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坐在写字台前生开闷气，翻起写字台。

　　父亲生前不许我动他的写字台，好像有什么天大的秘密。我拉开写字台中间抽屉，有个巴掌大的半导体收音机吸引住目光。我清楚地记得，这是父亲去广州出差买回来的宝贝，不插电源就收听电台的广播，一家人欢喜好几天呢。我曾偷偷把半导体带到学校炫耀，让同学们也开开眼，父亲知道后数落了我一顿，要不是母亲护着，好悬没对我拳脚相加。

　　本来我家有一个德国造的收音机，抄家时被造反派摔坏了，让我们好长时间听不到新闻，几乎与世隔绝。我摁动半导体开关，响起喧闹的声音，一个频道正在实况转播批斗大会。我不想听下去，转换到别的频率，又传来一阵雄赳赳的革命歌曲：“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我再次换频率，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打开短波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声音时远时近，忽高忽低。我胡乱拨弄旋钮，碰上一种十分陌生的新闻，透过杂乱的干扰声，一个女播音员正在评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克制不住好奇心，耳朵贴近收音机慢慢搜索。电台播出呼号：“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华汉语广播时间……”我一下关死开关，心咚咚直跳，又觉不妥，伸手拧乱频率，唯恐有人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这个频率！

　　我朝窗外看看，外面微风和煦。姐姐妹妹在跳橡皮筋，一忽儿用左脚跳着，一忽儿用右脚跳着。孩子们在大街上尽情玩耍，不知谁家的猫贴着大院门口打盹，一片宁静欢乐景象。我家初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时，幼儿园有许多金发碧眼的小朋友，我们整天一起亲密无间玩耍、生活。母亲告诉我，他们的父母都是苏联专家，是来帮助中国建设工厂的，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欺负人家啊！母亲每次去幼儿园接我，都带糖果分给苏联小朋友。父亲不喜欢那些大鼻子专家，因为一到星期六，厂里便号召漂亮的女职工到俱乐部陪大鼻子专家跳舞，一跳就跳半夜。母亲还买了件旗袍，说陪专家跳舞是政治任务，嘴里经常哼着苏联歌曲《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父亲嗤之以鼻，坚决不唱，也不许母亲再半夜三更出去跳舞，并讥讽她搂着洋人跳舞成何体统，两人还大吵一架。当时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国的敌人，只有中苏关系亲如一家，所有隆重场合都挂着毛主??席、列宁、斯大林像。不知什么时候，斯大林的像给拿了下来，悄悄换上恩维尔·霍查像，报纸广播也连篇累牍地介绍欧洲的明星阿尔巴尼亚。学校老师讲课大谈苏联变修正主义了，和美帝一样是头号敌人。我们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也算在苏联头上，中国人吃糠咽菜，勒紧裤腰带省出粮食和副食品，是为还苏修的外债。

　　父亲扔下报纸，驴脸拉得更长了：

　　“净扯淡，国家和国家也一个样，这不像邻居闹别扭吗，今天关系好，说人家是老大哥，明天不好，就骂人家是苏修。再说大跃进是我们自己搞的，和还外债有什么关系，新闻界乱弹琴，我们不是不干涉人家的内政吗？现在倒好，中国在欧洲只有一个小朋友了！”

　　他停下来，显得太激动了。

　　“闭上你这张嘴，”母亲俯向大洗衣盆，用搓衣板洗起衣裳，手臂沾满肥皂沫。她对什么都讳莫如深。以往运动的经验证明，组织上并不喜欢独立思考的下属，因为他们心明眼亮，说话有理，有利，有节，不做驯服工具。党更信任喜欢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就像国庆检阅的方队，必须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早已侵蚀整整一代人的大脑，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反右时整得你还轻？自己吃不饱肚子，还管那么多！”

　　“我心里堵得慌，跟你念叨念叨。”父亲站起身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大脑和身体不断兜着圈子，从窗口走到门前，又从门前走到窗口，每一次都快撞到墙才回头。他猛地顿住，擦了擦额头，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仿佛环顾四壁又找不到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只好扶着桌子慢慢坐下，尴尬地陪着笑。“在家里说说，又没有外人。”

　　“祸从口出，谁不知道你嘴上没把门的，没准啥时候捅出去呢。再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要忍耐，最好别念叨！”

　　这番对话当然是在以前。这会儿，屋子里静极了，一缕阳光透过云隙照进窗户，细细的尘埃在光柱里舞动，窗外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我呆呆坐着，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时间的流逝是如此缓慢，又有被关在特殊监狱的那种感觉，只能同自己讲话，同自己交往，特别害怕孤独。一个大胆的念头闪过脑海，白天太危险，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我家，等夜深人静藏在被窝里，再听听苏联广播。以后的日子里，我一有机会就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调到最小的音量，屏住呼吸听下去，有时还会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新闻。当然，你得忍受巨大的噪音。