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总要涌现出无数抗敌志士、民族英雄；同时，也总会产生出许多汉奸走狗、民族败类。
1937年7月7日夜，月黑风高。芦沟桥头响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枪炮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国民党政权丢弃大好河山，带着金银和家小，纷纷南逃。人民站在黄河岸边，东望烽火连天，黄尘遍地，心中充满惶恐、无助和绝望。真的要亡国了吗，真的要当亡国奴了吗，谁来拯救我们呢？——就在这时，他们又看见一支队伍，身穿打着补丁的军装，背着大刀，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他们不是向南而是向东，渡过了黄河，走进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这支队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现在叫八路军。不久，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支抗日军队新四军又在江淮之间诞生。我们子孙后代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些民族英雄，若不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舍身救国，我们还将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些人，那些卖国求荣、认敌作父的汉奸走狗。二战期间，各沦陷国都有卖国贼，如法奸、俄奸、朝奸、荷奸等，但哪个国家也没有中国的汉奸多，所有国家卖国贼的总和也没有中国的卖国贼多。据有关资料统计，抗战时期中国汉奸人数高达400余万，其中：1、伤亡、被俘伪军约118万；2、抗战结束后被国军缴械、收编伪军约146万；3、伪满、蒙军警约40万；4、各级伪政权中的文官约100多万。这些奸贼，比在华日本军队还多，比日本鬼子还坏，日本鬼子是主子，他们是奴才，要向主子邀功请赏，摇尾乞怜，就不得不努力表现，祸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日本就是依靠他们支撑了八年侵华战争。
现在有许多人说蒋介石是一个爱国者，说他曾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境界。但爱国主义在个人主义面前，又是那样的脆弱不堪一击。在不涉及个人利益时，人人都能表现为爱国，例如：发表激烈的爱国言论，谴责别人的卖国行为，批评别人在国家利益上的温和、退让，要求别人抵制外国货、不去国外旅游，激昂时还会参与砸别人的外国车等。但一旦爱国影响到个人利益、有时哪怕只影响到自己一点点利益时，也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卖国自保，祸国求荣。
蒋介石在他的青年时期，也曾经扮演过一个爱国者的角色。赴日本留学时，他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06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上学时，一天有个日本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这好比支那有四万万人，像四万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蒋介石怒不可遏，冲上讲台，将土击飞，大声斥问道：“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然而，当“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他却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后日本又想进一步侵占我国华北，他依然实行不抵抗政策。调集几十万担负着保家卫国神圣职责的军队去围剿红军。在他看来，亡国损害的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还能做儿皇帝，他和他所代表的政党、阶级，还可以统治人民，还拥有过去的那些利益；但如果败于共产党，他们将失去国家、权力和利益，失去一切，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国策，即使到了他决定“抗日”时也是如此。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确实对日打过一些硬仗，那时全国军民强烈要求抗日，群情激奋，士气高昂，蒋介石已无路可退。但除台儿庄战役外，国军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平津失守，太原失守，济南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武汉失守……日军势如破竹，国民政府遑遑如丧家之狗，逃亡重庆，若不是八路军在华北、新四军在华东牵制住由南北两路向西迂回攻击的日军，中国在1938年就将全面沦陷。国军的节节败退，使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速胜论”的神话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是亲日派的“亡国论”，一时“日本强大，不可战胜”的言论甚嚣尘上，“亡国”的阴霾遮住了“青天白日”。国军为何不能阻挡日军的进攻，普遍认为是国军装备落后。其实，这并不是根本原因，国军中央军也是德式装备，配备着德国毛瑟步枪、捷克式轻机枪和重机枪、迫击炮，与日军不相上下，后来还获得了美式装备，有各类飞机、榴弹炮、山炮、战防炮、迫击炮，高射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反坦克枪以及大量重机枪、轻机枪、步枪、汤姆逊冲锋枪、手枪等；而且军队的数量远超日本。国军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错误的抗战路线，即不发动、不组织人民，单纯依靠政府和英美援助的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为何要实行这种片面抗战路线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评论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卖国政府时说：“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巴黎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疑是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于是巴黎国防政府在民族责任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司空见惯，北宋末年，当金兵入侵时，各地义军纷纷自发集结汴京勤王，却被朝廷全部遣回，终于城破国亡。古今中外的卖国政府都是一样的，国民党之所以不组织全民抗战，就是害怕武装的人民会危害到他们的阶级统治。
中国和日本虽是敌国，但国民党和日本军阀在反共的政治利益上是一致的；国民党内水火不容的两大敌对势力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反共立场上也是一致的。汪精卫降日，搞“曲线救国”，就是想与日本联合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汪精卫还远没有那个实力一次次发动反共高潮。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以统一政令、军令的名义，限制共产党发展，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打正规战，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然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团结，又斗争，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战斗中成长，越来越壮大，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多。这更加重了蒋介石的忧虑，在日军进攻势头被遏制，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便撕下假面具，露出了反共的真面目。
