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太困了,我睡到日上三竿还没醒。
母亲摇醒我,好像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趴在炕底下的虎子见我醒了,两只前爪扒住炕沿探过脑袋和我亲热,母亲推开虎子一脸凝重地说:
“快起来,我得买黑布去。”
“干什么用?”我问。
“做黑纱。”
“什么?妈你再说一遍。”
“你干爸走了。”
“他昨晚不是好好的吗?”
我一骨碌坐起来,两条腿在被窝里伸直,昨晚的那份好心情抛到九霄云外,我根本就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一时还回不过神来。
母亲说,小孩子懂啥,那是回光返照。
一个人命运真是变幻无常,去年吕大姨夫在北京做完手术,身体一直不好,再加上有些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医生说他顶多活一个年头,现在果然应验了。吕大姨夫早晨醒来,嘴里吐出两句混沌不清的话,头一歪落在枕头上。吕大姨吓坏了,忙去掐老伴儿的人中,人已经气息全无。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死亡的隐秘既简单而又庄严,从那时起他再也不会感到烦恼和悲哀,是多么的令人惊奇和惶恐!一时间乐极生悲,喜宴变成了丧礼,昨天还欢欢喜喜的院子里,一片肃穆。屋子里挤满了人,里间那道门敞开着,吕大姨头发蓬乱地伏炕痛哭,悲恸欲绝,哭声整个院子都能听得到。人们一边劝她节哀,一边商量如何办理丧事,昨天酒喝得太多了,大家夜里都没睡好,宿醉未醒,但这时候需要人手,送葬前的事情还会少吗,哪能一下子全想起来。
“吕嫂呀,真想不到,怎么就不行了?”傻老孟的帽子夹在胳膊下,一只手理着蓬乱的头发说,“还有一头猪没杀呢,不办利索再走。”
“放什么没味的屁呢,没喝就多啦,不会说话别说。”傻老孟媳妇呵斥丈夫。况且,这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老孟媳妇,少说两句吧,你不看看场合!”蒋姨打断他们,自己也忍不住流泪了。
吕大姨夫躺在炕头,人显得小一圈,眼皮合着,脖颈僵直。可以看出,他走的突然,没受什么痛苦,那样子与其说死了倒不如说还在熟睡不醒。莫不是我的干爸因为长年患病,身心感到极度疲乏,真的需要好好睡一觉,休养生息。傻老孟跳上炕去从背后扶起尸体,蒋叔叔给死者穿上崭新的寿衣,棉袍上还散发着樟脑味。里里外外都打点好后,吕大姨夫变得像一个旧社会的掌柜家。屋里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张镶嵌在镜框里的黑白照片,照片前有四盘点心,一瓶酒,三炷香。我看着镜框里的吕大姨夫,他也阴森森地看着我,仿佛始终注意房间里的一举一动,我们干什么全知道。我突然想起样板戏《红灯记》里鸠山对李玉和说的话:“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啊!”那时我不理解这话的意思,现在有些理解了。蒋叔叔拿起一瓶酒,一口口含在嘴里喷在炕上炕下去“邪气”。
“你浪费呀,”傻老孟抢过瓶子灌进嘴里一口道,“这才提神哪!”
死神做着自己的事情,人们也做着自己的事情。从院子到屋里都是来吊唁的人,大多是吕大姨夫同事和邻居,男人们摘下帽子拿在手里,女人留下五角或一元钱,胸前都别朵小纸花,一个个瞥一眼死人,要流泪似的,然而那泪却流不出来。老两口子没有孩子,母亲给我胳膊系上黑纱为干爹戴孝。来人越来越多,出去了一批又进来一批,悲哀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大家都劝吕大姨想开些,吕大姨夫患肠癌这么久,人走了并没有什么遗憾,而是一种解脱。再说他走得很平静,没遭罪,也是修来的福。吕大姨靠火墙坐着,打了几次喷嚏,擦一擦鼻子和眼睛,已经没一点儿力气。一小拨人,多半是女人聚集在里间陪伴着她,姐姐端着一碗大米稀饭送过来,吕大姨摆摆手示意不想吃,又点起一支香烟。
“大姨,”姐姐说,“你吃点儿吧,一天都没吃饭了。”
她吐出一口烟,似乎没有听见。
“这怎么行,再悲痛也得吃东西呀。”母亲又小声劝一遍,“他干妈,就喝一碗。”
“喝不下去呀。”
“喝不下去也得喝,要不哪来力气顶过这一天?当初你怎么劝我的,轮到自己就不好用了。”
“这死老头,走得这么早。”吕大姨用一只手臂遮住浮肿的眼皮,从无法抑制的悲伤里回到实际中来。“再等我几年,两个人一起走多好。再说,人一走工资就没了……”
“别这么说,他干妈,不是去找厂里了吗?”
