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大姨的弟弟赶来了，身边还带来一个梳着两条乌黑短辫儿、脸蛋红红的小姑娘。
老舅照例喝了几天大酒，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尽好话，哄得大姐团团转。要是吃饭时不喝两口，那就太没意思了，菜一盘盘端上来，一盘盘吃光，他把所有的好东西吃尽后，才离开齐齐哈尔。我看老舅那间隔得很开的、一大一小的眼睛，总有一种躲躲闪闪的说不出的味道，除了自己，谁也摸不透他的想法。不过这一切，都是我们日后想起来的，当时对他了解的很少。席间，老舅说他们生产队正在建一个做粉条的粉房，投产盈利后年年分红，是件再好没有的事。他是大队会计，近水楼台先得月，力劝大姐把积蓄拿出来入伙，单凭这笔收入就可以过日子了。
“老弟，你姐夫就留这几个血汗钱，把握吗？”
“你兄弟办事，一口唾沫一个钉。”老舅把披在肩上的皮袄往上耸耸，以表明乡下人有时候也可能比城里人更精明，一口喝干一杯酒，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大姐啊，旁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你老弟想到了。不是我吹牛，吃亏的事咱能干吗，这是我们队里偷着干的，上面不知道，你千万别说出去啊。”
我们在一旁听故事，只有张着嘴巴发愣的份儿。
“让我考虑考虑。”吕大姨说。
“我这是向着姐，肥水不流外人田，别人想入伙都没门儿。”
老舅开始醉了，手合在一起，满脸通红地冒汗。他望望大姐，决不相信这个建议会有问题，他是个地道的行家啊。
“你喝多了。”
“我醉了吗？没有。”许是屁股底下太烫，他晃晃身子，把两腿盘在身下，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如果愿意，快给我个答复，过这村可没这个店啊。”
老舅咽了口唾沫，又接上一支烟，沉醉在神通广大的来钱幸福里了，比刚才的得意又增添几分，滔滔不绝讲个没完。对于喜欢讲话的人来说，根本就不用费力去找话题，能谈的事情太多了。他和老姐姐一起谈到父亲死后的情况，一家人活的多么艰难，以及那些已离开人世却使他们终身难忘的亲人和邻居们。说到伤心处禁不住热泪长流，忆起欢乐的时光又纵情大笑。谁叫他喝多了，已经醉得不能再醉，他喝过酒或动感情总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念头不会钻进脑子里呢。我看他是三杯酒下肚，五迷三道，什么事都吹得天花乱坠，满嘴跑火车！
在一个星期内，家里谈的都是这事。
吕大姨想不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往往过于善良，于是征求母亲的意见。除非神仙，谁也不知道以后日子该怎么过，说话听音，锣鼓听声，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还暂时没有多大理由怀疑这一点。母亲没有表态，只说她还是希望吕大姨再考虑一下，务必攥紧这点儿活命钱，大主意自己拿。在通常情况下不能轻易撒手，要是出了差错天知道会怎么样。吕大姨走后，母亲对我忧心忡忡表示，老舅这个人不地道，太滑头，说的比唱的好听，搞不好姐姐得栽在弟弟手里（这种对潜在危险的预感，是人的天性和本能）！
“妈，你怎么不当面跟吕大姨说，背后担心有什么用？”
“人家是亲姐弟，”母亲摇摇头，说出顾虑。“这是他们的事，外人怎么好插手。”
“好朋友就该明说，背后叨叨咕咕算啥，老奸巨猾！”
“这孩子，妈和你谈谈看法，别传过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灾难。很不幸，老舅的主意还是极富诱惑力，被吕大姨采纳了。我的干妈一步走错，步步走错，把自己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就不禁感叹，根据外表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多么容易上当啊！老舅走了，把帽子拿在手上，步伐里透着醉意，他总算干件大好事，把女儿留在大姐家里做伴了。吕大姨侄女小名叫胖蓉，和我个头差不多，圆脸，长长的睫毛下忽闪着一双杏眼，一笑露出一对尖尖的虎牙。胖蓉一身黑袄黑裤，棉袄是大襟的，一点儿不在乎人家说她胖，身上永远带着一股原野上气息（这是我一直不能忘怀，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是春天的气息，她看什么都新鲜，对什么人都亲切。
