字迹相同，就交公安部鉴定，于是真相大白，震惊了中南海。但中央在经过调查后认定：陆定一并不知情，严慰冰患有精神病。这可能是考虑到政治影响，周恩来在斥责陆定一时就说：“这种行为太下流，就是国民党也做不出来。”这个处理显然让林彪很不满意，在1966年5月14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每个座席上出现了一份林彪亲笔书写的《证明》的影印件，内容为：（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在会上责问陆定一：“严慰冰为什么要写匿名信诬陷叶群同志？”陆定一说：“严慰冰的事我不知道。”林彪说：“她是你老婆，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你老婆的事你全知道？”这句话将林彪气得发昏，说：“我要是有枪，现在就毙了你。”与会的领导，尤其是军队干部，也都纷纷谴责陆定一，周恩来甚至还将茶杯砸向陆定一。会后陆定一被停止工作；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逮捕，1967年2月关进秦城监狱。
然而，不管林彪是有意还是无意参与“文革”，总之他是参与进来了，而且从中得到了最大政治利益，整倒了一大批与他有矛盾的人。除罗瑞卿外，贺龙也是被他迫害致死的。贺龙与林彪战争年代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南昌起义时，林彪认识贺龙，而贺龙不认识林彪，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因贺龙的夫人薛明揭发叶群曾在国民党中统的历史问题，而使林彪对贺龙产生怨恨，还有毛泽东曾对贺龙讲过林彪历史上的一些错误，林彪将这股怨恨深藏在心中20年。至六十年代林彪如日中天之时，由于历史原因，贺龙也没有像其他元帅如陈毅、叶剑英那样对林彪俯就屈尊。偏偏此时历史的浪潮又将贺龙和林彪卷到了一起。林彪是个很难合作共事的人，聂荣臻、罗荣恒与他共事时都让着他，贺龙做人做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又要听命于毛泽东，工作中就难免产生许多误解和矛盾，这更坚定了林彪要搞掉贺龙的决心。但毛泽东是保贺龙的。毛泽东与贺龙早期没有工作渊源，毛在江西苏区红一方面军，贺在湘西红二方面军，贺龙没有参与过江西苏区的反毛斗争，长征途中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又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他称毛泽东为“大帅”，在以后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如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华北会议和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都积极充当了毛泽东的“批判的武器”。文化大革命，他本并不是被整肃的对象，而是被毛泽东所倚重的、用来制衡林彪的一个重要力量。毛泽东知道林彪与贺龙有矛盾，叫贺龙去找林彪谈谈。贺龙去了，林彪对贺龙说：“你的问题能大能小，关键看你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谁支持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意思就是我不做你林彪的跟班。两人没有谈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江青捣的鬼，毛泽东说“看来贺龙是保不住了”，这样就等于判了贺龙的死刑，尽管周恩来帮他东躲西藏，但就如恶魔附身一样，终于未能逃脱林彪的手掌。许多与贺龙有关联的人，也受到了迫害：原红二方面军的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被种种酷刑折磨至死。原红二方面军的顿星云，装甲兵副司令员，被打瞎一只眼。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也是原红二方面军的人，被关进“专案组”，专案人员说：“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被打得一只睾丸萎缩，另一只水肿，成终身残疾。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被打成“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假党员、三反分子，关了5年。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本不是贺龙旧部，因夫人是贺龙做的媒，被批斗，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等等。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像贺龙、罗瑞卿这样的人物，并不是林彪所能打倒的，正如并不是周恩来所能保护的一样，人们曾说：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毛泽东不想打倒的人，而林彪则打倒了一批毛泽东不想保护的人。例如刘少奇、陶铸都被打倒、整死，但他们的夫人都活了下来，据说王光美将被处死时，毛泽东批了4个大字“刀下留人”，而对于曾志，毛泽东说：“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也有人说，打倒贺龙和罗瑞卿，是毛泽东为了得到林彪的支持而对林彪的妥协，这似乎也有道理，因为贺龙和罗瑞卿都是毛泽东极信任的人，突然被打倒，肯定毛泽东有不得已的原因。然而，毛泽东是那种被人要挟的人吗？别说在六十年代威权鼎盛时期，就是当年在江西受到排挤时，他也从不向人妥协。就算林彪真的与毛泽东谈条件，毛泽东也确实需要军队支持他发动“文革”，林彪又是他所需要的比较合适的人选，但林彪难道是唯一的人选吗？能充当林彪这个角色的可是大有人在，要知道周恩来在军队中的威望可要比林彪大多了。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的是保护人的角色，但这个角色是毛泽东让他扮演的，任何人在“文革”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事实上周恩来也确实担任过许多人的“专案组”例如“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此外，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杨成武、肖华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人们现在评判“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凡被打倒的就是好人，凡整人的都是坏人，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好与坏、是与非、对与错之分，都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有胜与败。经过几十年政治斗争的历练，到了“文革”时期，哪个不想整人，只有通过整人才能获得最大化的政治利益，整的人越大、越多，成绩就越大，官升得就越大，但一些人在斗争中胜利了，另一些人在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就由整人的人成为被整的人。例如陶铸，在历史上可是一个整人的厉害角色，叶剑英曾说，陶铸在１９５０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１９５２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告了御状，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都能被他拿下。后来陶铸主政中南局时也不断整人。“文革”时他乘“直升飞机”当上了中央第4号人物，又提出一个“怀疑一切”的口号，说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任何人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也可能他的这个口号是针对江青说的，但他最终被江青打败了，成了被整的人，他在历史上整人的那些事就不再被人提起，只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受迫害的对象，至今的定论还是“好人”。贺龙和罗瑞卿如果不是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倒，肯定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干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他们就都有过突出的表现。即使退一万步讲，真的无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也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搞“文革”，他可以发动学生来打倒刘少奇，可以发动工人阶级夺中央的权，他还说过可以重上井冈山。而从林彪这方面来讲，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毛泽东谈条件，任何人都不敢，他们知道一旦这样会有怎样的后果，更何况是挖毛泽东墙脚这样的条件。