“现在还没信。”
“那就等着,别着急发送。”
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尸体不宜久放在屋里,时间一长散发出一股死人气味。新搭的大棚里扯上电灯,变成了灵堂,死者被抬到大棚里,从头到脚捂在一床新被子里。晚上,夜色朦胧,星星闪烁着寒光,黑夜变得神秘难测。灵堂里放着一个烧纸的瓦盆,母亲领我陪着吕大姨蹲在灵前烧纸,我是干儿子,当然也得尽孝。黄纸在瓦盆里变成白灰,随着烟气盘旋上升。家里的门大开着,死人味道填满空间,一切都静的出奇,整个世界都处于死亡和寂静之中,阴森森好瘆得慌。一阵冷风吹进来,拍打着我的衣角和灵棚的角落,烟雾缭乱,灯光幽幽,又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让人不由激起一层鸡皮疙瘩,心里发毛!
我明白为什么还不发送遗体了,是等待和厂里谈判。
第二天一上班,厂革委会头头斜眼领着会计来吕大姨家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见他总紧张。事情远非我们想的那样顺利,吕大姨坐在死者的脑袋旁边,家里的气氛变得相当严肃。斜眼双手背在屁股上表示慰问后,要吕大姨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破四旧立四新,办一个革命化的葬礼。厂里出车运遗体去火葬场,报销费用,至于抚恤金,会计算来算去只能发一千多元。这跟吕大姨的预想差的太多,她恳求再增加些抚恤金。斜眼站在大棚中央,先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怎么照顾,在这方面让步等于放弃原则。斜眼的态度激怒大家,周围响起一片议论:
“谁都应该有同情心,一个孤寡老太太以后怎么活!”
“厂里不能帮想想办法么?”
“一点儿办法没有吗?”吕大姨完全没了主意,“看我一个孤老婆子,没儿没女……”
“你叫我怎么办?”
“别人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你不是刚刚杀了头大肥猪吗。”斜眼把帽子脱下放在手里,假装整理帽子的衬里,旁敲侧击。“要真是这样,不用靠组织,有人给你出主意。”
“你会说人话吗?我呸━━”吕大姨火了,抓起凳子往地上一蹾,猛地打断他。“有屁你就痛快放,人家杀猪干你什么事!”
这几句话呛得斜眼沉下脸,他一只眼睛白着吕大姨,另一只眼睛在看我,让人觉得一个人怎么能长出完全不同的两只眼睛?“我不是来吵架的,有话好说好商量嘛,前题是你们先发送人。”他笑了笑,很不自然,并谨慎地把身子向后退去,但暗含的威胁并没失去最初的作用━━不能照你们的办,而只能照我的办,还是乖乖服从的好!大家都觉得受到某种诡计的欺骗,谁也不知道,又很想知道,交换着眼色,却觉察不出是什么样的诡计?
双方不欢而散。
吕大姨只能先送遗体去火葬场,草草火化了事。吕大姨夫是老工人,没有政治问题,骨灰盒可以存放殡仪馆。不像我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死无葬身之地。临上车前,母亲嘱咐蒋姨和傻老孟媳妇跟着卡车走,这时候最容易出问题,一定要寸步不离看着吕大姨,以免发生意外。这一天十分漫长,天空晴一阵阴一阵,小雪花飘一阵停一阵,我缩着脖子站在那儿,看着送葬卡车驶出家属区胡同,卷起阵阵灰尘消失远处。傍晚,吕大姨在街里的群英楼饭店举行葬后宴,母亲领我去了。昏暗灯光下,大厅弥漫着呛人烟雾,还残留中餐炸鱼的味道,就我们这帮人在吃饭。后来又来了几个熟人,凑上两桌。吕大姨端起酒:
“谢谢大家帮忙,送走老头……”话没说完眼圈就红了。
“谢啥,应该的,我跟吕师傅是老哥们儿了。”蒋叔叔说。
“吕嫂,有啥事,你只管说,”傻老孟干完酒,把杯子往桌上一蹾。“如果可能,不用去找斜眼,我们做好了。”
“以后,我一个孤老婆子,少不了麻烦你们。”
“自家人不说外道话,没说的。”
“那我就替老头谢谢了。”
吕大姨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感动,让在场的男人都湿了眼睛。大家坐不住了,纷纷起身洒酒祭奠吕大姨夫。大人们都不想多说话,唯恐哪句话说不对,触及吕大姨的痛处,可死去的吕大姨夫无法复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也许傻老孟嫌葬后宴太沉闷,很想活跃一下席间气氛,再喝上几杯,解解宿醉,但他每次站起来想说几句话,干一圈酒,都被媳妇的目光盯回椅子上。大家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吃着葬后宴,一道道菜送到眼前,又几乎原封不动收回去。人们很早就离席了,都要赶最后的一班无轨电车回家。
我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白雪皑皑的大地比天空还亮。母亲怕吕大姨一个人难过,夜里没回家,而是陪着吕大姨在她家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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