“瞧瞧，这闺女长得真俊，”母亲端详着胖蓉，从脸望到脚，拉起她的手夸奖。“别看小鼻子小眼，放在哪儿都正好！”
“胖蓉啊，我看你别回去了，”蒋姨双手插在腿间说，“将来给你孙姨做个儿媳妇，行不？”
“行。”
胖蓉仰着红红的脸蛋，甜甜地说，语气那么自然，一点儿不扭捏，不勉强。一看见她的虎牙那么白净，眼睛闪闪发光，谁都禁不住跟着微笑。
“那就叫婆婆。”
“婆婆。”
“孙姐，照老规矩，拿改口费！”
女人们笑起来，胖蓉也跟着笑，她抿住嘴，欠半个身子坐在炕沿上瞅着我。我反倒很难为情，双手捂在嘴巴上面，不想再坐在一旁看热闹了。大人们完全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毫不在意我的窘迫，蒋姨俯下身子，揪起一绺头发想瞅瞅我怎么不说话。我腰一哈，从她手底下钻出去，叫她揪个空，目光盯着脚尖跳起来，说：“我还有事，得走。”我推开门走到外面寒气里，耳朵热辣辣发红，仍旧听到女人们的哈哈声：
“这小子，黄嘴丫儿没褪，就懂得不好意思了！”
胖蓉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干活儿好手。
她一大早就起来生炉子，收拾屋子，打扫院落，把大水缸挑满，每样东西都擦得锃亮，连围巾都不戴，还说城里天气不冷，干这点儿活不算什么。我没去过农村，不知道农村的女孩儿一般不上学，上学顶多读到小学毕业就不念了。我从交谈中得知胖蓉也是这样，家里只供弟弟继续读初中，她去年就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了。在我的想象中，我们的生活是分开着的，分在两个现实之中，他们那儿似乎没搞文化大革命、抓阶级斗争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地鲜花常开，天空永远蔚蓝。胖蓉也没有害怕这个概念，一向无拘无束，不知苦恼为何物，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每次离开她家都忐忑不安，心绪不宁。这让胖蓉觉得不可思议：
“艾平，我跟你讲呀，你干吗鬼鬼祟祟，跟个贼似的？”
“我看看……”
“看啥？”
我无法回答，这一声询问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是一个农村小姑娘无论如何不会明白的。我非常清楚，我有许多经历，她是不可能知道的，也很久没有和我这么大的孩子来往了，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生疏。她无法懂得我，也无法沟通，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彼此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怎么会明白这一切呢。我当时虽然有这些想法，但没有说出来。更何况我早已变得胆小如鼠，处处随和，事事逢迎。只要街上一有动静，我就下意识往外看，退到一边去，就怕红卫兵又来抄家或揪斗我。
“我跟你讲呀，有什么好看的，走就大大方方走呗。”她站在那儿，目光里有掩饰不住的惊讶，两手合在胸前，还在说。
“啊，没事。”
一旦发现街上有人我就不走，开始东张西望，害怕碰到意外，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情，没有安全感。非走不可也绕到他们身后，一溜烟地逃掉，尽量不和人家打照面，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不过经常是很幸运的，我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这样更好，免得我一整天都脸上无光。胖蓉可不管那么多，一下子从后面把我推出去，捂着嘴巴扑哧笑起来。她在拿人开心，我非常难堪，笑不出来不说，还险些摔在雪地上。
“笑什么？”吕大姨走出来问。
“你看他呀，多滑稽，”胖蓉仍旧缠着我不放，觉得很有意思，甩动着两根小辫儿说。“胸前戴黑心！”
她学得唯妙唯肖。
我把眼睛避开，咬住嘴唇，真是拿她没办法。
“住嘴，不会说话别说，人家孩子就这个习惯。”吕大姨脸色一沉，替我找台阶下道。“像你，一个疯丫头，别人会怎么想！”
“管他呢，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干我啥事。”胖蓉毫不在意地说，一蹦一跳地回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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