1939年元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四条反共措施：1、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借日伪之手消灭共产党抗日部队，并限制八路军的发展。2、“枪不离人，人不离乡”。限制共产党扩充军队、扩大活动区域。3、统一行政、军不干政。阻止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4、给养粮秣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自筹给养。然后，又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名义，取消中共建立的胶东北海行政公署，逼迫八路军部队撤出滨海地区泊儿镇一带。1939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直接下令，驱逐八路军山东纵队出山东到北宁路作战，沈鸿烈公开提出“宁伪化，不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组织“扫马（马克思主义）大队”、“反列（列宁主义）大队”，进行积极反共。国民党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到山东后，沈鸿烈伙同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缪徵流等人，规定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鲁南、胶济路以北八路军各支队在数日开赴指定地点集结。1939年6月到12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东八路军进攻90多次，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等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杀害抗日军民1350多人，扣押抗日干部、战士近1000人。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正宁、宁县等五个县城和边境的十六个区。中共在对其谈判未果后，被迫自卫反击，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进攻日军，目的是将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境地。二纵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便宣布二纵为“叛军”，调集6个军进行“讨伐”。二纵苦战突围。阎军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隰县等6个县的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军在晋西北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五八旅，在晋东南联合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600余人，绑架1000余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抗日政权被摧毁，捣毁南阳城牺盟会《新生报》社，报社人员被活埋。1940年2月至3月间，国民党鹿仲麟、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配合日伪军进攻晋东南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多次制造摩擦事件，八路军再三忍让，出手反击，歼灭朱怀冰97军军部和两个师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两万余人。
1939年，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突袭包围东海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害团长在内官兵数百人；围攻高邮抗日游击队，杀害抗日军民数百人；围歼民间抗日武装队伍3000多人；多次进攻与日作战的新四军。1940年3月5日，国民党江苏省执委会通过了《江苏省防止某党活动办法讨论案(附办法) 》，3月22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随后，韩德勤对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新四军发动攻击，5月之后又数次进攻皖东新四军，企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1940年7月，蒋介石签署了《中央提示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1940年9月，国民党军两路向南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继续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按韩德勤要求退出姜堰。但韩德勤依然步步紧逼，集中26个团3万余人，进攻黄桥新四军部队。新四军自卫反击，歼其11000余人，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名义，电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突然袭击，激战7昼夜，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少数被俘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事后，蒋介石又诬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7月，日伪军1？7万人对盐城地区进行大扫荡，当新四军与日伪军在阜宁县东沟等地激战时，韩德勤部攻击新四军益林阵地，使新四军腹背受敌。1941年8月，日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淮海区，被新四军三师击退。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由秘书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同时，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以20个师分9路闪击延安。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袭扰边区境内。后在世界舆论和苏、美、英等国的警告下，蒋介石被迫停止行动。
从1938年9月至1944年3月，国民党共动用190万军队，制造反共摩擦约2500余次，严重削弱了持久抗战的力量，国共合作抗日几次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还于皖南事变后，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军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不是哪一个政党的胜利，全中国人民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国民党在这场战争中，担负着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的任务，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这是他们的神圣责任，抗战虽然是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但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然而，要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除了抗战到底，没有其它道路，而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却还有其它的途径。国民党的汪精卫政府，公开投降了日本，搞“曲线救国”；国民党的蒋介石政府，直到1942年才正式对日宣战，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６个年头。蒋介石为何到此时才对日宣战？他一直心存二意，一边和日本打仗，一边在秘密寻求和日本谈判的机会，只是日本有了汪精卫以后就瞧不上他了，宣称“不以蒋为谈判对手”。即使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以后，蒋介石还像个婊子，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讨价还价，要挟美国如果不答应对他的援助条件，他就和日本媾和。美国政府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杜鲁门后来就曾骂道：“他们是一群贼，美国的援助，十之八九都进了他们个人的腰包。”美国政府也看出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并不寄希望于蒋介石政府能领导中国抗战，只希望他们不至于成为敌对力量。斯大林也批评蒋介石：“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又说：“我同意中国东北四省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但中国人必须努力作战，过去的表现太差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是共产党首先高举抗日救亡大旗，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历史责任。还在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进行全力围剿之时，中国共产党就于“九?一八”事变后第3天，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随后，又接连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文件，深刻揭露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罪恶目的，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随时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并积极履行武装抗日政治承诺，派出杨靖宇、周保中等一批重要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又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奔赴抗日前线，这支队伍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剿，1万多人仅突围4千余人，方志敏等一批杰出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杀害。