二、有许多人可能并不是林彪所要整的对象，例如，当时“装司”内部矛盾斗争本来就很激烈，“装司”副政委黄志勇，因整人有功，曾一度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徐向前说他在延安就是跟在康生后面的搞“逼供信”的专家。但林彪既然要利用别人整人，也就会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名义干点“私活”，最后所有的账都算到了林彪头上。
“文革”要打倒的最主要人物是刘少奇，但林彪借助“文革”要打倒的最主要对象，却不是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因为刘少奇与林彪，历史上既无恩怨，“文革”时又已不是政治上的障碍。林彪虽是在“九大”被定为“接班人”的，但毛泽东在“文革”前就已有这个想法，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已不是秘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去看望在家休息的王稼祥，对王稼祥说：“现在少奇不行了，接班人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排名由第六上升为第二，刘少奇则由第二降至第八。到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就被“永远”开除出党。但毛泽东在一个接班人的位置上，摆了两个人，就等于在两人之间放了一个不和的金苹果。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林彪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同时兼管中央专案组。但林彪身体不好，而邓小平精力充沛，精明强干，林彪认为他是又一个“贺龙”，欲将其置至于死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本来是批判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刘少奇已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小平。林彪在会上，批判邓小平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小平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在一起，指责邓小平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于是邓小平对康生说：“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但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邓小平，多次说要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分开来，用“打倒”的方法将他保护了起来。后人说邓小平是打不倒的小个子，其实哪有什么打不倒，若没有毛泽东的保护，邓小平的结局不会比刘少奇、贺龙、陶铸更好，也就没有这位后来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了。
毛泽东与林彪，从合作走向破裂，是在1970年8月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此前，毛泽东曾多次讲过，中国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但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国家没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并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说这是把他放到火上烤，谁要当谁当，反正他不当。毛泽东在讲话中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期，孙权想称帝，但又怕承担“篡汉”的罪名，就写信劝曹操称帝。曹操很清楚孙权的用意，只要他一称帝，孙权马上就称帝，自己却为此承担了“篡汉”的罪名，而孙权还有也跟着称帝的刘备却得了“讨逆”的美名。于是曹操说：“此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毛泽东知道林彪要他当国家主席，其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他后来发怒时说：“说我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当国家主席我说了六遍，就是六万遍，一句也不听，等于零。名曰树我，实际树别人，说穿了就是树自己。”林彪为何看重一个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国家主席呢？他可是个只能当一把手的人物，但在他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中，只有国防部长是正职。当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只要毛泽东还在就不可能，在“九大”开幕式上推选大会主席时，毛泽东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毛泽东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说：“我推选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摇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请举手。”他虽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毛泽东红光满面，他却一脸晦气，还不知能不能活过毛泽东。他在党内是副主席，周恩来是常委，但在政府周恩来是总理，他是副总理，他又无法胜任总理的重任。那就只有当国家主席，毕竟是一国元首，工作也不繁重，适合养老。叶群就说得很明白：“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林彪想不明白，毛泽东既然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为什么又不让他当呢？毛泽东其实并不是有意和林彪过不去，而是和“国家主席”过不去，他实在不愿再看到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中国出现的“一国二公”的局面。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内容共三项：（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讨论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问题。（3）讨论加强战备问题。事先也征求过林彪意见讲不讲话，林彪说不讲。但当大会开幕后，周恩来宣布了大会的议程，林彪却搞突然袭击，要求讲话。他并没有讲大会规定的内容，而是大谈“天才论”，谈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会议立刻转向，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第二天，陈伯达又向各组散发了由他事先编印的《马恩列毛论天才》的小册子，林彪的几员大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到各组宣传鼓动。