是共产党积极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系统阐明将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后，一方面大力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是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疑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国军节节败退、“亡国论”阴霾弥漫之时，从延安的一孔窑洞里，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这个窑洞里，七天八夜没有合眼，饿了就吃几块烤芋头，渴了喝一口苦茶，连大小便都不出门，炭火烧了棉鞋也全然不知。第八夜过后的早晨，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拍拍脑袋说：“天旋地转，天旋地转。”然后叫卫士立即将文稿送到清凉山印刷厂排印。这部文稿，就是《论持久战》。《论持久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有一个乡绅，读了《论持久战》后，拄着拐杖来找八路军，说：“后生们呀，咱们中国又出圣人了，咱们不会亡国了。”随后动员自己两个儿子在内的13名本家子弟参加了八路军。作家梁衡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依稀在孩童时我就听父亲讲过这本书的传奇，那时他们在边区，眼见河山沦陷，寇焰嚣张，愁云压心。一天发下了几本麻纸本的《论持久战》，几天后村内外便到处是歌声笑声，有如春风解冻一般。”《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虑，使全国人民明确了进行抗战的道路，极大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后战局的发展果然都在这本《论持久战》之中。毛泽东同时还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这些光辉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唯一能使弱国打败强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
是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抗战初期，正面战争是主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确保其占领区，采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集中力量对付在敌后的共产党武装，主力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的主战场。进入战争后期，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军后方区域更加缩小，敌后战场则正在开展攻势作战，敌后游击战争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据统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比例，1938年为58?8%，1939年为62%，1940年为58%，1941年为75%，1942年为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钳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不但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使日军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而最终覆灭。
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共19个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而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丧失国土达279万平方公里，使国家、民族遭受了惨重损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日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二、所有伪军一律就地改编为国军，维持当地治安；并不得接受共产党改编。三、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依旧在对日作战，因为在共产党武装控制区内的日军拒绝向共产党武装投降。朱德向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出了命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长期战斗的区域内，日军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如果不投降就坚决予以消灭。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讲，这是一个难以言明的事实：在战争进程中，由于正面战场的战线不断后退，形成了面积广大的敌后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覆盖除西南、新疆以外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哪里有日本鬼子，哪里就有共产党，就有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其它革命武装，是共产党收复了国民党丢弃给日本的广大国土，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则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胡宗南统领40万大军，八年抗战除一次驰援武汉外，未对日放过一枪。日本投降后，国军根本无法迅速开进这些共产党武装创建的解放区。于是，蒋介石拟定了一份受降人员名单，在这份受降名单中，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将领，依靠美国的飞机、军舰，迅速调动军队，抢占胜利果实。他所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也算是一招妙棋：让伪军摇身变为国军，让他们将原先占据地区的日本太阳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让他们就地维持治安，国民党既得到一批部队，又算是占领了这块地盘。对于更是鞭长莫及的东北地区，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外蒙古脱离中国版图。斯大林说：如果不尽快达成这份协议，共产党武装就要进入“满洲”。国民党以出卖国家领土为代价，从苏联手中“换取”了东北地盘；中国战胜了日本，却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国民党的党旗是青天白日旗，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天空是一轮白太阳。然而到了抗战时期，在中国的西北黄土高原的上空，又冉冉升起一轮红太阳，毛泽东成了中国的大救星。这不是人民对毛泽东个人的歌颂，而是对共产党的歌颂；更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任何领袖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并不是任何领袖都能得到人民崇拜的，人民对领袖的歌颂是自觉、自发产生的。中国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长期处于愚昧状态，但他们也知道，谁爱国，谁卖国；谁为了人民，谁压迫人民。八年抗战，国民党既保存了实力，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他们失去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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