林彪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人员一边倒的拥护。林彪一是利用了大家普遍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愿望，当年毛泽东将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就让人民感到很难接受。二是利用了人们对江青“文革”集团的不满情绪。党的“九大”以后，中央高层权力重新组合，形成了三个政治势力集团，一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二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集团，三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集团，其中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都是“文革”的“革命派”，而周恩来集团则是“文革”前期被打倒、刚获得“解放”的“民主派”，三派势力相互争权，势同水火。林彪集团也希望天下大乱，以便乱中夺权，但又不希望军队被搞乱，因为军队是他们的政治资本，失去军队，他们便如失去军队的军阀，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在“文革”前期，林彪集团虽也整倒了军队中一批异己分子，但军队相对稳定，军队干部受到了保护；同时军队担负着地方“三支两军”任务，也保护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因此林彪集团能得到军队干部和老干部们的拥护。而江青集团则唯恐天下不乱，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今天批他，明天批你，要打倒一切，搞得人人反对，个个离心。江青集团离毛泽东近，早知毛泽东的意图，也早知林彪讲话的意图，因此在会议上坚决反对林彪的讲话。但在林彪集团的蛊惑煽动下，江青集团反对林彪的讲话，却成了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阴谋，引起群情激愤；而出于对江青集团的痛恨，军队干部和老干部们，也纷纷表态拥护林彪，韩先楚“振奋不已，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林总”，许世友说“张春桥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签发了会议江苏组的表态信，杨得志也写了拥护林彪的表态信，陈毅在分组会上发言，“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还大谈毛泽东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希望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在分组会上发言：“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八三四一部队热烈希望主席当国家主席，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们就不走。”参加修改《宪法》、主张在《宪法》中明确不设国家主席的张春桥，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毛泽东一见他本来希望开成的一个团结的大会，却开成了一个火药味极浓的斗争的大会，发了“无产阶级雷霆之怒”，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陈伯达“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会议结束后，陈伯达即被审查，10月18日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名义上批陈伯达，实际上批林彪，陈毅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说他“一贯右倾”，汪东兴被毛泽东痛骂一顿后保护过了关，林彪集团成员一次次检查不得过关，叶群在第三次检查后，毛泽东说：“我看这次可以了。”但林彪就是不肯检查，毛泽东暗示他他也不吭声，林彪知道，他只要一检查就会被《不央文件》发至全党，直至在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点了他的名，说：“林彪同志是不是也讲几句呀！”但林彪依然一声不吭。后来，毛泽东终于下了解决林彪的决心，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甩石头”，对“批陈整风”连批了几个文件，发了几个指示。二是“掺沙子”，派纪登奎参加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三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1971年8月，开始南巡，向沿途各地党政军领导打招呼。林彪被逼到了绝境，也痛下杀手，事败身亡。
毛泽东曾评价叶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而具有大智慧的林彪，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表现得很矛盾。他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赫赫战功，故知道吸取韩信的教训。韩信在攻下齐城后，就急不可待地要求封王，哪怕封个假王也行，因此种下亡身的祸根；林彪则在天下已定时，搞韬晦之计，隐身于朝。但他又不能真正看透世态炎凉，权势得失，不仅自己重新出山，还不合时宜地隆重推出自己的儿子。康生曾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林彪真是昏了头了，怎么能在主席没有一个健康的儿子的时候，隆重推出自己的儿子呢？”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一个20几岁的娃娃，被捧成‘超天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在韬晦了多年以后，最终竟然选择了与毛泽东公开对立，历史上张国焘、王明、彭德怀、高岗、刘少奇都是前车之鉴。他是一个谋略大师，打仗的特点是“稳、准、狠”，他曾评价粟裕打的仗都是险仗，他打不了，他说自己没有七、八成把握不敢打，却竟将谋杀毛泽东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交给一个年仅26岁的年青人去办。邓颖超生前曾向中央提议毁掉一批“文革”档案，许多未毁的“文革”档案至今也未解密，因此“文革”历史总显得迷雾重重。也许，林彪根本就不知道谋杀毛泽东这件事，他晚年基本已被叶群控制，除刘亚楼，任何人见林彪都必须得到叶群的许可，向林彪汇报工作时叶群也在场监视；叶群的确不是一个好女人，林彪最终身败名裂她起了很大的作用。林彪也知道毛泽东要拿掉他，但他也许根本就不想反抗，因为至多让他“光荣退休”，他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的组织者、实施者，亲密战友、好学生、接班人，一贯的拥护者，《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人，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处理他会对“文革”造成的政治影响。后来公开的那份他谋杀毛泽东证据的“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手令，也并没有说明让“宇驰、立果”所办何事。如果他没有谋杀毛泽东，那他也就不会叛逃，据林立果的“妃子”张宁回忆，毛泽东9月12日夜突然回到北京，叶群惊惶失措，急忙调飞机出逃，当时林彪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睡觉了，迷迷糊糊被人架进了飞机。飞机先向南飞往广州，后又调头向北飞往苏联。飞机油尽坠毁也颇让人怀疑，这个善谋的军事天才，难道连“安全撤退”都考虑不到而临危失措？林彪已死，他只能让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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